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英烈墙”上的江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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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史馆内的“复旦英烈墙”上，一个内嵌红五星的花圈图案下，有这样一排文字——

邹泽沛(1916-1941) ，四川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9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 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 1941年7月在狱中病故。

关于这位革命者的事迹，却鲜少有人知道。

叛逆的少年

1913年，邹泽沛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龙门场沱湾街144号(“复旦英烈墙”上其出生时间有误——作者注) 。父亲邹德铭和母亲王氏在当地经营一家专营烤酒和榨油的商号——“兴义社” ，维持全家生活。三年后，母亲生下弟弟邹泽锡。这时，商号生意开始暗淡，父亲又生了重病。

商号生意虽然不景气，但邹家仍希望有人通过读书出人头地。邹泽沛7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德镇高等小学读书。由于读书认真，深受老师和同学喜欢。

1927年秋，邹泽沛考入江津中学。入学时，学校正闹学生运动。邹泽沛积极参加集会和游行，并带头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还与黄宇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作者注)等同学一起传阅进步书籍。

快要毕业那年，发生了“篮球事件” ，将邹泽沛推到风口浪尖。这年上期，邹泽沛给龙门小学校长黎昌辉写信，说他将带回八九个同学，欲与小学老师开展篮球比赛。黎昌辉欣然答应并表示欢迎。

一天，邹泽沛带着同学回到龙门场，却见校门紧闭，不见人影。一问才知，校长黎昌辉听说他在江津中学是“领头闹事”的“涉红”分子，于是拒绝球赛并关闭校门。邹泽沛不堪受辱，领头砸了校门和窗户，并写下“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长黎昌辉”等标语满街散发。

之后，学校将邹泽沛告到县政府，江津中学责令他回龙门场当面向黎昌辉道歉。但在道歉过程中，黎昌辉傲慢无比，恶语讥讽，又造成纠纷。在江津中学无法立足的他，只好返回龙门场，在场上招了十多个学生，办起了私立小学。

考入复旦大学

“兴义社”商号的生意愈加难做，邹泽沛父亲卧病在床，商号的事全由二弟邹泽锡摸索着打点。父亲多次将邹泽沛叫到床前，告诫他不要惹是生非，好好学做生意。但他哪里听得进，对家人说只想到成都读书，父亲坚决不允。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二弟暗中支持。临走时，他送给二弟一本书，封面上写有一句赠言：要得人类解放，贫雇家当家作主。

邹泽沛首先来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习，不久离开成都到了北平。之后，他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

邹泽沛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教联” ，接着入了团。 “教联”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在党内受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有党员，也有倾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当时， “教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革命势力，在教育界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对革命教育进行研究，对反动教育展开批判。

邹泽沛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潮，策动学生运动。他常到街上宣传演讲，由于声音洪亮，吐词清楚，口若悬河，常常吸引一大群市民倾听并赢得掌声。

“要让同济大学燃起革命之火，而且越加旺盛，这就要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已入党的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及唐英之三位团员接上了关系。不久，同济大学团支部成立，邹泽沛对团支部工作进行部署。

这一年，邹泽沛给家里寄回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照片中，他身穿白色学生装，手扶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其实，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不仅没读书，而且参加了“乱党”组织。父亲邹德铭痛心疾首，病情加重。

走上职业革命生涯

由于工作努力，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团委工作，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当时上海无市一级组织，各区工作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 1936年1月，他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邹泽沛非常关心上海各个大学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生活，并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他带去《团员常识》《群众的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等学习材料让大家学习，对团员政治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同济大学团组织负责人李欣想去红军大学求学，他认为在白区总是作隐蔽斗争，不能大显身手。邹泽沛了解李欣的想法后，找他促膝谈心：白区工作屡遭破坏，你若走了，谁来坚持白区工作？再说，你在斗争中学习，可以积累丰富的斗争经验……在邹泽沛的劝说下，李欣打消了去红军大学的念头，继续留在白区从事革命活动。

一次，邹泽沛通知李欣前来领取宣传革命的印刷品。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工作，邹泽沛嘱咐李欣先去大新公司买日用品，然后用日用品的包装盒装宣传品。李欣按此方法将宣传品进行了包装，在返回途中，遭到敌人搜查。敌人掀开背包看了看，没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放行了。由于邹泽沛的细心安排，李欣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监狱中的斗争

1936年4月1日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与邹泽沛住在一起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同时被捕。

两人被收押在新闸捕房。因当局不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抢功，没有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而是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审讯中，许亚、邹泽沛镇静自若，对答如流。由于邹泽沛言辞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四次提讯，都未找到破绽。最后，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八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上海提篮桥监狱又称西牢，是当时远东最大的监狱。这里的政治犯不多，都集中关押在一栋房子里。西牢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严密的隔离措施，牢房前是一条走廊，走廊的东西两头安装了坚实的铁门。铁门平时紧闭，牢房每间仅3平方米，每人一个号子。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李文新。他认为，应该把监狱中的政治犯组织起来同敌人作斗争，并加强他们的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以便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这一设想得到大家赞成。他们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地交流意见，经过协商，最终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同难社” ，订立了章程，确定了活动内容，并选出许亚、邹泽沛等为领导人。二人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这些政治犯中，有七人曾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于是，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团支部，他俩被选为支部负责人。支部建立后，团结了西牢政治犯，加强了大家的联系，推动了同监狱当局的斗争。同时还进行了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狱方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活动，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可供阅读外，其他内容的书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于是， “同难社”向狱方提出要求，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等。经许亚、邹泽沛等多次斗争，狱方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读书要求” 。

政治犯的家属起初以送《三国演义》《水浒》等书作试探，然后有计划地送入哲学、经济学等书籍。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新经济学大纲，唯物辩证法教程等十多种书籍，陆续被送进西牢，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这些书在政治犯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

邹泽沛能言善辩，口锋凌厉，无论是对政治犯的教育还是面对监狱当局的斗争，他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每次放风中，他总会找人谈话、辩论，在未说服对方之前，不肯罢休。他的讲话通俗易懂，大家很喜欢听他讲理论，因此称他为“理论家” 。在他的帮助下，狱中许多同志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其间，邹泽沛给黄宇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希望能寄钱给他，这实际是在暗示对方他已被捕。 1939年初冬，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表弟” ，写信人自称“表兄李文新” ，讲述了他正在监狱，希望尽可能寄钱给他等内容。邹泽锡一眼认出这是大哥邹泽沛的笔迹，从而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属实。邹家人忍着悲伤，寄钱到监狱。 53岁的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更是捶胸顿足，三天后溘然长逝。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他的身体本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罹患了肺病。敌人发现他是“头目”后，对他的折磨和拷问更加狠毒。

邹泽沛的病情日益严重，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的请求，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竟咳出血块。 1941年7月的一天深夜，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病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的黄宇齐在多种场合讲述邹泽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事迹。 195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不久，江津县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将“纪念证”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144号邹家。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