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渔业滋养了人类文明？

公元前31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在那之后，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古代美洲也相继出现了国家。苏美尔、埃及、罗马、印度、商朝、玛雅等早期国家，等级分明，农民、渔民均是最底层、最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要为从事大型建筑的人群生产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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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鱼作为口粮的最早证据来自埃及。尼罗河鲇鱼很容易被捕捞，渔民们将之去除内脏，然后把鱼肉放在大型架子上，用阳光晒干。收获的鱼干就要收集起来上交给古埃及的官员和贵族，然后再分配给那些修建公共建筑、庙宇、墓葬群的劳工。很多个世纪以后，在柬埔寨，修建吴哥窟及其运河和水库的劳动者，得到的食物中，也包括用同样的方法晒制的鱼干。

可以说，捕鱼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诸如尼罗河、吴哥窟这样的人类文化艺术瑰宝的建成。鱼干经过处理后可以保存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变质，使得长途迁徙、贸易以及长时间脱离粮食供应地点而从事劳作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有了鱼干，距今3000-4000年前，人们就已经将埃及与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水域联系了起来。而在美洲，渔民将渔场孕育的小型鱼类晒干并做成鱼粉，长途商队借此翻越安第斯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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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休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布莱恩·费根在其所著的《海洋文明史：渔业打造的世界》一书中谈到，渔业的发展，渔民的努力工作，使得人类可以创造和哺育出伟大的文明，并且使诸多不同的文明连为一体。《海洋文明史：渔业打造的世界》一书认为，渔业与农业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相近的，如果说农业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规模得以不断扩大，那么渔业就促使了不同时期的人类开展冒险，从水路扩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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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海洋文明史：渔业打造的世界》

作者：（英）布莱恩·费根

译者：李文远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长期以来，布莱恩·费根致力于探查全球各地的考古遗址，考察渔业如何一步步孕育城市和帝国的雏形，并将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进行了缜密的梳理提炼。这本书指出，渔业刺激了人类社会的工具和技术创新，带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古埃及时期，具体来说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铜制鱼钩被投入使用；公元前1878年左右，倒刺鱼钩出现，这些工具提升了捕鱼效率，使得鱼干储量足以支撑大型工程项目的口粮补给需要。

多余的鱼干，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易商品。古埃及时期，尼罗河下游地区的渔民将鱼干运送到河流上游地区贩卖，这促进了不同地区的商品化发展水平。类似的历史进程，也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以及古代印度、玛雅和中国。

《海洋文明史：渔业打造的世界》书中谈到，古希腊人酷爱吃鱼，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到了古罗马时期，人们建立起非常复杂的渔业捕捞体系，渔业和鱼类加工业成为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咸鱼和鱼露贸易，一些古罗马商人因而成为巨富。书中根据考古发掘记录和史料记载，详细考证了古罗马时期的鱼类养殖、海鱼捕捞、鱼类加工产业的发展水平。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人已经懂得建造混凝土鱼塘，配套建设抽水装置，为鱼塘提供含氧淡水；水闸上会打孔，避免排水时鱼儿游走。当时的罗马富人，会将鱼塘装修得美轮美奂，鱼塘内部用装饰性造型进行分隔，有时还会采用雕塑装饰。

在今天的东南亚、中国、日本，很久以前也形成了各异的渔业传统。书中指出，公元前7000年-前6000年，中国的长江下游流域就开始种植经过人工驯化的水稻，并在水稻田里养殖鲤鱼。书作者赞赏的指出，中国渔民还使用鸬鹚捕鱼。公元前475年，中国古代的越国政治家范蠡写成了鱼类养殖的科普读本《养鱼经》，介绍了他的生态养育经验：鱼塘边上种桑树，桑树中间建造养蜂场，用蜜蜂排泄物养育，用桑树叶喂养蚕虫和山羊。这本书还详细的介绍了东南亚各地公元前2000年起形成的水稻栽种和渔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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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明史：渔业打造的世界》全书内容丰富，细致的展现了全球各大洲、各地区在历史不同时期的渔业传统，并对照了各地渔业的工具、技术创新以及鱼产品加工方式，以及渔业发展在经济系统中承担的作用。

在中世纪之前，已经有一些地区的人们发现，沿海水域、毗邻大海的大江大河下游区域，因为渔业过度捕捞，导致了自然环境和生物栖息地发现了剧烈的变化。比如西欧的近海地区，渔业的高度发展使得各种鱼类种群数量在公元1300年前后已经大幅减少，渔民群体不得不奔赴更远的深海进行捕捞。但在这之后，人们并没有很好的吸取教训，相反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和新装备，以更高效率进行捕捞，从而使得许多海洋渔场已经无鱼可捞，全球消费的养殖鱼类也已经超过了野生鱼类。书作者在全书结尾部分感慨指出，从古至今，渔民拥有勤奋、善于观察、注重实践等优秀品质，今天的人们应当重新唤起这些品质，应当彻底改变渔业的作业方式，从野蛮捕捞调整为可持续性捕捞，避免海洋资源因为人类的贪婪而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