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地标设计师亲自设计：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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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年的初夏显得格外舒爽，伦敦查特豪斯迎来了它的新主人——托马斯·萨顿，这位林肯城官员的儿子此时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尽管因为开采煤矿而获得了巨额财富，但熟知他的人并不愿意将他和那些粗鲁的暴发户相提并论，因为毕业于伊顿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他，更像是一位儒商。

从医院到学校

从纽卡斯尔到伦敦，托马斯·萨顿并没有因为进入暮年而颓废，即使他购入了好几处房产，也并不代表他准备安度晚年，在人生最后一年的1611年，他居然又通过参与商业活动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财富。

79岁高龄的托马斯·萨顿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财富也不可能随着他一起离去，因此他决定先将一部分财产捐出来，就在查特豪斯——他的住址附近修建一所医院，这所医院被他命名为“詹姆斯国王” ，除了医院以外，他还希望将这部分财富用于修建教堂和学校。

然而，当托马斯·萨顿在这一年的12月12日阖然长逝的时候，其遗愿的实现过程颇经历了一番曲折，他的亲人和朋友为了是否要建医院和学校而争论不休，不过最终法院给出了判决：支持托马斯·萨顿的遗愿，将其用于建立医院、慈善之家和学校。慈善之家主要是为80名包括落魄绅士、陆海军的伤残退伍军人、破产商人和被离开皇宫的前国王和王后的仆人提供生活资助，而学校主要用来为40位男孩提供教育。虽然起初查特豪斯以医院的形式而创立，但是后世为了纪念托马斯·萨顿，索性将1611年作为学校的创办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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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于17世纪的查特豪斯医院在18世纪才因其在医疗和护理事业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声名鹊起，这一部分要归功于其负责人亨利·里维特，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生以其在天花病的应对及护理方面的医学论文而受人尊敬，因此在他去世之后得以享受安葬在查特豪斯教堂的至高荣誉，而他的遗孀安德鲁·图克正是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查特豪斯的这对传奇伉俪，为英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历史添上了光彩的一笔。

公学的扩张

如果说亨利·里维特以其出色的医学学术水平，让医院蜚声英伦，是查特豪斯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的话，那么威廉姆·布朗牧师让查特豪斯在教育事业上的高歌猛进，则是查特豪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很荣幸被公学制度创始机构——克拉伦登委员会相中，和伊顿、哈罗、威斯敏斯特等古老精英学校成为著名的“九大公学”之一，能够见证并且参与“九星耀英伦”盛举的查特豪斯公学，也在1872年开始了真正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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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查特豪斯医院的地段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于是学校借此机会完成了和医院的分离，并且豪掷千金在郊外购买了一大片土地，在参与过皇家阿尔伯特礼堂修建的卢卡斯兄弟的主持下，主教学楼和三栋寄宿楼的拔地而起，查特豪斯公学初具规模。

随着慕名而来的学生数量的增多，原有的建筑显然已经很局促，所以学校决定再次投入资金，沿着学校门口的小路修建了一排新的建筑，远远看去，小路后面鳞次栉比的建筑就像一座小山，因此大家都戏称其为查特豪斯山，而这些建筑大多为寄宿楼，分别以其首任舍监的名字命名，其中最为特别的当属一栋叫做“Duckites”的寄宿楼，虽然这位早在100年前就退休的叫做Duckites的舍监并不是首任，但这栋楼直到今天还以其名字命名，可想而知这位舍监任内对这栋楼的影响是不同寻常的。

和英国其他公学类似，查特豪斯公学每一栋寄宿楼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标志，从领带的式样到颜色，不同寄宿楼的学生也会通过定期举办体育比赛和艺术竞赛来增加互动，虽然偶尔会有浓浓的火药味，但寒窗苦读的情谊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他们在毕业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老加尔都西会修士。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20世纪的查特豪斯公学，继续着其扩张步伐，完成了向西和向北的土地扩张之后的学校首先想到的是修一座新的教堂，而这座教堂必须够气派，所以学校认为设计师的人选非 GilesGilbert Scott莫属，也许你对这位设计师的名字很陌生，但一提到伦敦最典型的城市地标的红色电话亭，你也许会恍然大悟，红色电话亭这是他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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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作品自然赢得了全校的喝彩，也给查特豪斯公学平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而查特豪斯公学的学生也从未置身于历史之外，两次世界大战，查特豪斯学生投入了战争，付出了将近1000人牺牲的代价，但是对于查特豪斯公学来说，一战让他们认为更值得纪念，因为这次战争灾难让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所以学校特意在图书馆开设了一个小档案馆，并且还会组织学者收集在一战期间牺牲的校友档案，以便还原那个真实而惨烈的历史现场。

如果不是当年法院的一纸英明的裁决，一所优秀的公学也许就会淹没在“建医院还是修教堂”的喋喋不休的口水之中，这也许就是上天所注定的，学校也许是上帝所赋予的。

无论是济世救人的医院，还是育人为先的课堂，均是为了造福人类的善举，也正应了学校的座右铭：上帝给予的，我必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