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日：三封抗战烈士的家书，告诉你中国为什么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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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2日，曾经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狼狈签下投降书。肆虐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浴血坚持十四年的中国军民，也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作为这个历史时刻次日的9月3日，也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每年的这一天，都好似一扇记忆的闸门，十四年浴血抗战里的多少悲壮与辉煌，都会汹涌而来，激荡着每一位国人的心灵。

但是，比起影视剧里“杀鬼子”的给力时刻，回看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时，许多后人感同身受的，却是那段血火岁月里，多少次几近绝望的时刻：这是一场浴血坚持的搏杀，我们曾经身陷大半国土沦陷的困境，我们曾在战场上困于装备战斗力的绝对差距，华夏大地更不止一次笼罩在悲观必败的情绪中。那为什么，这样的绝望时刻，我们依然顽强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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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大英雄与大战役，或许下面几封抗战英烈的家书，能够给我们一个同样刻骨铭心的答案。

这几位英烈，每一位都是身份看似普通的“小人物” ，却都在残酷的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比起战场直面烈火死亡的壮烈豪迈，他们写给亲人的家书，呈现了心灵里的柔软处，简单的字里行间，却足以令我们深深体会，那时代以身许国的中国人，真实的心路历程。

一、褚定侯家书：一句话，敌此次不来则矣，一来则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弟若有恙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

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一场长出恶气的大胜，正是爆发于1941年12月下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这场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后的第一场血战里，骄横的日本第十一军在长沙外围惨遭痛打，参战的三十个日本大队伤亡率高达三分之二。正在东南亚被日军追着屁股打的英美列强，也对这场大胜连呼不可思议，随后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在全世界面前，结结实实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

但“争气”的背后，更是装备低劣的中国士兵们，一次次悲壮的牺牲。战事开打前， 41师121团2营6连排长褚定侯写给兄长褚定浩的家书，就是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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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定侯，浙江莫干山人，他曾是浙西临时中学的高中生，因为受到周恩来演讲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从军之前，他还曾与家乡一个姑娘陷入爱河。可是国难面前，他还是留下一句“回来娶你”的承诺，拒绝了上司把他安排在后方军令部的好意，来到了战火连天的前线。

也正是在这惨烈的战事期间，一肚子墨水的他，以潇洒飘逸的毛笔字，给兄长褚定浩写了一封封家书。这些信里，他写下了自己“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必死决心，更记录下了前线将士们缺少弹药枪炮的困境，甚至士兵们绑着手榴弹猛扑日军坦克的悲壮时刻。字字句句，都是战场的真实记录。

也正是在他写下这封“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家书几天后，骄横的日军就渡过了汨罗江。 22岁的褚定侯率领全排将士浴血阻击日寇，最终全排壮烈殉国。一封家书，终成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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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开战前，如褚定侯这样留下绝笔的，更不止一人。《大公报》报道，仅是战事最激烈的1942年元旦这一天，就有一千五百多战士留下了绝笔信。前线的战斗，打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甚至“敌人做梦也不曾想到它面对着的是它所自称为消灭净尽的战士” 。一声“古来征战几人回” ，是那一代中国士兵们，慷慨赴国难的精神。

二、刘宗歆家书：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日军的侵华方式，除了飞机大炮炸弹，更有一种特殊套路：细菌战。

比如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浙江前线，日军的飞机，就疯狂投放细菌炸弹。仅1940年这一年，日军就对浙江发动了二百八十五次轰炸，大量含有鼠疫大肠杆菌等病毒的细菌炸弹，被投放到浙江各地。 1940年10月的宁波开明街地带，屋顶上就蔓延着大批带有鼠疫病毒的“血红色跳蚤” ，整个上空成了“黄色瘟疫” 。而就在这样的恐怖时刻，一批特殊的“战士”站了出来：中国红十字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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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宗歆，就是这支特殊部队里，公认的英雄。

刘宗歆，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曾在上海的银行工作，期望他也能成为一个金融人才。可酷爱医学的他，却坚持走上学医的道路。他毕业时，正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志愿加入了中国红十字医疗队，从此穿梭于枪林弹雨间，甚至一度在新四军军部医院工作过，抢救了不少抗战军人。

但1940年起，日本对浙江疯狂的细菌战，又让他直面了另一个考验。当鼠疫开始大面积蔓延时，身为浙江衢县隔离医院医务主任的他，也投身到防治鼠疫的恶战里，并为此放弃了探亲的机会。他给妻子的信里，写了“短时间不能走开”的原因，更写了“半死半活疫势未减”的严峻形势。详实的文字，留下了日本细菌战的重要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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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封信半年后，即1940年年底，救活了多少鼠疫病人的刘宗歆，不幸也感染了鼠疫，几天后不幸殉职，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献出了二十九岁的生命。

这样的牺牲，更是当时红十字会的缩影。抗战爆发前只有几百人的中国红十字会，抗战爆发后人数暴增到数千，多少如刘宗歆一样的年轻人志愿加入进来，从此冒着生命危险践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责，甚至“抗战中牺牲的会员已无从统计” 。他们与炮火连天下的战士们一样，是日本侵略罪行的见证，更是无可争议的英雄！

三、于登云家书：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

日本侵华以前，吉林省磐石市朝阳山镇士绅于登云，堪称乡亲们羡慕的“成功人士” 。这位祖籍山东文登的汉子，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青年时就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身为蛟河县捐税局长的他，不但家产丰厚，妻子也温柔贤惠，几个儿女更是英姿勃发。无论事业家庭，一切都那么完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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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1年9月18日，惨烈的“九一八”事变，却改变了这一切。当日寇的铁蹄兵不血刃席卷东三省时，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于登云，也是日寇竭力拉拢的对象。只要他愿意和日寇“合作” ，照样还是高官厚禄的人生。但忧怀国恨的于登云，却默默做出了另一个抉择：他先是对日寇虚与委蛇，暗地里为抗日武装筹措粮草军械。 1932年2月，他毅然升起了抗日大旗，宣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接下来的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大半生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士绅，历经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家产几乎全部散尽，尽数用于组建抗日队伍。蛟河敦化吉林等地的爱国志士，也被他联络团结起来。节节胜利的抗日武装，一度收复多处要地，却终于在日寇的血腥镇压下悲壮失败。 1932年3月，于登云被日军驻吉林宪兵队关押， 3月23日被害于吉林市九龙口。

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这位血战不悔的汉子，带着对家人的牵挂，写下了一封遗书。甚至连看押他的狱卒，也被他打动，冒死帮他将遗书带出来，交到了他的儿子于渤手中。在这封家书里，作为父亲的于登云，写下了与儿子“未想半途而别”的遗憾，更谆谆教诲儿子要撑起这个家，照料好全家人，照料好自己。为抗日视死如归的他，在这最后一封书信里，写满的却是对家人的不舍挂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