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不及曹操、曹植,曹丕是怎么使文学从附庸走向独立的

说起建安文学 , 首推“三曹” , “三曹”之中 , 又往往以曹植最杰出 , 也有推曹操的 , 总归曹丕最弱 , 几乎已是公论 。 但力挺曹丕的不是没有 。 比如大思想家王夫之 , 在其《姜斋诗话》里 , 就极力称赞曹丕:“实则子桓天才骏发 , 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就认为曹丕文才 , 不下曹植 。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繁荣 , 鲁迅先生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 , 名家辈出 , 作品纷纭 , 诗歌、赋、散文全面发展 , 为后世开辟出“建安风骨”的文学标尺 。 陈子昂就曾高举这一旗帜导引大唐文风 。 可见建安文学对后世影响之大 , 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之重 。 在这样文学大爆发关键时期 , “三曹”无疑起了最重要作用 。 无论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影响 , 个人所具备的文化修养和造诣 , 还是对文化事业的推崇 , “三曹”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 。 而“三曹”之中 , 比起曹操的引领群雄 , 曹植的才高八斗 , 曹丕处于中间 , 不上不下 , 似乎有些尴尬 。 就像后世说康乾盛世一样 , 雍正往往容易被忽略 , 曹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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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关键的文化崛起节点上 , 曹丕起到了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

以帝王之尊而兼文坛领袖 。 这在历史上极为少见 。 身为皇帝 , 一言一行都引人关注 , 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 所谓上有所好 , 下易从之 。 楚王好细腰 , 你可以想像当时的女子对骨感美的追求:“宫中多饿死” , 何等疯狂!李煜喜欢小脚 , 竟衍生缠足陋习 , 摧残女性千年之久 。 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 曹操可以说在客观上促成了建安一代诗风 。 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开了个头彩 。 曹丕则走得更远 , 意图更明显 。

如果说曹操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写诗作文 , 曹丕则把文学当作事业 , 并倾注心力去经营 。 这是父子两人最大的区别 。 对此 , 曹丕不吝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挑明自己的这一主张 。 如在著名的《典论·论文》里 , 盛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 不朽之盛事” , 第一次将文学之地位、作用如此看重 , 且感慨“年寿有时而尽 , 荣乐止乎其身 , 二者必至之常期 , 未若文章之无穷” 。 大有抓紧时间 , 勤修文章的使命感 。 在《与王朗书》里 , 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文学观 。 “在生有七尺之形 , 死唯一棺之土 , 唯立德扬名 , 可以不朽 , 其次莫如着篇籍 。 ”这些都显示出曹丕对文章事业的主动性追求 。 这种喜好推崇 , 远非曹操、曹植所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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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曹丕之前的两汉时期 , 受儒家经学正统地位影响 , 诗赋文章不过从属地位 , 可有可无 , 扬雄就认为是雕虫小技 , 壮夫不为 。 汉武帝虽然喜欢大赋 , 对于司马相如等 , 却也不过是“倡优所蓄”的态度 , 圈养文人如宠物 , 并无人格上尊重可言 。 便是弟弟曹植 , 文华灿烂 , 却也认为“辞赋小道 , 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 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 。

