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下)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下)

作者:李甜

制作:童达清

第644期

摘要:现有徽学研究大多关注徽州社会或徽州人本身 , 至于徽州与毗邻区域的互动关系 , 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 本文从宏观层面梳理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 , 分析汉代至芜湖开埠以前的皖南区域中心之转换过程 。 文章认为:一方面 , 从唐代的“宣歙”到明清的“徽宁” , 两地排序的微妙变化折射出地方实力之转换 , 以及皖南区域中心的嬗变历程;另一方面 , 自唐代以降 , 宣歙(徽宁)地区与江南等周遭地域相比 , 由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相似性 , 被视为一个文化整体 , 黄山也逐渐演化为两地共同的地域象征 。

关键词:区域格局;地域象征;人文变迁;地域关系;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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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交流与地域认同

1.徽宁的文化交流

“徽宁”地域认同的形成 , 离不开两地文人的文化塑造 。 明代中后期的宁国府讲会运动 , 为徽宁文人的思想交流提供表达的空间 。 明代徽宁文人对此十分在意 , 宣城人汤宾尹说:“宣界歙而都 , 风英流美 , 以蚤得承问为快 。 ”认为宁国府有地利之便 , 能较早接触徽州的文化思想 。 宣城梅鼎祚亦表达同样的意思:“宣歙错壤比畺 , 风声所及 , 河润非遥 。 ”宣城文士梅守箕说:“余郡与新都邻 , 而余之识新都人也 , 自胡仲鱼始 。 已而识汪仲淹 , 已而识谢少廉、程子虚 , 已而识汪仲嘉、刘季然、方嗣宗 , 已而识汪司马伯玉先生 。 ”宣城梅鼎祚送别徽州友人:“邻壤风相及 , 行云暮亦还 。 ”歙县汪道昆给旌德文人写信称:“宛陵、新都相为唇齿 , 君侯在旌犹在歙也 。 ” 可以想见文人往来的热络程度 。


“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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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宁二府的乡试考场设于旌德 , 为两地书生的交往创造了条件 。 徽州人潘伟这样解释与旌德方学成的交游:“往时学使者科试驻节宣之属邑旌阳 , 校两郡之士 。 士之有声庠序、以文章知名当世者 , 则相聚过从游讌 , 予因得交于松台方君 。 ” 光绪宣城教谕曹崇庆为歙县名士曹振镛之子 , 写词吟咏:“此日宣州 , 当时歙浦 , 两地溪山亦有缘” 。 康熙进士旌德张守式在徽州设馆 , 其族人张守乡也“设馆于歙之石门” 。 歙县程元愈入籍宣城廪生 , 其子程隆家在乾隆年间“以歙籍成进士” 。 宁国县商人后裔张守镕居于宣城湾沚 , 与徽人后裔乾隆进士朱元荟聚首论文 。 上述的事例 , 无疑反映徽宁文人的密切关系 。 民国时期籍贯太平县的作家苏雪林 , 自认为是胡适的徽州老乡 , 这虽是个人行为 , 却也反映出一种地域倾向 。

需要指出 , 文人之交固然引人注目 , 徽宁两地在画派、版刻、医药界等方面的交流亦很频繁 。 泾县朱爵(1791-1855)弃儒习医 , “时徽郡多名医 , 公三至其郡 , 遍询其学而学焉” 。 太平孙广拜师于歙县医生程敬通 , 大精其业;同邑周之明则从泾县查了吾习岐黄业 , 深得其旨 。 旌德汤氏是著名的版画刻工家族 , 汤炳南在南京经营书坊 , 极力推广木活字印刷 , 印行范围上自经史子集 , 下至民间文学小说、戏曲唱本、杂谈传奇、神话故事 , 延续徽派版刻风格 , 是当时金陵一带影响较大的书贾 。

在徽宁文化的交流互动中 , 徽州一直保持着文化优势 。 “季福”的话展示出徽州人的“大哥”心态 , 这种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强大而稳固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 。 徽商程海若的妻子曹氏说过:“今赤手筹筴 , 或假铢两博千金 , 悉吾徽人也 。 ” 这也是理解徽宁地域关系的一种视角 。

