周恩来邓颖超婚姻档案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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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于“五四”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相知于“五四”时期。当时邓颖超名叫邓文淑，年仅15岁的她积极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和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发起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 ，邓颖超是讲演队长。

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一次，周恩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讲台上一位女学生正在讲演，她就是邓颖超。年仅15岁的邓颖超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的情况。说到激动处，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了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回答说：“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与秘书赵炜的闲聊中，经常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相遇的那一幕幕片断。

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邓颖超：“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 ”邓颖超说，哟，当时就觉得恩来长得英俊。她曾经看过周恩来男扮女装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和《仇大娘》等新剧，早就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

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 1919年9月，天津学界男女精英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觉悟社中有2l岁的周恩来，也有年仅15岁的邓颖超，他们在天津觉悟社熟识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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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相爱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学生，将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勤工俭学。临走前他约邓颖超会面。

邓颖超这年才16岁，曾天真地想和朋友们一起帮助周恩来实现独身的愿望，与此同时，她自己也对婚姻抱着悲观厌恶的想法。她说：“在我走读上学的路上，遇到结婚花轿的时候，我心里常想，这个妇女她完了。 ”但是，对于周恩来的远行，她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从拎包里取出一件毛衣塞给周恩来：“据说西欧的冬天很冷，助你御寒。 ”那件毛衣领子内侧绣了一行娟秀的字：“给你温暖——小超。 ”

周恩来旅欧之后，与邓颖超鸿雁往来数百封，但邓颖超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

“那时，恩来撵啊，撵啊，一封信接着一封信……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多少年之后，邓颖超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 “对革命也很同情” ， “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在周恩来眼里， “坚持革命”是他选择终身伴侣的基本原则，而小超，无疑属于最佳人选。

来到法国已经三年的周恩来，这时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这期间，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是那样频繁，可表白却是含蓄的。 1923年春天，邓颖超接到寄自法国巴黎的一封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周恩来的。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感到奇怪，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明信片画面上春光明媚，芳草如茵，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在迎风奔跑。翻过来，三行熟悉的字迹跳人眼帘：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四年的回忆中。但她心中仍然有着拂不开的疑云。出于一个姑娘的矜持，她在信中先以工作的名义征询：她和谌小岑、李毅韬准备建立一个进步妇女组织。继而切入主题，委婉地探询：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总那么快，他说，他非常赞同她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接着，他坦诚地谈了自己改变“独身主义”的原因，向她倾诉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

周恩来的执著和深情是不可抵御的，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他有一次给我一封信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到恋爱的关系。他非常之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说，现在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母亲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的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沸腾起来，我必须马上答复他了，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在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而是相爱的关系了。 ”

于是，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越过万水千山落在周恩来的手上。邓颖超欣然回答：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理想奋斗终身。周恩来久悬的心踏实了，他终于有了感情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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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眷属

1924年秋天，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东工作，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周恩来代表留法党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共四大。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两人志趣相投，交谈之中，互相透霹了自己的恋爱情况。周恩来很信任高君宇，便托他回京时给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书” 。

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 1982年邓颖超回忆说：“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热忱的‘红娘’ ，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

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邓颖超，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考虑到邓颖超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同时也是照顾她和周恩来结婚。

1925年8月初，邓颖超由天津去广州途中，到上海停留了数日。她离开上海时，又特意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邓颖超相信周恩来一定会到码头接她，然而，邓颖超在码头上却没见到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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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抽不出空，就交给警卫副官陈赓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他。陈赓来到码头，瞪大眼睛，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直到旅客都走空了，也没见到他要接的“新娘” 。陈赓沮丧极了，他想到邓颖超也许已经到周恩来寓所去了，迅即赶了回来。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 。陈赓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陈赓正想着如何解释，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码头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 ”就这样， 1925年的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参加婚礼的有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高语罕、洪剑雄、陈赓、张婉华等人，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祝贺。相濡以沫

婚后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到广东区委上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后，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离别都像一日三餐般平常，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关怀，相互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