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军人为何对两个中国人念念不忘？40年前这个故事鲜为人知

1984年，张爱萍部长应美方之邀，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在美期间，张爱萍意外迎来一位美国朋友的拜访，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叫赛伏尔的美国退役军人已经与他阔别了整整40年。

两人见面后，赛伏尔在交谈中一再提到“陈先生”、“朱先生” ，并表示希望有机会去一次中国，找到“陈先生”、“朱先生”感谢他们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那么， “陈先生”、“朱先生”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救了一个美国人的命呢？

那是在1944年春的一个早晨，离江苏省建阳县湖垛乡日伪军据点不远，神台北农家打麦场上，从草垛里爬出一个人来，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瘦高个子，穿一身米黄色的制服，腰间还挂着一支手枪，正忙着把降落伞收起往草堆里藏。

此时一位名叫陈清禄的农民发现了他，并且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外国人，联想到昨晚飞机掠过上空巨大的轰鸣声，知道他是跳伞逃生的盟军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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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离敌人据点不过3华里，若被日本鬼子发现不得了。陈清禄做着手势，赶忙把这个外国飞行员带到住汤碾村，同新四军有往来的姜乃安家。

姜乃安是敌工部的关系户，敌工部站长徐佩荣的徒弟。姜乃安也来不及给飞行员换便服，趁着晨雾未散，就领着他向北往新四军的根据地跑。

他们俩跑了十几里路到了钟家庄，县敌工部就住在附近的村子上。县敌工部对外称新四军驻建阳县联络办事处。问起联络处，大人小孩都知道，便簇拥着这个“大鼻子” ，带领到联络处住房。

当时建阳县敌工部部长杨光群出差了，好在敌工部有个内勤名叫朱泽，上中学时学过一小段时间英语，虽然口语水平很差，但至少知道一些英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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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泽热情接待了这个外国飞行员，但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进行交流。他想了想，中国的地名、人名通常是汉语和外语同音，便学着普通话的腔调，向对方介绍说：“我们是新四军” 。

外国飞行员摇摇头，朱泽借助手势重复说“我们是新四军” ，飞行员仍然摇摇头，摊开双手，表示听不懂，不理解。 ”

突然，朱泽想起带过的臂章上的“N4A” ，那不是新四军名称的英文缩写吗，于是边想边说：“We are New Four Army” 。

外国飞行员立即露出信任的笑容，竖起大姆指，重复说“New Four Army” 。朱泽继续用英语问他的姓名、身份来历。

原来，这个飞行员名叫赛伏尔，是美国援华飞行大队的少校军官，一架重型轰炸机的机长，驾机轰炸日本时被击中，返途经建阳县（现江苏省建湖县）上空，机上飞行员先后跳伞。飞机在湖垛镇西面、建阳镇南面坠毁在农田里。他是最后跳伞的一个。中国人民救了他，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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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泽先是用英语说，我们是朋友，感谢你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接着还向他说明，他跳伞落地的地方靠近日本兵的据点，很危险，祝贺他脱险——当时的确有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被驻乔家庄的日伪军抓去了。

中午敌工部做了几个好菜招待赛伏尔，教他用筷子，赛伏尔吃得很香。当晚，赛伏尔就在敌工部机关住了一夜，对他高长的身材来说，睡的门板床嫌短了一点，但他还是睡得很熟。

第二天，敌工部长杨光群回来了。杨光群原名贾嵩明，东北人，大学文化，他用英语和赛伏尔作了交谈，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区斗争的情况。

下午，杨光群派朱泽送赛伏尔到建阳县县总部队部。为了保障安全，杨光群又派了敌工队员稽俊之带着武器一同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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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泽、稽俊之向邻居借了一条小篷船，从水路往高作镇进发。阳光熠熠，绿水粼粼，船桨击水声伴着三人的欢声笑语，轻舟穿河过港。赛伏尔见到什么都新奇，见到捕鱼捉蟹的栏网，也要问个究竟。一问一答，说说笑笑，不觉过了两个小时。

三人停船登岸后，又步行了一里多路，到达高作镇西面的季陆墩子，建阳县总队队部就住在这里。

季墩周围尽是又高又大的树木，三人从墩子西面绕道进去，还隔着树丛，就被先期到达的4个美国飞行员发现。他们奔着叫着迎了上来，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他们相互拥抱、问好，讲些什么，凭朱泽等人那点英语水平，也听不懂。赛伏尔和同伴们一股劲地说话，也顾不上把朱泽等人介绍给那4位飞行员。后来，朱泽、稽俊之和县总队相关负责人办了交接手续就离开了。

后来朱泽听说，这几个美国飞行员，由县总队送交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然后转送国民党地区。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接待过他们。

因为对救出自己的中国人民心怀感激、念念不忘，所以在时隔40年后，当赛伏尔得知张爱萍访美时，便特意去拜访了张爱萍，提出希望去中国感谢陈清禄和朱泽两位恩人。只不过，当时赛伏尔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后来得了重病，这个心愿始终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