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蜀汉的损失远大于想象，为何仍能生存下去

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在位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三年，（章武元年五月至章武三年四月），基本是以伐吴为始，以白帝善后托孤而终。

其中伐吴被称为“夷陵之战” ，是一场极有可能改变中原三分鼎立格局的重大会战，而托孤诸葛武侯更是尽人皆知，对顾命大臣的择选牵动着蜀汉政权未来的命运，后人此二事见解甚多，但仍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吴蜀军队远多于一般认知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为给关羽复仇，也为复夺荆州，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在盛怒之下伐吴。

演义中的七十万大军自然是艺术虚构，伐吴的蜀汉军队兵力几何，当时已经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在给魏廷的疏表中提到了“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 ，《资治通鉴》中亦载“进兵秭归，兵四万余” 。有着“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的民国学者黎东方认可这一数据，写进他所著的《细说三国》中，并对刘备出兵之少感到不解。

盛怒之下仅出兵四万确实难以理解，其实更禁不起推敲。孙权是上这份疏表的时间是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春正月，这是有确切记载的1 ，转换成蜀汉方面的时间年号就是章武二年。

章武二年的春正月，距刘备盛怒出兵时已有半年。在这半年里，蜀汉军队在三峡地区进展顺利：都督冯习、先锋张南率步军击破吴将李异、刘阿，攻克边境建平郡的郡治巫县（今四川巫山北），而后又推进数百里，收复要地秭归（今湖北秭归），至章武二年春正月孙权上疏时，刘备已经亲自在秭归驻扎；水军则在将领吴班、陈式统领下登陆上岸屯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换言之，孙权疏表中的“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只是交战半年后在秭归地区的数量兵力，而并非是总兵力。从常识上来说，刘备仅凭四万余人便欲伐吴，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刘备到底集结了多少士卒，裴松之在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作注时援引《傅子》一书，里面收录了吴军最终的歼敌数量：

（孙）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

“备仅以身免” ，也就是说，伐吴的蜀汉军队共计八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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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建国前的这几年连遭厄运：关羽麾下荆州军的全军覆没；陆逊夺占三峡各要地时的“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孟达又以汉中东三郡出降曹魏，几场重创下来，蜀汉方面恐怕先赔进去了一个八万余人，加之南中地区的豪强雍闿蠢蠢欲动，不可能为伐吴提供兵力。

最后被歼灭的八万余人，加之被隔绝退路投降曹魏的黄权军、集结完毕但留守边境为援的赵云军，刘备伐吴动员兵力当在十万人上下，这也几乎是当时蜀汉能集结的全部兵力。

孙吴方面的兵力，在陆逊的本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孙权命其为大都督，统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

在此之前，孙权曾多次举十万之众攻打合肥，可以判断，陆逊的五万人只是先头部队，一旦陆逊失利，孙权势必会有后援。够调拨五万人给予陆逊，也可看出孙权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已超过早年的赤壁之战。

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蜀汉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开战初期的半年内，蜀汉军利用这种优势推进至秭归。但随着不断深入三峡地区与吴军统帅陆逊的战略性后退，这种优势逐渐被抵消掉了。章武二年正月，陆逊一度发动反击，其部将宋谦等人“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4 ，获得了一次绝佳的胜利。

相反，远征半年后的蜀汉军呈现疲态：当年二月，驻扎在秭归的刘备亲自率军继续推进至夷道猇亭（今湖北宜都以北的长江北岸），先锋张南虽将孙权之侄孙桓困于夷道城（今湖北枝城），却无力攻破；南方荆州武陵郡（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以西）五溪地区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叛吴请求援军，刘备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另辟战场，仅仅派侍中马良前去招安，给予名分、授予印绶。加之刘备在推进的过程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5 ，连营前后长达到七百余里，这又消耗了大量兵力。

所以到了战事后期，即猇亭对峙阶段，两军兵力并无太大差距，甚至蜀汉军队反逊一筹，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刘备要令水军舍舟登陆屯于夷陵的原因，盖因兵力捉襟见肘之故。

除兵力外，双方统军将领亦有极大的差距。

吴军战将中，朱然、潘璋、宋谦、徐盛久经战阵；鲜于丹是吕蒙旧将；孙桓是孙权之侄、亦是吴宗室子弟中的后起之秀；韩当早年追随孙坚，更属孙吴三世宿将，这些将领常年与魏人交手，有着丰富的作战和统军经验。

