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当年是怎样读书读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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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当年是怎样读书读律的// //
北宋前期科举分为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 ， 在考试内容上仍然仿唐制 ， 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 ， 而且对于平仄、对偶、押韵都有严格的要求 。
仁宗时欧阳修、范仲淹提出先试策论 ， 以使天下举子留心治乱之道 。
熙宁四年（1071年） ， 王安石改革贡举后 ， 逐渐变为进士一科 。 进士省试罢帖经、义、诗、赋 ， 改试以经义、论策 。 殿试也由原来的诗、赋、论三题 ， 改为试策一道 ， 以便举子向皇帝谈古论经 ， 建言奏事 。
由于宋初皇帝务实求实 ， 作为治国之具的法律自然进入皇帝的视野 。 他们非常重视运用法律管理国家和控制社会 。
太祖曾说：“王者禁人为非 ， 莫先于法令 。 ”
太宗也反复告诚臣下：“法律之书 ， 甚资政理 ， 人臣若不知法 ， 举动是过 ， 苟能读之 ， 益人知识 。 ”
仁宗更将法制作为图治的首要条件 ， 他说：“法制立 ， 然后万事有经 ， 而治道可必 。 ”
在上述尊法重法的思想影响下 ， 宋朝皇帝多“究心庶狱”、“临轩虑囚” ， 积极开展立法活动 ， 加强法制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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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期 ， 在“经生明法 ， 法吏通经”的思想影响下 ， 创建了“明法科” ， 使法律进入科考领域 。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 ， 又命“诸科始试律义” 。 遂使法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
神宗改制时 ， 为了进一步改变“近世士大夫 ， 多不习法”的学风 ， “又立新科明法 ， 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 。 科举试法起着某种导向作用 ， 激发了“士人”学法习律的积极性 。 如同神宗时大臣彭汝砺所说：“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 ， 及陛下以法令进之 ， 而无不言法令 。 ”
苏轼在《戏子由》一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 ， 致君尧舜知无术 。 ”这从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撰写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明他是读书读律的 。 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的赏识 ， 拔掘为第二名 。 至礼部复试时 ， 他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名 。
苏轼《戏子由》诗中所说的“致君尧舜知无术”的“术” ， 是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 。 特别是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思想 ， 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
韩非所说的术就是“君人南面之术” 。 他说：“术者 ， 因任（能）而授官 ， 循名而责实 ， 操生杀之柄 ， 课群臣之能者也” ， “凡术也者 ， 主之所以执也 。 ”
可见 ， 苏轼读书读律的倡导意在说明只有精通法律才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 他与韩非所论证的术 ， 角度不同 ， 但有相通之处 。
在《戏子由》诗中 ， 他还写了“头虽长低气不屈” ， “道逢阳虎（春秋鲁国以“陪臣执国政”的季孙氏家臣）呼与言 ， 心知其非口诺唯”的诗句 ， 表达了他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受到新党的压制抑郁和矛盾的心理状态 。 这在苏辙《次韵子瞻见寄》诗中表述得更加明白 。
苏辙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 ， 在为官的过程中 ， 政见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 ， 既反对王安石改革时的新党 ， 也对此后的旧党颇有微词 。 因此 ， 同时为新旧两党所不容 。 他在诗中所说“自从四方多法律 ， 深山更深逃无术” ， 意在讥讽王安石变法时加强立法 ， 使得社会受到法律的控制 ， 即使深山更深 ， 也无所逃于法律的束缚 ， 诗句中所说“弹効未至理先屈” ， 表达了对其兄迭遭文字之狱的愤懑 。 他在诗中还大胆地提出了“繁刑弊法”实为“公耻” ， 并且以汉贾谊、楚屈平之不得见用 ， 略以自慰：“贾生作傅无封事 ， 屈平忧世多离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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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在另一首诗《送傳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中赞美东汉郑玄“千载遗风”加惠“后生＂ 。
郑玄 ， 字康成 ， 东汉经学大师 ， 他不仅说经 ， 而且引经解律 ， 使律学附庸于经学 。 一时之间 ， 通经解律成为士人向往的学风 ， 也是东汉律学的一大特点 ， 其影响及于魏晋 。 苏辙诗中说：“胶西前辈郑康成 ， 千载遗风及后生” ， “旧学诗书儒术富 ， 兼通法律吏能精” 。 正是对于郑玄所开创的说经解律代学风的赞颂 ， 也反映了当时读书读律、既崇儒术亦申律学的时代特点 。
曾经作为苏轼座师的梅尧臣在《长歌行》中 ， 也描述了北宋时期运用法律控制社会的情景 ， 诗日：“富贵拘法律 ， 贫贱畏笞榜 。 ”也就是说 ， 富贵之家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東 ， 不得妄为；至于贫贱之家 ， 也应畏惧法律的制裁 ， 即所谓“笞榜” 。 而不敢为非 ， 表达了宋初以来运用法律控制社会所取得的效果 ， 也显示了梅尧臣重视法律的法观念 。
梅尧臣 ， 字圣俞 ， 世称宛陵先生 ， 北宋著名诗人 ， 他关心民瘼 ， 对于百姓在赋役盘剥下的艰苦多有同情 。 在他最负盛名的《陶者》诗中所云：“陶尽门前土 ， 屋上无片瓦 。 十指不沾泥 ， 鳞鳞居大厦” ， 就是对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控诉 。
他甚至在诗中作了这样的描写：“世人何恶死 ， 死必胜于生” 。 由于他为诗写实 ， 时人称颂其诗直可作史实观 。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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