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宗教的思辨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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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死后，玄学的思辨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由于无法再像汉代一样靠灌输让人相信，有人试图从逻辑上做文章，证明政治的必然性。

裴提出的“崇有论”表面上是驳斥“贵无论” ，实际上却是想唤起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重新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但裴本人却死于政治。

向秀和郭象提出的“独化论” ，想将功名和自然重新统一起来，是一种和稀泥的理论。但西晋和平时代的过去，让统一成为不可能。

乱世时期，嬉皮士们最终没有找到名教，却倒向了享乐主义的怀抱。玄学退化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理论依据，进入了尾声阶段。它的逻辑主义倾向，也被更加思辨的佛教所取代。

公元266年（西晋泰始元年），刚刚篡夺了曹魏政权的晋武帝司马炎决定算一卦，看他新建立的政权能够传多少代。他屏气凝神，抽出了一卦，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的是个“一”字。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就是晋帝国只有一位皇帝就到了尽头。

在旁边观看的群臣突然间都傻了眼，一言不发，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皇帝心中的震惊无以言表。

这时，突然从群臣中走出一个人，朗声说道：恭喜陛下！

众人一看，这人是侍中裴楷。大家正纳闷为什么他敢如此大胆恭喜皇帝，就听见他继续说下去：臣听说“一”是万物之本，天得到了“一”就变得清明，而地得到了“一”就变得安宁，王侯得到了“一”就可以让天下忠贞不贰。

当裴楷说完后，皇帝哈哈大笑，群臣也松了一口气，赞叹他的灵活机智。

裴楷实际上利用了《老子》中“一”的概念，置换了数字“一”的概念，将晋武帝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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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王朝作为中国中古时期少有的统一时代，开始了它雄心勃勃但是颠沛流离的命运。晋武帝不知道，虽然西晋的帝位名义上传了不只一代，但除了他之外也只有三代，其中后两代怀帝和愍帝时期，天下已经大乱，所谓皇帝，只不过是流窜的囚犯而已。这样算来，除了司马炎本人而外，西晋的帝位事实上只传了他的傻儿子晋惠帝司马衷一代。

晋武帝称帝之后有过一段雄心勃勃的时期，他希望将晋朝打造成如同两汉一样的统一帝国，并长期维持下去，于是在军事、经济、文化上，都做了许多改革措施。

在军事上，由于疆土刚刚统一，各地（特别是原本东吴和蜀汉的土地上）对晋朝没有形成向心力，司马炎派出了许多司马氏的子孙分布到全国，担任诸侯王，希望依靠亲情的力量来维持统一。同时，他解散了全国郡县的地方军，却授予了诸侯国兵权，最大规模的诸侯王可以组织五千人的部队。

在经济上，晋武帝试图推行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其主要目标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也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

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

比三国时期总人口增加了一倍。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也由于战争中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户籍之中。

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规划了更加革命性的土地改革。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再根据土地的数量、人口、户籍的多寡，进行收税，一方面做到人人有田种，另一方面做到税收充足。

为了考虑周到，晋武帝还规定了许多税收减免措施，从方案的详细来看，皇帝的改革充满了诚意，想全心全意打造一个新的盛世帝国。

而在文化上，晋武帝也继承了两汉的正统，重新捡起了儒教，试图利用儒教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取代那些张牙舞爪的玄学思想，完成一次礼法的复兴。

在晋武帝的张罗下，针对嵇阮、何王等人的批判也逐渐展开，而最要紧的工作，是制定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针对何、王的“贵无论”和嵇、阮的“自然论”进行大批判，从理论上论证他们是错误的。于是文人们纷纷寻找理论，进行大批判。这是一次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

在所有的批判者中，做得最成功、理论上最成熟的，就是裴楷的同族人裴。他提出的“崇有论”将玄学题目的争论引向了又一次高峰。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即便批评“贵无论”的人，也必须利用玄学的工具进行论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晋武帝试图恢复儒教的努力有多么苍白。

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裴出自著名的河东（现山西境内）裴氏家族，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裴秀，中国已知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就出自裴秀之手。前文所说的裴楷则是裴的堂叔。

在西晋时期，随着政权再次儒教化，司马氏政权希望将更多的读书人吸纳到政治之中，而不是让他们游山玩水。嵇康、阮籍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是司马氏的第一大敌。当文人对政治不再抱希望，彻底脱离政治怀抱时，反而是统治者最恐惧的。中央帝国的权威需要所有的人都围着它转，不管爱它还是恨它。

第二个敌人则是何、王等人的“贵无论” 。作为大有为的皇帝， “无为”“静”这些观念都意味着主动放弃权力，这是皇帝不愿见到的。

司马炎认为，当前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盛世，是一个需要人们行动起来，变得有为的时代，人人都应该参加建设强大祖国的大业，只有将前两者的幽灵祛除掉，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歌唱祖国的合唱团。