而蜀汉一方的统军将领，除了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水军统帅吴班与陈式外，有据可查的还有辅匡、赵融、廖化、傅肜、向宠等人。与吴将相比，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此前非但没有卓著的战功，甚至其人更属默默无闻。

伐吴之时，虽然关、张、黄已亡故，魏延镇守汉中，但骁勇的马超、赵云尚存，具有丰富统兵经验的蜀地将领李严、吴懿犹在，刘备却以上述诸人为将，其实是看重他们的出身。

这些人中，赵融史无记载姑且不论外，廖化是关羽旧将，荆州襄阳人；向宠，荆州襄阳人；辅匡，荆州襄阳人；傅彤，荆州义阳人；都督冯习，荆州南郡人；先锋张南，自荆州随刘备入蜀。孙权背盟袭取荆州，这些荆州本地将领必然同仇敌忾，意欲立功报效，故而出兵伐吴也是必然的政治选择，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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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土著的意愿，是刘备伐吴的根本动力

当初攻汉中时，刘备另遣马超进入侧翼武都地区，武都氐人首领雷定等七个部落万余人迅速叛魏响应马超。同理，在伐吴成为必然的条件下，用荆州将领收复荆州，其发挥的战斗力、影响力绝非马超、李严等外来战将可以比拟，武陵的沙摩柯叛吴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但荆州将领空有杀敌之志，统兵经验欠缺，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宿将，也确是蜀汉军队的软肋。

不过戏剧性的是，孙吴诸将虽然经验丰富、资历深远，但因而蔑视统帅陆逊、不听调遣。孙权之侄孙桓在夷道被蜀军先锋张南反被击败，只得退守孤城，而陆逊却以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6为由拒绝救援，苦盼救兵无果的孙桓心生怨恨。

另外，在陆逊后方的荆州，除了武陵郡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外，零陵、桂阳二郡同样出现了蛮夷叛吴之事。为防止事态扩大，孙权急调两广一带的交州刺史步骘率万人北上平叛。《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中提到，即使是刘备惨败之后，零陵、桂阳二郡的蛮夷尚且仍有能力“犹相惊扰，处处阻兵” ，何况双方相持之时，蛮夷的叛乱也是吴军要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麻烦。

所以综合双方的优劣来看，此时蜀汉军兵锋已钝，吴军更是后方不稳不宜久拖。一旦战况迁延日久，吴军指挥层的内部矛盾及荆州各地的蛮夷叛乱等问题将逐渐放大，最终孰胜孰负，尚不好说。

刘备七百里连营的战略意图

刘备深入三峡地区前后连营七百余里，魏文帝曹丕闻听后颇为不屑，与群臣评论道：

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 ，此兵忌也。 7

曹丕嘲讽刘备不懂军事，犯了于广平低湿地带长久驻军的兵家大忌，这也是导致八万大军最终尽没的致命原因。那么，刘备为何要犯兵家大忌呢？

首先，连营七百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蜀汉军从最初攻克巫县、秭归再到后期相持于夷道猇亭的推进中逐步完成的。

应该说，刘备虽是盛怒伐吴，但其毕竟戎马多年，对己方兵力、将领逊于吴人的事实有一定的认识，没有幻想重创吴人，加之三峡地势狭长，如日后陆逊之孙陆机在《辩亡论》中所言的“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 ，既无法进行大规模兵力集结作战，也容易遭到吴人越山切断后路，所以刘备选择通过数百里连营，准备与吴人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刘备可以在相持中等待时机，等待天下有变。

这一“有变”指的就是曹魏出军与蜀汉协同伐吴。其实早在几年前曹操薨逝时，刘备便遣麾下韩冉前往吊丧，实则为伐吴试探口风，但韩冉在抵达曹魏管辖的荆州境内后就被曹丕下令处死8 。

除吊丧一事， “刘备待变”的论点还可以从伐吴惨败后得到佐证：夷陵之战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曹魏出兵三路攻吴，已败退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以东）的刘备听闻后写信嘲讽陆逊云：

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9

即使已经全军尽没，刘备在听闻曹魏攻吴后依然在言语上威胁陆逊，更何况是两军对峙。

只是，曹操薨逝时汉朝在名义上尚存，从法理上来说，身为汉朝汉中王的刘备派人吊丧魏王曹操并无不可，但曹魏、蜀汉建立政权后，蜀汉就必须以汉室正统自居，奉行“汉贼不两立”的国策，是既不会也不能与篡汉的曹魏公开媾和，故而只能希冀于曹魏认清孙吴无法两线作战的弱点自行出兵。