2.作为共同地域象征的黄山

黄山是皖南山区海拔最高的核心地带 , 位于徽宁二府交界处 , 三十六峰中有八座属于宁国府 。 太平县与歙县接壤处为乌泥岭 , 徽宁自此分界 。 在旌德南境山区 , 可遥望天都、莲花、狮子三峰 。 旌德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站在窗前 , 就能看到黄山的风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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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从旌德远眺黄山

照片来源:2014年10月17日摄于旌德白地镇柏树下 , 远方为夕阳下的黄山 。

随着明代山区开发的深入 , 徽商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持黄山南部的开发 , 通往黄山的三条道路 , 以歙县汤口的上山路线最为方便 。 与此同时 , 黄山北部开发也稳步推行 。 弘治年间 , 宁国府同知姜绾在太平知县张瀚等人陪同下 , 自太平境内的北坡登上黄山 , 可见其时道路已经修通 。 太平陈、谭、冯三姓为“黄山公举” , 可能是担任乡约一类的职务 , 其中陈钰不避艰辛 , 独任其劳 , 后人立黄山吕公庵纪念 。

明万历年间 , 有徽商在黄山判买山场数千亩 , 伐木贩运江南 , 天启间被人告发 , 成为轰动一时的“黄山大狱” 。 在这场官司之中 , 与歙县相邻的太平县也被牵涉进来 。 天启太平知县童学贤不为强邻所慑 , 保护了当地的利益 。 当地人立童公祠 , 胡笃卿《童公祠记》大致勾勒事情的经过:“适歙邑吴以漏黄山山税闻于上 , 道府亲勘 。 歙故耽耽 , 思有一当 , 以分其过 。 侯属地尽标以旗 , 实皆绝巘陗壁 , 与歙令争 , 岁省几千缗 。 ” 经此一役 , 太平成功摆脱歙县试图转嫁的负担 , 并使得徽宁二府在黄山的行政界线以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 。

实际上 , 明代时黄山仍是养在深闺的无名之山 , 据日本藏《大明地图》 , 皖南及周遭区域标出九华山、天目山、钟山和三茅山 , 却未标注黄山 。 黄山的形象转换 , 与明清徽商的崛起息息相关 。 清初的黄山形象经历从“世外山”到“黄山灵奇”的形象变迁 , 后者通过自然景色的描绘及人文景观的凸现 , 表现徽州人对黄山乃至徽州的文化自豪感 , 甚至顺应十七世纪下半叶“徽州意识”的重建这一社会文化思潮 。 由此 , 黄山不仅是皖南核心地带一座界山 , 也是徽州人地域认同的文化纽带 。 有记载说:“时客去自新安者 , 骄以黄山” , 反映出徽州人对于黄山的自豪感 。 站在黄山诸峰之巅 , 远眺或者想象“环山宣歙十万家 , 下视泠冷垤中蚁” 的情景 , 自然会生长出一种别样的地域情怀 。

明代以降 , 徽商对于黄山开发的推动 , 有利于凸显黄山的文化品位 。 以游览黄山为联系纽带 , 促进了徽宁文人的交往 。 从歙县汤口上山较容易 , 有不少宁国文人选择从歙县而非太平上山 , 增加了两地文人的交往机会 。 明代宣城梅鼎祚从徽州前往黄山的道中 , 写下“两乡风土似 , 谁信客中行”的诗句 。 清初宣城施闰章在送旅外徽人孙无言返乡的诗中写道:“黄山距予家不数驿 , 予往而不果者三焉……歙人孙子无言客广陵十余年 , 未尝一日忘黄山所与游者 , 皆为文辞送其归 。 ” 康熙十一年(1672) , 施闰章的黄山之旅终于成行 , 在《新安集》自序中写道:“歙与宣轸相接也 。 士大夫时相往还 , 而黄山界宣歙间 , 道歙为稍易 , 余是以有歙州之游 。 ” 在历代《黄山志》的刊刻中 , 徽宁文人、画家、刻工共襄盛举 , 共同确立黄山图在山川版画中的地位和价值 。 康熙六十年(1721) , 歙县许起昆、吴来儒和旌德方学成等三位文士相约同游黄山 , 将所作的序记、图赞、诗句等合集刊刻为《读黄合志》 , 乃是徽宁文化圈密切交往的典型 。