裴作为西晋的高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政府的步调一致，他认为最大的敌人是嵇康对名教的敌视，引起了整个文化圈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高官们“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 ，其次是王弼的“贵无论” 。

为了对抗两大学说，他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回击，于是提出了“崇有论” 。这个理论表面上是直接反驳王弼，但深层次暗含的却是针对嵇康。

裴的崇有论包含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贬斥《老子》和道教，将儒教恢复到正统地位。他认为《老子》里的确有对的地方，比如强调“一”这个概念。但这些对的地方其实是和儒教经典《易经》暗合的，《易经》也强调“一”和阴阳。同时，裴认为《老子》里错误的地方更多，比如对“无”的强调，这些虚无性的东西不应该当作真理，只应该当作一家之言。

第二，从理论上，他提出事物的本源并不是“无” 。王弼认为，事物总要有个本源，比如，世界上有无数张实际存在的桌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作“桌子”的抽象概念，而“桌子”又可以归结到更大的概念之中，比如“物体” ，每一次归纳，都让概念变得更加笼统，更加大而化之，到最后，如果把普天下的事物都归结成一个概念的话，这个概念就应该是最笼统、最大、包容性最强的。它不能带一点具体的特性，因为只要带具体的特性，就会把不符合这个特性的一些概念排除出去，它也就不是那个终极概念了。所以，这个终极概念只能是“无” ，因为“无”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可以包容一切。

但裴却认为， “无”并不是最终的本源，因为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存在的，而“无”是不存在，所以“无”不能生“有” ，而“有”只能是“有”生出来的。这就像人不能凭空生出来，必须有父母，才能有子女一样。

那么， “有”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有”是被其他的“有”创造出来的。比如，器物是匠人创造出来的，器物是“有” ，如果没有“匠人” ，就无法创造这个“有” ，而“匠人”就是另外的“有” 。所以，各种“有”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联系，每一种“有”都可能参与创造了其他的“有” ，这就有了“群有”的概念。

通过对“有”和“群有”概念的塑造，裴就提出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比如，如果去打猎，依靠“无为”等待是打不到猎物的，必须积极行动起来，选择“有”而不是“无” ，选择“动”而不是“静” ，才能打到猎物。

到这里，裴的“有”主要是针对王弼的“无” 。接下来，裴就把对“有”的概念应用到了政治之中，批判嵇康等人的出世哲学。认为这些人忘记了礼法，从而扰乱了政治。

由于有形的东西容易考察，无形的“无”却摸不着看不见，不容易检验，结果反而能够糊弄更多的人。这些人聚集起来一唱一和，形成了风气，结果造成了礼法废弛，人们不喜欢功名，反而去追求虚无之理。到最后，聪明的人都满口玄理，笨蛋们只知道交口称赞。说一句俏皮话就当成玄妙，当官的不务正业叫作雅远，修身不注意操守，反而称为旷达。

通过批判虚无，裴树立了另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并不是新的，而是旧有的，或者说，按照司马氏政权的期望，回归到汉儒传统中去寻找解药，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去。

但是，裴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当思辨的魔盒打开之后，人们已经无法回归汉儒了。汉儒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盲目相信上的，要求人们放弃思考，只是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再加上一些比附，以及伪造的谶纬，当人们已经学会思考更抽象的问题时，只能继续向下发展。

实际上，裴批评贵无论，建立崇有论，使用的也是思辨哲学和逻辑学，这些学问都是依靠玄学发展起来的，而他的文章如果拿给汉儒看，对方根本就无法看懂。

除了在理论上反驳嵇、阮、何、王等人之外，裴还是个朝政上的行动派。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晋国的朝政最初由贾后贾南风把持，朝野混乱，作为尚书的裴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将贾后废掉，另立更加贤惠的谢淑妃为皇后，后来事情不了了之。

贾后继续执政，与赵王司马伦勾结。但赵王是个有野心的人，掌握朝政后，就逼迫晋惠帝把皇位让给了自己。作为显臣的裴成了赵王篡位的障碍，被赵王杀死了。

裴在写《崇有论》时，可能永远想不到，他所推崇的“有”和“名教”是如此险恶，就算像他这样信心满满的人都无法控制。他所推崇的“动”把他打造成了行动派，却始终没有别人行动迅速。

裴死后，崇有派继续存在，但西晋的政局却让那些试图恢复名教的人心寒，最后不了了之。两晋南朝的士大夫们仍然回到了王弼、嵇康所指引的旧轨道上，并且变得越来越颓废，陷入了享乐主义的泥沼。

独化：最后的调和派

当裴无法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时，还有两个人提出了另外一套理论，试图将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同时把“有”和“无”的问题也结合起来。之所以说是两个人，是因为这牵扯到一通文人公案。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向来不重视版权问题，在西晋时期有一部流行的书籍，到底谁是作者，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这部书就是《庄子注》。在三玄中，《老子》和《易经》早就有了较好的注本，但是《庄子》却一直没有好的注本。阮籍写过《达庄论》，嵇康也一直推崇《庄子》，但真正对之做出全面注解的却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

