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跨学科视野中的王朝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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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王朝·帝国·概念：中外之异同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系“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9”之一，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及听众齐聚民族博物馆，感受史学新锐思想碰撞之交响。

多元&对话：全球史视域下的跨学科交锋

此次会议的主题不限于史学之一隅，而是囊括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为与会学人提供了开拓视野、思想交融的契机。

将近现代一些历史问题置于帝国主义体制的框架下解释这一学术取径，不失可为以政治性目光审视某一文化抑或理念提供方法论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曹寅“Erecting a Gurdwara on Queen’s Road East——The Singh Sabha Movement, the Boxer Uprising, and the Sikh Community in Hong Kong”一文以其步履所及和文献支撑，讨论了印度锡克教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动的复兴运动、其与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及香港近代锡克社群的建设。在介绍锡克教复兴运动的意涵之后，曹寅回顾了西方学者关于其缘由的思路转换——从西方本位主义的冲击与回应范式到全球史转向视角下的传统延续。通过自我的现场观感及资料收罗，作者重现了锡克教徒由印度旁遮普经由马来西亚槟城的教义传播到香港地区的社群建设这一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曹寅提出应摒弃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是全部历史这一观点（压迫与反抗的“二元论”），重新以社会日常（everyday life）的角度演绎帝制国家的结构，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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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傅正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亚洲革命》不因循从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学的角度阐释马恩对“东方问题”的论说这一旧式，转而紧扣政治环境变动下的革命观，寻觅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之间的勾连。围绕马克思关于“东方问题”（巴尔干半岛）效果及其后续国际秩序构建的论述，傅正详细分析了帝国体制下西方工业优势对俄国、中国、日本等地区革命的促动与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贺方婴以《莫里哀的<伪君子>与法国绝对王权的兴起》为题，讨论了法国王权兴起过程中启蒙运动者对戏剧的关注与争执。以更能打入社会基层的文艺形式戏剧入手，作者阐释了欧洲中世纪法兰西世界由公国向绝对王权体制的转捩，视角新颖、其论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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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方婴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袁剑报告的题目是《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历时性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当代转型》，力图辨析近代以来的中亚社会与现代中亚的差别。文中，袁剑首先明晰了中亚的地缘身份——中亚是什么？中亚不是什么？中亚会变成什么？之后，作者又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中亚社会在近现代大国博弈中的历史转身和自我意识的提高，最终析出中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马强在题为《“俄罗斯世界”：现实还是神话？》的报告中提供了一种想法，即超越国界限域、由文化凝集而来的所谓“俄罗斯世界”究竟是现实抑或神话？作者认为，地理意义上与文化层面的“俄罗斯世界”实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而在世界地缘政治日益重要的今天，前者可谓神话般的想象，而后者则可能在俄语纽带联系下成为现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新刚的《王权法（Lex Regia）与罗马帝国的合法性叙事》关注王权法及元首制的最终形成，讨论罗马帝国人民主权意识的兴起及其对法权叙事的影响与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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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

浙江大学社会学学系孙砚菲在《零和扩张思维与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一个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框架》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前现代帝国的政教关系。通过类型学的划分，孙砚菲以国家对宗教事务的宽容性或自由度的给予为标准，将前现代国家归纳为六个梯队。在定义零和扩张思维的前提下，作者对政教关系影响下的世界政治格局进行了详尽分析，颇具新意。暨南大学黄超“Innovation and Stagnation: Disparate Responses from the British and Qing Empires on Manufacturing Paktong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一文从冶金史的角度阐明了大英帝国与清帝国对白铜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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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砚菲

