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三次会试都未能金榜题名，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左宗棠三次会试都未能金榜题名，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

道光六年（1826 年）， 14 岁的左宗棠始应童子试。第二年，他又应长沙府试。长沙知府张锡谦对他的试卷“亟赏之，屡拔置前，欲以第一录送” ，但“旋见某生年老” ，又抑置左宗棠为府试第二名，并亲自召见之， “加奖勉焉” 。左宗棠顺利地通过了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这两项预备性考试。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又称郡试、道试）之际，却因其母亲病重而未赴院试，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

道光八年（1828 年），左宗棠于丁母忧期间， “益致力于学” 。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16 岁之后为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左宗棠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颇加留意。

道光九年（1829 年），年方17 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 ”他还买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诸书，更是认真研读， “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 ”他对家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著名思想家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所编的旨在“经世以表全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 “丹黄殆遍” ，详加考论。左宗棠对经世有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沈醉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对此，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土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

道光十年（1830 年），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因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的敬慕之情，拜访了贺长龄。贺与左交谈，深为其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 。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 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

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答应出借家中所藏图书。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 。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 ，贺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左宗棠。他勉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道光十一年（1831 年），左宗棠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 ，他对清代乾嘉学派重在考据、崇尚空疏的学风加以批评，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指出：“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襀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 。贺熙龄在讲学中，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 。培养的学生多为既崇奉宋儒义理之学，又能穷经而致用的有用人材。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年从学” ，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左宗棠自己说，他“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 ”贺对左也尤为器重，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还与同窗好友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等人以学行相砥砺。胡林翼“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 。他与左宗棠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这一年，左宗棠还到由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学，七次取得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他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年前，他的父亲左观澜因病去世，左宗棠失去了生活的依靠， “日食不给” ，只能“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 。但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力学习，并争取到优异的成绩。对此，左宗棠曾感慨他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 ”

道光十二年（1832 年），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湖南乡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但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 ，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法绩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其中左宗棠位六人之首。同考官疑此为人情“温卷” ，不愿补荐，恰湖南巡抚吴荣光监临闱中，他深知左宗棠才华出众，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加上“在事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 ，左宗棠这样才考中了举人。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

左宗棠参加乡试后，与周治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 ，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 。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 ，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 。亲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棠得以北行。

道光十二年（1833 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 ， “气机清适，诗稳” ，却与进士无缘。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 ， “谁将儒术策治安”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 。

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 年）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本可榜上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 。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 。

两年之后，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该书院有学生60 人，左宗棠对他们从严要求，每日查阅功课，对“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的学生，将其“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攻苦之人” 。他还于每月初一“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 ，使学生“俱知勉强学问” 。左宗棠在醴陵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其亲家的陶澍。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在江苏巡抚林则徐、布政使贺长龄及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协助下，在吏治、河工、漕运、盐政、荒政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并以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世人的赞誉。一次，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转道醴陵回安化省墓，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馆舍时，请左宗棠撰写楹联。

左宗棠出于对陶澍政绩卓著的敬慕之情，挥笔写道：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 “激赏之” ，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

道光十八年（1838 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南返途中，他到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陶澍。陶“即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 。陶还为其子陶桄（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榆。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也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 。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 ，而且钞录了十数册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

道光十九年（1839 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 “或谈国故，指列时事” 。 “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 。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这一年，陶谢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七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 ，遂在次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并在陶家教书八年中饱览了丰富的典籍。对此，陶谢之婿胡林翼曾做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

左宗棠三次会试都未能金榜题名，但本人没有自暴自弃，结交当时的名士，提高自身的才能，通过学习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头条号：辛勤立业，为你持续讲述名人成长故事，共同学习，做一个好家长。

左宗棠三次会试都未能金榜题名，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