在相持后期，刘备之所以拒绝大将黄权沿长江顺流奇袭荆州的提议，其实还是有保存实力不愿与吴人硬拼、幻想曹魏出军的战略考量。

孙吴方面，在刘备出兵以前，孙权也担忧遭到夹击，所以其主动向曹魏方面称臣、送还于禁、供应各种珍玩之物，以此讨好曹丕避免两线作战。

曹魏侍中刘晔对此事同样洞察透彻，《刘晔传》裴注引《傅子》中记载了其建议曹丕立刻出兵灭吴的话语：

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不过，曹丕认为孙权已经俯首称臣，攻伐有违道义，意欲助吴伐蜀，刘晔又劝阻道：

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

刘晔的眼光堪称老辣，只是曹丕不比其父曹操，也不及其子曹睿，仅仅是一个守成之君，其既不助蜀，又不帮吴，放弃了这个一统天下的绝佳时机，也使得刘备“连营待变”的战略意图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旷日消耗战，同时又将己方易遭火攻的致命缺陷暴露给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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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武二年闰六月，陆逊率吴军各部正式发动反击。反击战极为顺利，甚至是一气呵成。

闰六月正逢盛夏酷暑，吴人四处放火，猇亭蜀军诸营猝不及防，迅速被火覆盖，吴军诸将趁势猛攻，连下军营四十余座。得手后，韩当、朱然等人立即追至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对败退的蜀军展开歼灭战，几乎将蜀军的有生力量予以全歼，陆逊更是一度将逃亡的刘备围困在今湖北宜昌西北的马鞍山上。

被围困已久的孙桓也从夷道城中杀出，翻山切断了刘备退回白帝城所必经的夔州古道（今重庆市东北，巴蜀咽喉之地），迫使其翻山越岭、命士兵脱去铠甲堆置隘口焚烧以阻挡追兵，这才勉强逃脱。

《陆逊传》记载，蜀军“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参战的蜀汉将领中，都督冯习、先锋张南、侍中马良、夷人首领沙摩柯阵亡；祭酒程畿拒绝弃船独自逃生，手持长戟奋战致死；负责断后的将军傅肜大骂劝降吴将为吴狗后亦力战而亡；驻扎在长江北岸的黄权归路被阻，又不愿投降吴人，只得率军降魏。

可以说，伐吴惨败是一个致命打击，使建国仅一年的蜀汉几乎滑向了亡国边缘。退入白帝城的刘备本人无不羞愧愤恨的言道：

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刘备善后与白帝托孤的再认识

刘备退回白帝城后，孙吴方面并没有罢手，吴将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11 ，随时有进一步攻取白帝城的意图。

因形势危急，伐吴时被留守江州作为后援的赵云迅速赶赴白帝城，巴西太守阎芝也立即“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12 ，遣汉昌县长马忠送至白帝城，两军不少于万余人的到来使白帝城的防御力量得以增强，吴人于当年八月退回巫县。

刘备自退入白帝城至转年的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期间将近十个月的时间。用一句话概括，自败退白帝城后，刘备仿佛是一个自知时日无多的人，他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默默地以平和的心态去反思、修正错误，以自己最后的力量做着最后所能做的几件有益于蜀汉的事。

首先，同样是全军尽没，身为统帅的刘备与当初官渡惨败的袁绍在胸襟上却有着天壤之别。袁绍于官渡惨败后碍于脸面将进谏忠言的田丰处死，而刘备未采纳黄权水军奇袭之策，溃退后又使处于江北的黄权无路可退被迫降魏，当有司按律逮捕黄权家人时，刘备予以赦免，并言道：

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刘备的坦诚，能够虚心承担战败责任，让他虽遭袁绍之惨败，却无袁绍覆亡之祸。

刘备的胸襟更表现在能够惨败后认清形势，愿意与吴人和解一事。夷陵一战，蜀中八万将士死于吴人之手，如果刘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对吴人仍然仇视，那么即使后来武侯能与孙吴和解，也会遭遇巨大的政治压力。

但刘备接受现实，最终于章武二年冬十二月接受了孙吴使臣郑泉和解的请求、并“累遣宋玮、费祎等与相报答”14 ，让武侯日后可以名正言顺的与吴人开展外交和解工作，也使蜀汉得以平稳的渡过最艰难的时期。

