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在古代，每逢天灾频繁或者朝廷在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皇帝都会发布自我检讨和自我反省的诏令，这便是所谓的《罪己诏》。诸多皇帝都发布过《罪己诏》，比如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连明君之典范唐太宗李世民也发布过。乍一看懂得自我检讨、反省的君主都是明君，但是作者今天要说的这位，他谈不上是个明君，昏也昏不到哪里去，但他却发布了最多的《罪己诏》，令人咋舌，一起随着作者来看看吧。在历史的大宿命和个人的小宿命之间,崇祯皇帝朱由检下过六道含义丰富的罪己诏。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关于大明宿命的忧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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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当和不堪担当之间,年轻的、孜孜以求治的皇帝从希望走向绝望、从宽容走向狭隘、从公允走向偏激、从悲欣交集走向心如死水。他承担了一切不该他承担的,却又在历史的大颓势之中,添加了来自崇祯本身性格缺陷的助推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本，在王朝唱晚时代,那个孤独的勤政者将他落寞而行的背影定格成天头地脚。以注脚的形式悲怆地写在历史边上,任人品读,也任人评说。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的第一道《罪己诏》是在以下背景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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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起义军在荥阳会师,包括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义军七十二营大会于荥阳,简称荣阳大会。随后不久，起义军攻陷凤阳、颍州、麻城等地，随后转入陕西,气焰一时大盛。而当得知风阳祖坟被挖的消息传来,崇祯皇帝惊慌失措。他“身者素服,声泪俱下”,慌慌地遗宫告庙,表示自己乃大明不肖子孙。二月十三日,皇陵失守,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鹤成了替罪羊，被逮捕下狱。这一年大明党争正盛，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因与首辅温体仁不和,告老还乡。皇帝给他的评价是“徇私挠乱”,很有悻悻然之意,而文震孟从入阁到黯然下野,只有短短五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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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人事之复杂,崇祯始乱终弃的用人观由此可见一斑。而崇祯的烦恼不仅仅在于党争,还在某些大臣的“拎不清” 。监军汤开远（汤显祖之子）十月上疏攻击他“待文武之臣不一,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思” 。这一点令崇祯恼羞成怒的同时又觉得很有些话要说，崇祯八年(1635年)版《罪己诏》就这样出台了。崇祯在他的《罪己诏》里先是表达自己的志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 ”紧接者说明因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 ，这里有对自己用人失误的检讨。而大明内外交困的情状崇祯用八个字来概括——“虏乃三入,寇则七年” 。后金三次入塞农民军起事已达七年，这是个历史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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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困局消耗下,崇祯“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 。 “愧愤”二字,可谓传神——既惭愧又愤怒,个中情绪实实复杂难言。崇祯接下来提到了伤感的事件:“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 ”凤阳祖坟被捣了,“祖恫民仇”,崇祯承认“责任实在朕” 。所以为了救国于危难之间,崇祯表示要“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以愆其过,以励其志。在这份感情充沛的《罪己诏》里,崇祯还承认“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 ”很有“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感。在接下来几份《罪己诏》中,崇祯皇帝用语一次比一次悲壮,甚至从悲壮走向悲怆或者说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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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在他的第三份《罪己诏》中承认“大明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 。他表示自己今后要“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八日,崇祯在他的第五份《罪己诏》中痛责自己:“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但此时大明大势已去。兵部尚书冯元飚在陈新甲被处决后,吓得不敢再做兵部尚书,死活要离职而去。崇祯下《罪己诏》,除了自责,其他大臣对此并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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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李自成拥百万之众在西安建立朝廷,准备对京城发起最后一击,大明却无多少抵抗力量。这个正月,崇祯发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 ”他这话是对阁臣们说的,但听者置若罔闻,人人明白国事不可为了。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京城被围，破城只在早晚之间。崇祯皇帝仰天长叹,绕殿环走,捶胸顿足,叹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十八日,崇祯皇帝下第六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份《罪己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贱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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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崇祯的确发布了那么多的《罪己诏》，然而都是表面的，崇祯始终不知道他自己的缺点。性格缺陷，对有功之臣刻薄寡恩，袁崇焕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些《罪己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零杠五。 ”在这最后一道《罪己诏》发布之前,太监王相尧开宣威门献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负责京师防务的成国公朱纯臣开朝阳门迎降。崇祯在最后时刻亲自鸣钟上殿,却没有一位大臣前来签到。众人都作鸟兽散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王朝就以这样尴尬的形式黯然结束。这一年崇祯朱由检三十三岁,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岁。两个数字的对比含义实在丰富，是那样的年轻,又是那样的苍老，他们夹杂在一起,不由分说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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