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道德，也可能是另一种恶

推么推原创作者：释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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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道德约束行为上限，法律限制行为下限，两者既有重叠，又各有不同。

法律用于律人，道德适合律己。

而关于道德与法律孰先孰后，在公平的天平上，向来是争议重重。

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为奴的同胞，只要出钱把人赎回鲁国，国家就会给他们赔偿和奖励。

这条法律执行多年，解救了无数在别国水生火热的鲁国人。可惜，这条善令却因子贡成一己之德行，毁于一旦。

子贡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解救了很多鲁国人，回国后政府按律赔偿，他觉着自己不差钱，便统统拒绝了。

但自此以后，愿意解救同胞的人反而越来越少，甚至看到异国为奴的同胞就绕道而行。

原本鲁国颁布的法律，旨在唤起人们心中的“义” ，只要大家看见落难同胞时生出恻隐之心，并把同胞解救回国，就是一桩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行善的人不受损失，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自然越来越多。

但子贡的做法，却将‘义’和‘利’对立起来，将行善的标准和代价拔高到绝大部分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那些不如子贡富裕的人，在赎人之后，若向国家要钱，不但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被国人嘲笑“伪善” 。

因此行善之人大大减少，异国受难的同胞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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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桑瑟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说：

“对于自由社会中许多公民来说，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具有沦为不宽容和压迫的危险。 ”

当个人的道德主义凌驾在法律之上，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个人的正义就会焚化群体的正义，成小善而灭大善，这才是最大的恶和悲哀。

道德是行为上限，法律是行为下限，约束最基本的人性，保障最底线的利益。

用道德约束自己，胜过一切法律，用道德胁迫他人，坏过一切私刑。

23年前，张母与邻居王家发生纠纷，不幸被王三子王正军重伤，不治身亡。未成年王正军被以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七年，并赔偿张家相应经济损失。

2018年春节，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回家过年，便暗中监视王家人行踪，并准备帽子、口罩、汽油燃烧瓶、单刃刀、玩具手枪等作案工具，伺机作案。

然后张扣扣将王家三父子凶残杀害，并纵火焚烧王家轿车。

上个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案作出二审裁定，维持死刑不变，在网络掀起了惊涛巨浪。

网友义愤填膺，在网络上为张扣扣摇旗呐喊：

“为母报仇，不娶妻，不留娃，矢志不渝！不连累他人！”

“参军报国，这是忠；不忘母仇，这是孝；面对王家妇孺，张某并未滥杀，只杀弑母的三个仇人，不动无辜者丝毫，这是仁；手刃三仇人后，先到母亲坟前拜祭告慰，这是礼；杀人后并未潜逃，而是吃上一碗最爱的家乡小吃后自首，这是信；不婚不子，不拖累别人，这是义；隐忍二十二年，择机而动，这是智。 ”

这些言论，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一次精心策划的纵火，最后竟被讴歌成“忠孝仁礼信义智”的“圣人” ，这样的道德谁能受得起？

甚至有人公然诅咒法院：不顺应民意必遭天遣，法院所有人都要遭天打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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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母之恨是人性，但不是罔顾国法，滥用私刑的借口。

且不说法院是合法合理审判张母案，如对审理结果不满，应合法上诉，而不是等23年杀人泄愤后，作为滥用私刑、申请减刑的借口，并被渲染成生错时代的“侠义英雄” 。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

“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

如果法律被极端道德主义绑架，我们不再依法执法，而是以道德执法，司法的正义就会丧失，社会回到原始野蛮时期。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暴行不断循环，没有了理性，只有肆意宣泄的兽性，一切以武力裁决，每个人都将活在不安中。

依法执法，以德为辅，舆情作为参考，而非盲目绑架，社会才会稳定，正义得以伸张，自由才能实现。

谈起海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孝悌清廉、道德楷模，如果明朝全是海瑞这样的官员，明朝一定会兴盛发达。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16到17世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陆续迈入商业社会，制定了明确的产权和商业纠纷法律。

有了法律保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涌现，有了合法有效的投资和借贷途径，各种商业活动开始兴盛，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

而同时期的明朝，还停留在没有高效经济组织分工，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文化观念，没有权责明确的法律体系的农业社会。

而这一切落后源于，明朝以德治倾轧了法治。

海瑞任南直隶巡抚时，民间盛行农田抵押贷款，放贷的人除了富户，还有自耕农。

一是农民有资金需求，二是明朝地方政府没有资金借贷，也没有信贷机构，民间高利贷已然成了推动商业社会发展的资金源。

但海瑞认为这违反了儒家道德，强逼放贷者退田，却没有有效保障还款的措施。导致资金链断裂，农民走投无路，社会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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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只靠政治压力和道德宣传治理国家，以道德代替法律，才导致恶果。

不仅如此，海瑞还强令禁止民间制造奢侈品，包括特殊纺织品、纸张文具及甜食。认为这些铺张浪费，有亏德行，以致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海瑞还说：“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 ”

以极端道德情怀作为司法依据，更是暴露了明朝法制缺失，不尊重私有财产，其中的冤假错案可想而知，更谈不上真正的人权保障。

当链接整个社会关系的不是法律，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极高的道德伦理时，便会导致技术革新无法开展，法律体系无法建立明确的权责界限。

当道德凌驾一切，必然导致社会阻滞不前，最终难逃落后的厄运。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

“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地域人群都可能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而道德便在此基础形成，包含复杂的人性因素，具有不确定性。

道德可以用来评价，用来监督，可以推动法治的完善，但绝不可以替代法律用来审判。

如果道德凌驾了法律，小则善恶颠倒，纲常破坏，大则社会落后，经济停滞。

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需要有刚度的法律来保障，也需要有柔度的道德来监督完善。

两者有所交融，却应各司其职。

道德责己，法律治人，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图片素材来源网络，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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