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做心安理得的“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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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员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时著书《实政录》，书中将官员按好坏分为八类，其中，排名第七的为“巧宦” 。这类官员实实在在的政事不办，只知粉饰太平，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地方上军民的事情毫无作为，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却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

做人有善恶之差，当官也有好坏之分，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好官”定性为“清官” ，将“坏官”定性为“贪官” ，现实中，还有一些不贪，但却无所作为的“巧官” ，表面上好话说尽，实际上危害无穷，只要在严格清正的党内环境里，决不能容这样的“巧官”存在。

“巧官”人人痛恨，却又隐藏的很深。总体表现来看，说不上贪得无厌，又谈不上碰线触樵，这些人实实在在的政事不办，只知吹吹捧捧、粉饰太平，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对百姓的事漠不关心、对自己的蝇头小利却百般牵挂、念念不忘；看人下菜碟，对上卑躬屈膝、对下颐指气使，对上插天线、对下看不见。这种官员历史上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的曹振镛。

曹振镛可谓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三朝元老，但宗其一生，却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后人评价其除了“少说话，多磕头”以外，对后世没有什么贡献，更有辛辣者称其是“大清亡国的掘墓人” 。由此可见， “巧官”虽混的了一时，却混不了一世，不痛不痒的过完政治生涯，也最终难逃历史和人民的评判。

“巧官”绝不可取。我们要撕下“巧官”的伪装，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官员面上一套，背地一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然，惩治“巧官”最根本的还要从制度入手，只有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使官员无“巧”可钻，最终让他们再也不敢、再也不会心安理得的当好“巧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