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影像挖掘七十年记忆：一个从下至上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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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同济大学文科办、同济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从民间影像挖掘七十年记忆”座谈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党史办、上海档案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的学者和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

《民间影像》是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起推出的一本史料抢救丛刊，跨地域、跨学科。温情与敬意、记录与见证，以第一手的历史影像为线索，来呈现一个个历史片段。关注细节、关注过程，关注日常生活。开放、民间、现场、表皮、非线性，倡导“从生活史进入学术史” ，通过一个个微观叙事，提供过往宏大叙事里难得一见的鲜活场景，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重要切片。每一辑都聚焦一个历史专题，搜集整理许多第一手的珍稀史料予以出版，其中不少内容系首度公开。七年多来，《民间影像》已经成为了解、记录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出版平台。

《民间影像》书系策划人介绍，通过多年的工作，民间史料的挖掘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更进一步的史料抢救，近年陆续推出了1945抗战胜利、1952高校院系调整、1949上海解放等专题：回忆录《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全景式记录抗战胜利这样一个中华民族重要历史转折点，以及这样一个重要转折如何影响普通人的命运，填补中华民族重要历史空白。

2017年，在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民间影像》推出筹备多年的《同济人忆抗战》《文远楼和她的时代》，填补学校重要历史空白。 2019年，在多年史料抢救基础上，在同济大学文科办的大力支持下，与相关党史研究机构合作推出大型回忆录《上海·1949》及学术画册《1949·影像上海》，全景式记录重要历史转折点的上海城市变化及普通人的生活，留下时代的投影。

与会的诸多学者高度评价同济大学出版社《民间影像》的一系列工作，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史料抢救，以及史料抢救与相关部门和工作的结合，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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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民间史料难度巨大，也迫在眉睫

《民间影像》的责任编辑陈立群对抢救民间影像资料的难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讲述了一些过程中的趣事。例如2012年恰逢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陈立群发现，虽然大家都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似乎从未有人关注会是怎么开的，于是他想到找到当时的参会者，尤其是出现在历史照片上的人，用他们的回忆来重现那段历史。在前前后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上海和北京两头跑，终于找到了会议的亲历者于敏，当时他已98岁高龄。因此这次抢救史料的行动非常及时和珍贵。

编写《民间影像》第四辑时，陈立群和他的团队幸运地找到了1966年徐家汇“破四旧”现场的亲历者以及“文革”后修复徐家汇教堂的唯一一名在场者。徐家汇教堂的修复与开放是上海城市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因此从这一角度展现它的历史尤为可贵。

在做1945年专题时，《民间影像》意外地找到了当年西南师大英语系教授吴宓的助教。 “他四川人， 8月10日上峨眉山，在乐山开学还早， 14号下山， 15号傍晚回到乐山，什么都不知道就迎来了全城的沸腾。我说你就是我们找了几十年的‘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人’ 。 ”陈立群如此表达自己当时的惊喜心情。

《德国研究》副主编李乐曾与陈立群就民间影像挖掘整理做过密切的交流，对其中的辛苦也颇有了解。他说：“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结果线索断了，这个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再重复的。不像自然科学，你实验失败了还可以重来，有的东西断了一次就再也没有了。 ”以及在与历史亲历者接触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需要陈立群亲力亲为，很难交给其他人协作完成。 “很多人就认你了，你来几趟他就熟了，一看这次来的是陌生人，或者有第二个人在，他不一定肯讲。所以陈老师的工作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李乐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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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视角历史价值巨大，让人们重新认识历史

对于《民间影像》所做的这些工作，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陈强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将散落在民间的珍贵影像资料聚拢起来，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其编排，意义重大，难度也很高。由于老照片散落在民间各处，信息高度不对称，难以将影像资料与具体的人物和历史背景相联系起来。 “我们同济历史上很可惜，因为在抗战期间不断迁徙，我们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都散失了，据说当时在长江当中还沉了两艘船，所以我们抗战之前的照片是很少的。 ”陈强说， “而且很多老同志年纪大了，有些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有些东西的挖掘难度也会更大。每一年都有老同志退休，或者去世，所以做这件事的挑战太大了。 ”因此他建议，希望《民间影像》的团队能够建立得更好，来保证这样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延续下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认为，陈立群对于民间影像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他指出，《民间影像》做的其实都是重大的历史题材，只是将落脚点放在民间的柴米油盐上。相对于官方视角，民间提供了一个从下至上的不同视角，在历史研究上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一般大而化之地写历史就做不到这点，缺少落脚点，所得出的结论就很容易被修正掉，而民间资料则有扎实的基础。 ”李天纲说。他还补充道，做民间史料搜集整理，需要很强的历史责任感与敏锐的题材意识，这是他尤其佩服的。并且，过去没有影像条件，但在这个时代，影像是可以作为资料来使用的。因此，陈立群把个人手上的、家庭里面传下来的影像资料收集起来，使影像也能够成为历史。

李天纲还指出，陈立群的理念在于必须找到历史事件的关联者，最好是见证人和亲历者。这样的人很稀少，也很难找。 “所以这样的工作真是抢救性的，难度非常非常大，一般人是不愿意做的。立群已经做了十年了，题材都是这么重大的题材，所以我就讲这个民间（视角）是有价值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很有意义的。 ”

“这本书为我们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佐证或者是辅助的材料。重新认识历史，必须克服过去，必须抵制遗忘，我们现在太容易遗忘了。 ”同济大学教授章仁彪说。

鉴于《民间影像》已经做到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效，与会学者还建议，《民间影像》能在传播推广上做一些工作。比如建立起一个数据库，把书籍和网络相结合起来，书里放不下的图片可以在数据库中充分展现；并且能做一些专题内容以促进传播，让更多人对此产生兴趣，也方便从民间收集更多的线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提议，可以将民间影像图片在书店之类的空间做一些精致的、低成本的展览，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民间影像》的推广，也有利于把更多的读者吸引到书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