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如何主张丧礼从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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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如何主张丧礼从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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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 , 西汉第三代皇帝 , 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亲薄姬 , 虽然在宫中地位不高 , 但处事淡泊 , 为人谨慎;刘恒七岁被封为代王 , 就国于偏远的代地(今山西境) , 薄氏也随子就国 , 从此远离宫帏是非之地 。 刘邦去世 , 吕后专权 , 刘邦诸子多为吕后所害 。 至吕后去世 , 刘邦诸子只剩下了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 。 这也算是刘恒的避祸得福吧!
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 , 吕后驾崩 。 九月 , 诸吕被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诸臣诛除 。 因惠帝刘盈无子 , 而吕后所立少帝非惠帝之子 , 故被废黜 , 经诸臣权衡 , 遂拥立代王刘恒继承皇帝位 , 是为汉文帝 。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 , 其基本国策就是:休养生息 。 他在位其间 , 励精图治 , 从谏如流 , 把国家带入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时期 。 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 , 是这样评论汉文帝的:“汉兴 , 至孝文四十有余载 , 德至盛也 。 ”就是说 , 汉朝立国至文帝己有四十余年了 , 文帝治国 , 德行最好 。 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 除了有符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和用人之道外 , 必定还会有精辟的言论流传于世 。 现从《史记.孝文本纪》中 , 选出部分可以古为今用刘恒语录来 , 以资借鉴 。
刘恒说法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二月 , 文帝在与大臣们讨论司法问题时说:“法者 , 治之正也 , 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 。 今犯法已论 , 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 , 及为收帑 , 朕甚不取 。 其议之 。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 , 是用来制止暴行 , 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 。 如今犯罪的人已经被治罪 , 却还要让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儿和兄弟连坐并罚款 , 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 。 请讨论 。 ”他还说:“朕闻法正则民悫 , 罪当则民从 。 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 , 吏也 。 其既不能导 , 又以不正之法罪之 , 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 。 何以禁之?”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法令公正 , 百姓就忠;判罪得当 , 百姓就服 。 而管理百姓 , 并引导百姓向善的是官吏 。 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 , 又不能以法令为准绳公正地判罪 , 那就是在殆害百姓 , 并使之犯罪呀 。 还怎么能谈得上禁止犯罪?”
在讨论时 , 对刘恒的这两段语录 , 司法大臣们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 最终废除了民怨极大的连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缴罚款的条文 。 遗憾的是 , 这只限于刘恒时代 , 以后仍连坐如初 。 到了明、清 , 连坐罪更是令人发指了 , 朱棣在处死方孝孺时 , 还创造出一个株连十族的罪名 。 由此可知 , 在专制时代 , 百姓的命运完全系于皇帝个人德行的好坏 。
刘恒说自己:汉文帝前元二年十二月 , 在两个月内连续出现两次日食后 , 文帝即诏告各地官员:“… 。 令至 , 其悉思朕之过失 , 及知见思之所不及 , 匄以告朕 。 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 以匡朕之不逮 。 因各饬其任职 , 务省繇费以便民 。 ”直译就是:“… 。 接到诏令后 , 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 , 包括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 , 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 , 恳请你们告诉我 。 还要推举贤良公正 , 能直言敢谏的人 , 来补正我的疏漏 。 因此 , 官员要履行各自的职责 , 减轻百姓的徭役 , 节省官府的费用 , 做利于民众的事 。 ”