王朝与帝国：由内而外的概念性反思

除去全球史视域下的宏观思考之外，部分学者围绕民族、边疆甚至是思想史领域久为学界聚讼的话题展开讨论，体现出了极强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畅报告的题目是《从唐代京畿区域看中华帝国中期的城乡关系》，该文以唐朝的京畿区为例探讨城乡关系的侧面。不同于城乡关系研究中聚焦城市层面的旨趣，徐畅的目光投射到了不为人重视却极能反映变化态势的乡村。对于学界几成定论的城乡分离趋势带来的二元结构形成于宋世以降这一观点，作者认为可予修正——其实上下剥离的苗头自帝制中国的中期唐朝就已出现。以“长安傲态”为代表的城乡分离，由唐元和年间肇始，至宋代方告终结，形成了以“非均质集合体”为标示的城乡新型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一文依托史籍，辨明唐帝国南北兼跨的囊括力实为秦汉帝国所不具，而长城地带在其间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出入王朝体系的长城，经历了自边缘地带至沟通、联系功能的“贮存地”之转变）。在他看来，唐之区别于传统汉人王朝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建立了兼跨长城南北两种（或多种）迥然有别的地域及其族群为一体的政权，具备了中原农耕、游牧内亚相互结合的特性。而唐王朝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构筑统合草原农耕的体系，就在于一体化意识的促动和统治集团本身所具备的北方胡系思想意识、血脉关系的支配。对于兼跨南北的巨型一统帝国，李氏统治者有开拓之能力，却无法持久之维系。由此，唐末以来区域型异族政权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唐朝南北兼跨50年成功尝试的遗产，在几个世纪后仍旧泽被源自草原和东北边鄙的汉人以外的群体及其政治势力的一统化努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立君《唐朝与东亚——学术史的省思》一文摘自其新著《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作为国内研究唐时期东亚秩序的突出学者，冯立君在该文中对学界以往的成果做了巨细无遗的检括。从日本学者西嶋定生针对东亚世界秩序所构造的“册封体制论” ，到堀敏一、金子修一及李成市等人对其说法的学理性反思与修正，所谓册封已然成为研究东亚历史的基础性论断。然而，继承其学说的中国学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发挥，作者在此介绍了国内研究东亚历史的三种范式——东亚世界史，唐、新罗、日本文化比较及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此外亦有关于具体人群、地域的微观研究）。最后，作者认为，抛除学术研究的时代桎梏及跳出中原本位进而从半岛本身审视其历史进程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唐时期（甚或之后）东亚史研究的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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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立君：《唐朝与东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在题为《金、元之际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报告中指出，自大一统王朝解纽后，偏安一隅的南宋士族之间形成了一种所谓“蜀汉正统论”的流行观念，其核心价值为忠义观，强调对民族、国家甚至统治集团的绝对忠诚，这显然受到了理学思维的影响。而在对峙的另一方——金的广袤疆域内，北方士大夫群体也形成了迥然而异的“蜀汉正统论” ，推崇以刘备为代表的统治者爱民养民的王道思想，追求突破华夷之辨的“公天下”秩序——这一偏爱顺延至元帝国的差序统治内。江湄认为，南北正统观的分野实际上反映了处于不同境遇下的士大夫寻求适合历史语境之思想的努力。在报告之后，徐畅适时地提出疑问：金元疆域甚至是统治方式上的差别对士族阶层的正统观有何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昊在《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与辖戛斯人的交通》中对以白玉冬、钟焓为代表仅靠历史地理学推断辽交通西域的通道所在的方法论做出了回应。孙昊指出，上述方法显然忽略了政治因素在中西交往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阻遏或推动）。唐王朝覆灭之后，维系东西通道的两大政治秩序同时崩溃，整个欧亚东部地区的地缘格局呈现区块化分割，不仅存在北南并立，亦出现东西分割。所以，决定契丹西交辖戛斯之通道所在的首要因素，就在于辽与当地政治势力的和战关系。在作者看来， 10世纪契丹西征最大的政治成果就在于通过对黄河河套北部党项部族的政治征服，在这一南北政治屏障的中段打开了缺口，利用漠南道建立起对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部族、政权的政治交通关系。而辖戛斯汗国的主要前出通道也因地缘政治关系的限制，只能选择东部天山—阿尔泰山通道，在地缘关系上亦受制于强势崛起的高昌回鹘。这种将东西交通置于政治力量区块化前提下进行考量的做法，显然已然跳出地理决定论的预设性思维而回归到了人的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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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区块化阻隔下的北南并立、东西分割（底图采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钟焓提交的论文题为《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对欧美日学界在“新清史”思潮的影响下标榜承德为与北京具有同等作用的“内亚首都论”进行了批评。通过对清代满洲等东北民族、蒙古族及西域诸族北京观的梳理与分析，钟焓认为，各民族意识中不可替代的唯一首都是北京无疑。相较而言，承德无论在史料或传说中的地位都远不如北京。这就证明，视承德为“内亚首都”的论说显然是脱离史料的“无根之木” 。对于承德之所以不如北京的因素，作者也从都城社会学的理论学说给予了解读，即承德不具备成其为首都的历史资源及地理区位，缺乏兼顾“宇宙之都”和“生活之都”的超然及普世作用。此外，关于与会学生提出的史料性质疑（所用史料集中于19世纪末期以降，无法突出乾隆经略内亚时期对承德的重视），钟焓也指出，史料的运作具有连续性——如若承德在诸民族心中真的具备“内亚首都”的作用，那么在近代的材料甚至传说中就不可能没有吉光片羽以供寻觅，而这点恰恰是承德“内亚首都论”所缺乏的关键“养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