然而，向秀在死前并没有注完，死后他的稿本零散，被另一个人郭象拿到后接着完成，就形成了今天最流行的《庄子注》。后世一千多年来，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向秀和郭象到底谁的贡献大。

根据《晋书》记载，《庄子》三十三篇中，向秀没有完成的只有《秋水》和《至乐》两篇。郭象为人轻薄，窃取了向秀的文字，自己只做了这两篇的文字，又把《马蹄》一篇的注释替换掉，剩下的都几乎原封不动照搬了向秀的注解。

但这种指控是否属实，现在仍然有争议。向秀死于晋武帝篡位后、西晋灭亡吴国之前，恰逢西晋政治上的上升期，但在注释中却深深地带着社会崩溃之后的沧桑感，比如，书中谈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必然要以一个人为主，这个人就是皇帝。没有皇帝，或者有多个皇帝，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混乱。

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西晋的八王之乱，八个诸侯王争相控制朝政，造成了西晋政治的彻底失衡。向秀本人没有经历八王之乱，他对于“君”也没有这么深的感情，反而是轻薄的郭象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无法分清两者贡献的情况下，只能将《庄子注》看作两人共同的作品。

《庄子注》虽然名为注释《庄子》一书，但实际上却是以《庄子》借题发挥，阐述新的思想。《庄子》的特点本是狂放恣肆、天马行空，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好工具，注释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它解读为“名教”与“自然”结合的书，充满了调和精神。

在《庄子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独化” 。要谈“独化论” ，首先必须谈作者引入的“天然”这个概念，要谈“天然” ，又要从作者同时否定王弼的“无”和裴的“有”谈起。

作者首先认为，世界的本源绝对不是“无” ，因为“无”生不出“有”来。那么， “有”又是什么生出来的呢？他也不认为像裴所说的，是由其他的“有”创造出来的（就像鞋匠这个“有” ，把鞋这个“有”创造出来），而是认为，每一个具体的“有” ，都是自己生出来的，是“自生”的，不是“他生”的。这种“自生” ，就是自然，自己而然，也叫“天然” 。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庄子注》和裴都否定了“无” ，但是裴所说的“有”是动的，是他生的，是被别的“有”创造的；而《庄子注》却认为不是他生的，而是静的，天然就有的。

所谓静的，天然就有的，就叫作“无待” ，也就是不依赖于别的东西而天然存在。能够保持无待，保持天然存在的，就是“独化” 。

“独化”这个概念很像现代物理学中的概念，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外力，就会保持静止或者匀速运动，无始无终。而独化也是，一个物体如果不被其他物体干扰，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无始无终，这就是独化。

从独化又可以引出另一个概念：逍遥。所谓“逍遥” ，就是“无待” ，就是“独化” 。比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看上去很逍遥，但是，它要依赖于风才能飞翔，这就不是“无待” ，也就算不上“逍遥” 。

当宗教的思辨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 //

可是怎样才能“无待”（不依赖于外力）呢？不依赖于外力的物体所处的状态，就叫“玄冥之境” ，也就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政治上，也应该以“玄冥之境”作为标准，所谓“神器入于玄冥之境” 。神器一般指的就是政治。要想达到玄冥，就不要随便施加外力，不要干扰人民的自我运动，让他们自己决定生活方式，这又回到了“无为”的概念上。

《庄子注》一书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回到了道家的无为概念。但它本身又是有为的，希望参与政治运行。这样，一方面否定了贵无派的“无” ，调和了名教和自然的关系，让人们最后还是回到名教中来，参与政治建设。但另一方面，政治建设的手段就是无为而治。这就又做到了不要出世，又做到了无为而治。

魏晋玄学从“无”开始反对汉儒的“天人合一” ，后来人为了反对“无” ，提出了“有” ，最后又有人同时反对“无”和“有” ，提出了“独化” ，再次回归到对政治的参与感。这些理论都有社会背景，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到现在，人们已经不会单独相信某一个理论，玄学真正流传下来的，反而是那些思辨性的论证过程，以及人们对于独立思考的坚持。从玄学之后，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已经土崩瓦解。即便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已经跳出了玄学主题，但思辨精神却保留了下来，直到元明时期，中国的学术才再次被威权主义所笼罩。

《庄子注》作为一部调和的作品，已经是玄学最后的高峰，当它出现时，天下已经大乱。西晋短暂的和平时代结束，进入了烽火连天的战争状态。这个时候，无论怎么提倡无为而治，都毫无用处了。

【摘自：《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郭建龙/著鹭江出版社】

图书信息

书名：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作者：郭建龙著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书号：978-7-5459-1517-4

出版日期：2018年9月

定价：78.00元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重磅新作。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读懂了中央帝国的政治哲学，就把握了中央帝国统治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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