古人认为:两个月内连续出现两次日食的异常天象 , 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 , 警告天子必需纠正过失 。 此时的汉文帝并没有把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 , 而是自责自纠并下诏让官员帮助自己纠错 。 这与后世那种文过饰非 , 把人祸归罪于天灾的作法相比较 , 简直判若云泥 。
刘恒说批评:汉文帝前元三年三月 , 文帝曰:“古之治天下 , 朝有进善之旌 , 诽谤之木 , 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 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 , 是使众臣不敢尽情 , 而上无由闻过失也 , 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 ……自今以来 , 有犯此者勿听治 。 ”用今天的话说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 , 在宫庭外设有进善言的旗帜和批评朝政的木牌 , 用来打通建言治国方略的途径和招徕进谏的人 。 可是 , 现在的法令中 , 有诽谤领袖罪、妖言惑众罪和颠覆政权罪 , 这就使得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了 , 而做皇上的也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了 。 这样下去 , 又怎能招揽到天下贤良之士呢?政府应废除这些阻碍言论自由的法律条文 。 ……从今以后 , 都不能以任何言论来治罪 。 ”
终文帝一朝 , 不以言论获罪 , 始终坚持了下来 。 一个皇帝能倡导言论自由 , 并懂得言论自由对天子 , 对政府的好处 , 懂得“防民之口 , 甚于防川;堵 , 则泛滥 , 疏 , 则通畅 。 ”的道理 。 这在封建王朝殊为可贵 。 可惜的是 , 这种言论自由在专制时代的存在都是短暂的 。 好的政策会因一人的存在而兴盛 , 也会因一人的故去而废止 , 即“人亡政息” 。 所以 , 言论自由在专制时代 , 从来都是昙花一现的(后重现于唐太宗朝) 。 没有民主的社会制度作保证 , 哪里会有言论的自由 。
刘恒说农业:在汉文帝前元三年元月和前元十三年五月 , 文帝分别说过:“农 , 天下之本 , 其开籍田 , 朕亲率耕 , 以给宗庙粢米 。 ”“农 , 天下之本 , 务莫大焉 。 今勤身而有租税之赋 , 是为本末者毋以异 , 其于劝农之道未备 。 其除田之租税 。 ”前一段语录的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 我要开辟籍田(皇家的耕田) , 亲自带头耕种 , 生产供应宗庙祭祀用的谷物 。 ”后一段语录的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 现在农民辛勤地从事农业生产却还要交纳租税 , 这就使务农和从商没有区别了 , 这样是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 。 我们应当免除农田税赋 。 ”
在农耕文明时代 , 一个皇帝如果不重视农业 , 无异于动摇国家的根本 。 汉文帝能亲自耕种籍田 , 了解农民之需求 , 提出减免农田之税赋 , 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 , 实属不易 。 难怪文帝一朝能够五谷丰登 , 六畜兴旺 。
刘恒说生死: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 , 文帝崩于未央宫 , 终年四十六岁 。 其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 , 靡不有死 。 死者天地之理 , 物之自然者 , 奚可甚哀 。 当今之时 , 世咸嘉生而恶死 , 厚葬以破业 , 重服以伤生 , 吾甚不取 。 ”“其令天下吏民 , 令到出临三日 , 皆释服 。 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 。 ”“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 。 ”“归夫人以下至少使 。 ”将以上遗诏合并解释为:“我知道天下万物的萌芽生长 , 最终没有不死的 。 死是天地间的常理 , 是万物间的自然规律 , 没有必要过分悲哀 。 当今之时 , 社会上都是喜生而怕死 , 为了厚葬死者而不惜损家破业 , 为了服重孝而不惜伤及身体 , 这是我最不赞成的 。 我死之后 , 诏令天下官吏和百姓 , 从令到之日算起 , 服丧三日就可以除去丧服 。 三日后 , 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 , 婚庆娱乐 , 饮酒吃肉 , 概不禁止 。 我的丧礼从简 , 不要组织男女群众到宫殿前来哭灵哀悼 , 以免影响他们的生活 。 下葬以后 , 后宫夫人以下的嫔妃一律遣散回各自的娘家 。 ”
多好的临终嘱咐啊!汉文帝至死都在提倡节俭 , 施行仁政 。 可惜他的儿子 , 也就是汉景帝刘启 , 没有听得进去 。 刘恒死后 , 刘启征调了京城附近各县的士卒一万六千人 , 内史所统辖的京城士卒一万五千人 , 去做安葬棺椁的挖土 , 填土等活计 , 辜负了他老子节俭办丧事的一片苦心 。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 , 虽未开疆拓土 , 却能倡节俭 , 薄徭赋 , 行仁政 , 养民生 。 汉初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够得以迅速恢复 ,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 汉文帝功莫大焉 。 刘恒确实是个好皇帝 , 尤其是两千多年前那些充满了仁爱和智慧的语录 , 就是放在时下 , 也是值得执政者们认真研究研究的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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