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噪一时的“满仓儿案件”始末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北京发生过一桩下层武官家千金小姐被骗卖为妓的案件，颇有传奇意味由于太监插手，袒护逼良为娼的乐户，审案官员反受牵连。全案过程错综复杂，本已弄清真相的小案，发展为“三法司”会审、最后由部院大臣和谏官们组织“廷讯”的大案。又因都御史附和厂监，初审官员受累。最终激怒刑部一位小吏，上书揭露厂、卫不法，要求改良司法。因而被同时代的文人作为典故加以记述，后竟载入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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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广泛涉及明代中期的政治、社会多个方面。事实如下：

彭城卫千户吴能，家庭贫穷，闺女满仓儿虽不乏姿色，但长期无人前来提亲，只得把女儿交付媒婆，物色人家。千户乃五品官员，彭城卫虽为京卫军的一部，但非“亲军” ，不隶属都督府，地位比较卑下。媒婆也并未把这位穷千户放在眼里。她见利忘义，很快便告诉吴家，皇亲周彧要了姑娘。实际上是使用欺骗手段，把满仓儿卖给“乐妇”张氏。吴能不久病故。姑娘又被张氏卖给乐工焦义，焦义再转手倒卖给同行袁磷，从此被追当上了卖唱的歌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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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能的妻子聂氏，长期不见女儿回来，产生怀疑。四处打听，终于在歌场中找到满仓儿，要她回家。但满仓儿认为父母出卖自己，以致沦落为妓，由怨生恨，便横下心来，不认生母。聂氏只得率同儿子，强迫她返回家中。可是，袁磷不愿失去这棵摇钱树，最初向聂氏说好话，表示愿出10两银子赎回满仓儿，被聂氏拒绝了。

袁璜认为，满仓儿原是自己花钱向焦义买来。尽管姑娘的亡父是个官，但无钱无势，他同样不放在心上。用银子赎回姑娘的要求碰壁后，就无所畏惧地直接向刑部提出控告，希望能够索回满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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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郎中丁哲传集双方当事人，和员外郎王爵会同审理，弄清了满仓儿被卖的真相。袁磷因强词夺理，被当堂笞责，回家后过不几天一病不起。经御史陈玉、刑部主事孔琦验尸，由袁家安葬。满仓儿则断归聂氏。

当时的歌妓，虽说以卖唱为主，但如果被有钱有势的人看中，被迫陪宿，司空见惯。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儿，就不只一次和满仓儿奸宿。此人不满丁哲，唆使袁妻向东厂上告。还亲自出马找到乐妇张氏，要她一口咬定满仓儿是她妹妹，已经卖给周皇亲。另派校尉杨某，找到满仓儿串通供词，还撺掇她离家出走，到外面躲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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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经杨鹏上奏，发交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司官追索满仓儿不得，对聂氏施加酷刑，聂氏供出当初嫁女的经过。镇抚司袒护杨鹏叔侄，最后把丁哲和王爵两人拟罪，奏覆皇帝，草草结案。原被告的是非曲直没有审清，反而裁定首次问案的刑部官员有罪，引起了皇帝关注，再命都院，大理寺、刑部和锦衣卫，各派官员，联合审理。

会审官员认为，满仓儿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必须传讯到场。他们从镇抚司办案原件中得睹聂氏供词，认为姑娘既是周皇亲家的人，自然在周家，立即派缇骑到皇亲府邸提讯姑娘。毫不知情的周彧大吃一惊，交不出人。 “三法司”和锦衣卫官员也并未认真迫寻，便匆匆启奏皇帝，找不到满仓儿，一时难以结案。执法机构的草率和拖沓作风，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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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情太反常，皇帝决定弄个水落石出，因而传旨，交由部院大臣和谏官们组织“廷讯” ，再由都察院拟具处置办法，报批执行。这一次，会审官员不敢因循，终于逮到了满仓儿，再次了解到媒婆、乐户等把少女当做商品买来卖去的事实。

谁知都御史闵珪惧畏东厂权势，不敢秉公处理。他拟定：丁哲“因公杖人死” ，处徒刑；王爵、陈玉、孔琦和满仓儿母女，处杖刑。

这样的处理意见，惹恼了刑部小小的典吏徐珪，他立即上疏，指出案情并不复杂，但两次会审没有结果，全是承审各官惧怕东厂的缘故。现在，满仓儿不认生母，只处杖刑，而丁哲、王爵当初原已作出正确判决，却连同两个验尸官拟处徒刑。这种“轻重倒置”的做法，也是“东厂威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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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珪还指出，他在刑部供职三年，对“盗案”多次目睹耳闻。被控为盗的大半都是东厂和锦衣卫缉获的。这些人，有的直供厂、卫校尉接受贿赂、代人报仇，诬指他们为盗；有的供认， “校尉受首恶赃” ，把他们当做替罪羊来抵罪；有的则是校尉挟嫌报复所致。刑部官员虽然了解这些冤情，可依旧秉承厂、卫意见结案！他要求，把杨鹏叔侄、撺掇满仓儿的贾校尉，连同满仓儿一起处以死刑。撤消东厂，镇抚司有关官员充军到“极边地方” 。丁哲等四位官员则各升一级， “以洗其冤” ，同时还提出改良司法的一系列意见。最后表明，自己“左右前后，皆东厂、镇抚司之人” ，为这份奏疏，一定会遭到报复。可是， “愿斩臣头，以行臣言” ，表明了“虽死无恨”的明朗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