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

“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些日本人已经在我国东北进行贩毒活动，日本关东厅公布了“鸦片专卖法” ，成立“鸦片专卖公署” ，使鸦片种植、经营和吸食合法化。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专卖公署用利诱加强制的手段，让数以万计的东北民众停种植大豆、高粱等农作物，大量改种罂粟。伪满政府则配合日本人对种植罂粟进行奖励，使东北地区罂粟花遍地，至1935年，平均每年鸦片产量达到500至60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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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今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西北部，位于辽、吉、内蒙古三省（自治区）交界处的八面城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名为“制药中心”的秘密基地，用于制造白面、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并将制造出来的毒品高价卖给中国人民。此举让日本在获取高额利益的同时，也意在削弱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以达到其更好的控制伪“满洲国”的罪恶目的。

日本人在将毒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东北各地的同时，也往关内运。而水陆交通便利的大连，就成了日本在东北最大的毒品集散地。

据统计，这期间东北地区的烟馆如雨后的春笋般建立了起来，登记在册的烟民就达到1300万之众。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几乎每条大街都开设有烟馆和毒品发售所。不管是瘾君子和初学吸毒者都可以堂而皇之在摊前接受皮下注射，男女老少均可享受一下吗啡、可卡因、海洛因的滋味，他们还对少年儿童实行优惠，每注射一针只收一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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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不断拓展，日本人又接连在东北的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地，相继建起了制造吗啡、海洛因、白面及其他毒品的工厂。这些工厂制造出来的毒品，均打上“日本军用品”的字样。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如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毒品均运交当地的日军司令部；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则运交日本设在当地的领事馆。日本军舰在中国沿海运送鸦片，日本炮舰则在中国各大内陆河进行转运。

日本人这一招很是毒辣，由于东北地区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为了排遣国破家亡的苦闷，便用鸦片、白面来麻醉自己，聊慰精神上的痛苦。一些伪职官员也以烟馆作为麻醉的场所，闲暇之时也多半是到那里去消愁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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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华北地区推行毒化政策的大本营是天津。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后，不到三年，日本人便建立了从天津到中国内地乃至远东每个角落的秘密运输线。在天津，整个日租界都成了毒品制造中心场所。在市区，烟馆、白面房子比比皆是，加上兼营毒品的药房、洋行、旅馆等场所，共有两百多家。在大街小巷或饭店旅馆附近，行人总会闻到烧鸦片的香味。烟灯烟枪等一应吸毒用具，都可以在商店里公开陈列出售。

在法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处，有一条秋山路，属于日租界的那一边，所有的洋行都是烟窟。从早上到午夜，只要随便走进一家洋行，都可以看到有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吞云吐雾，人力车夫、小商人、机关职员、小官僚等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与天津毗邻的北京，也成了毒品的重灾区。日本人在市区强占民房和歇业的旅馆，用来开设烟馆、白面房子和赌场，售卖毒品的店铺充塞大街小巷，其数量之多难以统计。在哈德门街附近的一座饭店后面，有一间日本人开的两层楼房的烟馆，到那里购买或吸食毒品的中国人每天至少有40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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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恨的是，除了日本人，一些朝鲜游民也开起了烟馆、白面房子，为了竞争，在瘾君子手头告急的时候，什么东西他们都收，衣被杂物、自行车、三轮车，甚至小孩，都可以用来作为抵押，换取毒品。结果，使得当时北京的北城和西郊一带贫民区，偷小孩换毒品的事情屡屡发生。

除大城市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地区的一些县城也开设了许多贩卖毒品的店铺和烟馆。长城各口和冀东各县，都是日本人公开输入和销售毒品的地区。推销毒品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为了诱使更多的中国人吸毒，日本人还设立了“花烟馆” ，烟馆中养些女人作为“设女招待” ，烟馆就成了吸毒、嫖妓的一体化场馆。

为了使不同阶层的中国人都加入吸毒的行列，以扩大毒品的销量，日本人，也包括那些朝鲜游民，他们除了开设“烟花馆”外，还在各地因陋就简的开设了许多简陋的烟馆，有的只是一间房子，里面用木板支起床位，烟具因多人重复使用而变得满是污垢、烟垢，肮脏不堪。光顾这种烟馆的大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和无业游民。有些烟馆也设有不同档次的烟室，隔间里面的称为“雅座” ，属于高级别的吸烟室；此外就是 “散座”了，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内设个大通铺，可容纳数十乃至上百个烟民，他们背靠背地躺在上面，像加叠塞似的挤在一起吞云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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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开烟馆的日本人还采取类似传销的手段，让老顾客去拉拢亲戚朋友，发展新烟民，谁能拉来一个新顾客，就给予一定的奖赏，或免费供他吸食一段时间的白面。通过这种手段可以让烟民的队伍不断壮大，顾客多了，生意自然就久盛不衰。

有的日本人为了扩大销路，则雇用朝鲜游民和中国流氓去当推销员。这些推销员携带着优质的鸦片或海洛因，深入到村镇，挨家挨户宣传吸食毒品的好处，还免费提供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引诱中国老百姓品尝。而在烟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些烟馆还主动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如此一来，不但吸食方便，价格还比烟馆便宜得多，不少寻常百姓家足不出户，就能吸食大麻、白面，有的全家都成了瘾君子，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杆为烟枪轮流用。更有甚者，有的日本人用鄙劣手段胁迫中国老百姓购买，谁如果不买他的毒品，他们就将“反满抗日”的罪名强加于对方的头上。

日本在中国推行毒化政策，其罪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不知有多少人因染上毒瘾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或是铤而走险，沦为盗窃抢劫，甚至杀人越货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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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日本政府和军方是严禁日侨和驻华日军吸毒或赌博的，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惩罚措施。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经印发了一本名为《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对在“满洲国”任职的日本军吏做出三十条规定，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绝对禁止日本人吸食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和赌博行为，尤其是日人官吏，违犯者予以免职或其他处分，对于其他民族则放任不问。 ”条款中的“其他处分”是很重的，一个日本人如果在赌场里被宪兵发现，就要被遣送回原籍，吸毒的日本人有的甚至要被判5年徒刑。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给士兵的小册子中的第十五条说:“毒品的使用是不配于像日本这样的优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国人、欧洲人和东印度人这样颓废的民族，才会沉溺于毒品之中。这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消灭的原因。 ”另一条则说:“日本的兵士如果使用毒品，就不配穿皇军的制服，也不配尊敬我们神圣的天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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