黄山这座名山不仅仅唤醒南边的徽州意识 , 而且也唤醒北部宁国府人之认同 。 太平县历代地方志书中皆有一个显著特点:在严守疆界的同时 , 注意对黄山的记述 , 尤其是有关黄山的诗文、游记则是有多少收多少 , 使人读《太平县志》就会感到太平县与黄山的血肉联系 。 太平人极力凸显与黄山的密切联系 , 并唤起了与徽州人相似的黄山认同 。 泾县人张拓芜旅居台湾后 , 曾日日夜夜坐对一幅彩色的黄山照片 , 描述一段欲说还休的黄山梦境:

此无他 , 只因为黄山是皖南的一部分 。 他是泾县人 , 泾县离黄山还远着 , 还有三百来里地;但他贪婪而霸道的据为他故乡的一部分 。

从大处想是说得过去的 , 何况同属安徽又同属皖南!这心态尤其值得同情 , 也不管太平县的人同意不同意了 。

为的就是那分日思、夜念 , 难以排遣、无法诉说的浓浓乡愁 。

张长虹以石涛《黄山图》为个案分析认为 , 由于古人特有的桑梓观念 , 徽商虽然不再回乡 , 但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殷殷之情不可能割舍净尽 , 请人绘制山水画 , 以表示他们对于故乡的依依之情 , 是最现实可行的事 。 对于黄山的眷恋 , 契合张拓芜的思乡心境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黄山不仅成为徽宁二府共享的地域象征 , 甚至被放大为安徽乃至中国的地域象征 。

四、结论

民国年间 , 宁国府被裁撤 , 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 但民间还在继续延用这一称呼 。 宣城下属的湾沚镇 , 当地民众径称宣城县为“府里” 。 泾县作家吴组缃创作的乡土小说《山洪》中 , 仍使用“宁国府”这一历史名称 。 归国广东华侨邝氏兄弟 , 以其先祖封宣城侯 , 以不求甚解而妄信其说 , 决定前往宣城垦殖 , 也是地域认同的另一种表现 。 不过 , 宁国府人的地域认同远远不及徽州人那般执着 , 这就涉及到两地之间的差异 。


“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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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 , 徽宁二府与周遭地区相比固然具有相似性 , 但两地在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差异 , 这是二者数百年间实力升降的根本原因 。 徽州山区具有“四塞之形”的特征 , 是天然的避难场所 , 从东晋南朝至抗日战争时期 , “远方游宦与夫寓公之避地而来者 , 皆视徽为乐土” 。 郑力民根据徽州地名、徽州地方志和徽州地方神等标志性要素 , 推测徽州自南宋开始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 , 至明代中期最终完成对文化的整合 。 熊远报强调自然环境对整合徽州文化的作用 , 指出徽州文化的相对聚合性增强徽州人的整体认同感 。 与徽州不同的是 , 宁国府在地缘上的开放性 , 使其成为南北冲突与融合的前线 , 导致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均衡 。 早在宋代 , 宁国知府杜范就为江北流民感到头疼:“江北之人 , 流徒失业 , 而遂嫁祸于江南也 。 ”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清末民国 , 尤其以太平天国战乱为甚 。 总之 , 徽州在明代中期完成了地域整合 ,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徽商之崛起 , 以及徽州整体实力的跃升 , 这皆是宁国府无法匹及的 。

传统中国的地域文化及其差异 , 衍生出形态、范围各异的地域观念和文化认同 。 从江南、安徽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 , “徽宁”自有其一体性;就徽宁人自身的视角而言 , 两地又有所差异 。 可以肯定的是 , 从隋唐的“宣歙”到明清的“徽宁” , 名称排序的微妙变化 , 折射出两地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转换历程 。 理解历史上徽宁二府之间复杂的地域互动 , 有利于拓展对“大徽州”的学术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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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