只是到了曹丕这里 , 文学才真正从地位上有了一个飞跃 。 为了这份热爱 , 为了他所钟爱的文章事业 , 曹丕可谓一辈子身体力行 。

反应到具体行为上 , 一是曹丕周围聚焦了一大批文士 。 这些都是当时文坛的佼佼者 。 像“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 曹丕都与之往来密切 , 始终保持着随时创作、共同探讨的交友状态 。 这反映在曹丕留下的十几封书信中 。 赠答酬唱、书信往来 , 已经成为文学交流的主要形式 。 《与吴质书》 , 就是曹丕书信中的典范之作 。 吴质 , 人称“太子四友”(另三位是司马懿、陈群、朱铄)之一 , 可谓曹丕心腹之臣 。 但在这篇书信里 , 完全就是友人互道衷肠的语气 , 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架子 。 “昔年疾疫 , 亲故多离其灾 , 徐、陈、应、刘 , 一时俱逝 , 痛可言邪?”何等悲切!“昔日游处 , 行则连舆 , 止则接席 , 何曾须臾相失!”多么美好!“每至觞酌流行 , 丝竹并奏 , 酒酣耳热 , 当此之时 , 忽然不自知乐也”又是这么多愁善感 。 所以有人说 , 相较曹操的霸气、曹植的仙气 , 皆非凡人 , 曹丕则是妥妥的一个人 。 他就是纯粹的文人之气 。 也就是这种文人之气 , 使他有时候非常感性 。 比如在好友王粲的丧葬之礼上 , 出于对好友离世的悲哀 , 身为太子的曹丕竟率领前来吊唁的百官学驴叫 。 仅仅因为王粲生前爱听驴叫 , 曹丕就以这种怪诞的方式送了老朋友一程 。 这些都可以看出曹丕有才、爱才、惜才 , 愿意与这些才志之士结交并推心置腹 , 如磁石一般的吸引 , 这才有了后世为之仰望的“邺下文人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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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 曹丕对于文学创作有着自己清晰的认识和标准 。 这些零散地反映在他与诸文友交流的书信当中 。 他对围绕在他身边的文人诗赋多有品评 。 为此 , 他还写成了较系统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 , 专门讲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第一个文艺理论的专作 。 大体论述了建安文学的风貌成绩 , “建安七子”之名也源出于此 。 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 , 气之清浊有体 , 不可力强而致”的文气之说 , 一直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 至今沿用 。 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 这是距今近两千年的曹丕已有的认知 。

其次 , 曹丕不仅有鲜明的创作观 , 他的一系列扎实的文学创作作品 , 本身也是以自己的实绩开了建安新风 。 他的书信体散文《与吴质书》情辞优美 , 婉转流丽 。 今天读来也动人心弦 。 他的抒情小赋不事铺叙 , 笔随意到 , 使赋由华而不实的铺排向情真意切的小品文发展 。 赋文风格与其弟曹植绝然不同 。 《登台赋》、《寡妇赋》都是不错的佳篇 。

当然 , 曹丕最出色的 , 还是他在诗歌上的贡献 。 虽然夹在曹操、曹植两大巨星之间 , 也无法遮掩他在诗歌上的艺术光芒 。 《燕歌行两首》足以使他在千古诗坛上独占一席之地 。 对于这两首七言歌行 ,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早就在其《诗薮 (sǒu)》中有言:“子桓《燕歌》二首 , 开千古妙境 。 ”因为是诗歌史上第一次七言尝诗 , 且出手就如此成熟 , 故历来为人所重 。


天赋不及曹操、曹植,曹丕是怎么使文学从附庸走向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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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形式上开七言先河 。 这是一个创造性实验 , 而且他成功了 。 其中的“别日何易会日难”一句 , 就启发了词帝李煜、七律圣手李商隐 。 他们分别有“别时容易见时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之句 。

王夫之对此二篇也推崇备至 , 许为:“倾情 , 倾度 , 倾色 , 倾声 , 古今无两 。 ”(《船山古诗评选》)

《大墙上蒿行》则属曹丕经典杂言诗 。 王夫之《古史评选》中说曹丕此诗:“长句长篇 , 斯为开山第一祖 。 鲍照、李白领此宗风 , 遂为乐府狮象 。 ”直言其写法句式参差 , 节奏跳脱 , 可收可放 , 全凭气意神行 , 自由奔突 , 正是鲍照、李白取法之处 。

可以说 , 建安文学 , 就是在曹丕理论加实践的导引下 , 在其至尊地位的强大辐射下 , 文学才完全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 , 而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 甚至成为后世科考的主要内容 。

这个关节点的转变 , 是曹丕促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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