除了承担责任、和解吴人外，刘备命武侯在成都南北郊分别修建祭坛弥补称帝后未能祭天的遗憾；鉴于尚书令刘巴突然离世，以辅汉将军李严接替；病危时叮咛刘禅、刘理、刘永三人父事丞相，特别教导太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甚至还有如在刘巴尚在时不忘向其举荐增援白帝城的汉昌县长马忠、临崩前警告武侯马谡不可重用等细微之事。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二月，刘备病危，诏武侯、李严赶赴白帝城托以后事，这就是著名的“白帝托孤” 。托孤时对武侯所说的那句“君可自取”的话几千年来也让后人不断的去猜测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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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备过于狡诈，伐吴时不听武侯劝阻，驾崩前又搞道德绑架，用一个“君可自取”的虚伪之语将“烂摊子”甩给武侯，最终使其为蜀汉兢兢业业，操劳到死。但纵观历史，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太市侩。汉高祖刘邦征伐天下时以萧何留守后方，但论功行赏时萧何却在他人之上，并且刘邦把萧何比作猎人，把出生入死的战将比作猎狗。试问，如果不是最信得过的社稷之臣，又怎会命其留守后方呢？

刘备不同于曹操、孙权，其出身贫寒，年轻时身处社会最底层，以织席贩履为生，起兵后又连连失利，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几乎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直到六十一岁时才得以称帝。这些苦难的经历让刘备磨练出慧眼识人的本领，对马忠、马谡二人的精准判断就是明证。

而武侯自出茅庐以来与刘备相处了十七年，如果武侯想离开，大可以在长坂溃败时随徐庶北投曹操，也可以出使江东后投奔兄长共事孙权，但武侯没有这样做，如《出师表》中所言，武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始终不离不弃，对于武侯这十七年来的忠心耿耿，刘备是非常清楚的。刘备更清楚的是，即使自己不提“君可自取” ，武侯也一定会竭尽全力辅佐自己不成器的儿子。

起初，武侯刚出茅庐后与刘备十分亲密，惹得关、张等人不悦。刘备以“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15作比喻劝告二人，二人才不做声。白帝托孤期间， “素为诸葛亮所不善”16的汉嘉太守黄元因担心日后遭到清算而举兵谋反；武陵人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17 ，在后主刘禅继位后却仅担任长水校尉一职，为此廖立心怀不满口出怨言。

应该说，刘备能预料到自己撒手人寰后群臣中会有黄元、廖立式的人物，甚至引发新的内讧，故而才道出了类似早年间“如鱼得水”式的“君可自取”之语，这既不是道德绑架，也非老糊涂的昏话，而是如同刘备这十个月来所做的每一件事一样，临崩前的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去帮助武侯，帮他巩固蜀汉“第一丞相”的位置，所以陈寿高度称赞了刘备的白帝托孤：

（刘备）及其举国讬孤於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18

至于时常提到的任用东州人李严牵制武侯一事，今人添加附会的政治色彩更浓些。

从常理上来说，除了钦点心腹为顾命大臣，天子再征召尚书令一并托孤没有不妥。试问，如果不是尚书令刘巴先于刘备去世，时任地方郡守的李严怎会被破格提拔进入尚书台这种天子身边的枢密机构，更怎会接受托孤重任呢？刘备以李严为顾命大臣即使有取悦东州人的意思，但也只是正常人事更替下的产物，况且李严的职责是“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19 ，即刘备命其留守白帝城，远离政治中心成都，所以牵制一说未必成立，至于李严日后的争权，则是其个人欲望膨胀的产物，与刘备毫无关系。

纵观刘备称帝在位的这三年，因孙吴背盟袭取荆州一事，其在称帝后不久后便盛怒伐吴，一年后又遭逢陆逊火攻而全军尽没。

而在败退回白帝城后，刘备却能在人生的最后十个月中平静的反思自己、不断修正错误，做出诸多有益于蜀汉日后发展的举措，并且将自己的儿子与整个国家毫无保留的托付与武侯，使得一度处于亡国的边缘的蜀汉能在武侯的治理下得到重生。

三十二年后，七十一岁的孙权同样临崩托孤，但由于托孤不当，其驾崩后顾命大臣、宗室子弟间展开了长达七八年的相互杀戮。相比之下，孱弱的蜀汉政权在刘禅继位后能有一个较为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并且逐渐恢复国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刘备最后十个月的妥善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