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文轻武，赵匡胤有话要说

对于宋朝重文轻武的做法，一众宋迷们多有诟病。仔细翻阅孙健所著的《识宋：他们的宋朝》，我们会发现，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 ，既非宋太祖的本意，也非士大夫的公心。

纵观《识宋：他们的宋朝》，我们会发现，文人治国并非赵匡胤的核心思想，其后代子孙重用文官，弃用武将，因而屡受少数民族的侵凌，这绝非赵匡胤的本意。而神宗时期文彦博脱口而出的“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充分暴露出士大夫集团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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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的自信

一、“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赵匡胤的自信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上位，做为既得利益者，他深知统兵大将手握重兵，足以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这也是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长期混乱的根源。

因此，宋太祖巧用”杯酒释兵权“ ，兵不血刃地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威胁。赵匡胤立宋后，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式，从根本上割断了藩镇赖以称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催毁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与此同时，赵匡胤“欲使武将尽读书” ，明面上是为让他们贵知“为治之道” ，其实质上是想让群臣明悉君臣大义、维护君臣秩序。

但赵匡胤提倡群臣读书，只是一种导向，在实际工作中，赵匡胤并不喜欢任用只知读书之人，他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赵普，人称“半部论语治天下” ，不是一个文采斐然、博古通今之人。赵匡胤看中的，正是他的“吏干” ，也就是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

赵匡胤对所谓“儒臣” ，评价并不高。

某次，赵匡胤去赵普家里，正遇上吴越国王钱俶给赵普送来厚礼，这些东西堆在廊下还没有收进去，被赵匡胤撞个正着，打开一看，全是瓜子金。赵普惶恐不已。赵匡胤让他放心收下。并且淡淡地说道：“你只管收，他们还以为国家事都由尔等书生决定呢。 ”

赵匡胤的这番话，充分表明了他对控御书生的自信，即便对于“干吏”赵普等，他也并不认为他们能翻起什么风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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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兴文教，抑武事”：太宗的防御

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北伐不利，渐渐把国防策略转为防御为主。

太宗的治国方针转为“兴文教，抑武事” ，科举出身的文臣成为执政的主体力量。他的“右文”政策是与守御理念相对应的。

不得不说，赵光义的能力稍逊乃兄一筹，武事上的退守，导致了武将人才的薄弱。但其喜读书的示范，为天下开了好读书的风气，为中央集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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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的文治

但士大夫集团的兴起，在仁宗朝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挟制。

大将狄青在征讨西夏过程中立有赫赫战功，起初文臣群体如尹洙、韩琦、范仲淹也是大力推崇他的。

但在朝廷准备任命狄青知渭州时，却遭到了朝中文臣的群起反对。文官们认为，狄青起自行伍，是一个粗率武人，若其与统领西北军政的庞籍等人为伍，等于是对文臣们的侮辱。文臣们此时，已经不是出自公心，而是出自于维护“以文驭武”的需要。

狄青取胜侬智高后，仁宗对宰相说：“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 ”想立即将狄青擢为枢密使，但此举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仁宗坚持，命宰相们”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 “

在皇帝的再三坚持下，狄青终于当上了枢密使，但他还是被文官集团疏远孤立，他的战功和他受到的拥戴刺激了文臣们脆弱的自尊。他们纷纷要求罢免狄青，著名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此中出力甚多，他上书仁宗，以水灾为名，套用天人感应之说，连上两道奏疏，劝说仁宗罢免狄青。

狄青面见仁宗，陈说委屈与忠诚，仁宗亦以为然。奈何宰相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 ”仁宗默然。

其实仁宗很明了，这班文官打不了仗，有次他召问枢密使院长官询问边备，诸人竟然都无言以对，仁宗愤而将枢密院长官四人皆罢免。或许是出于对其他大臣的失望，所以他对狄青任用是真心的，奈何他难以扭转整个文官集团的意志，狄青沦为枢密院的摆设，且最后被罢出中枢，出任地方，又经各路文臣“抚问” ，抑郁而终。

这样一个忠诚得力的武将，宋仁宗已无力保他，文官集团所提出的“陈桥兵变” ，戳中了皇帝的内心，导致皇帝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官集团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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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的无奈

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到了宋神宗时期，感于边备松驰，财政不足，他决心实行王安石倡行的新法。然而新法触动了原本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士大夫们对此强烈反对。

为推行新法实施，神宗与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了一番争论，

冯京批评募役法使各地百姓极为劳弊，神宗反驳道：“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这虞，人自情愿故也。 ”

宰相文彦博给冯京帮腔：“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

神宗反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脱口而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为百姓治天下也。 ”

后人多援引此语来论证宋代士大夫执政主体意识的提高，可从此情此景来看，文彦博们也只是为一己私利耳，或说，是为士大夫集团的私利耳。

因为反对派们的攻击常常是盲目、非理性的，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甚至对新法的初衷和具体内容都没有弄明白，只是一味攻讦不已。神宗曾气愤地说：“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

王安石的变法，在守旧派文官集团的阻挠中流产。这次变法的失败，对于其后的历史，影响深远。祖宗法制，成为无须改革进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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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努力

积弱的宋朝，在对武将的猜忌中，在文臣争权夺利的包围中，走向没落，两为少数民族政权所侵，终致灭国。

倘若赵匡胤地下有知，必定不肯背这个祖宗法制的锅：朕是制衡武将不错，没说不要武将，朕是说要人读书，没说全由他们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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