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任继愈：国家图书馆的3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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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在国家图书馆310室

走在国家图书馆行政楼走廊里，经过装修的行政楼焕然一新，红色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六楼服务台，白色大理石贴面，站在台前的两个女服务员漂亮光鲜，见到我来，站得笔直，颔首点头，以示敬意。一切都同往常一样。

走到楼道的尽头，蓦然想到了任先生的办公室。五年，却恍如隔世。任先生的办公室原在三楼，紧靠东头的两间。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办公室。说是两间，其实外间似走廊，极狭窄，摆着新馆开馆时的旧沙发，木扶手，灰布面坐垫和靠背。沙发虽小，摆在那里，人来去也要侧身而过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会客室，任先生接待中央领导，也接待普通读者。办公室也不大，一个写字台，四周排满书架。这里既是他办公的地方，也是他从事研究的所在。

任先生一九八七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此前，虽经十年调整，恢复了图书馆的正常业务，但条件依然处在逐渐改善之中。十八年寒窑之苦，任先生率领员工，使国家图书馆终于显现出天堂的模样。为此，不仅本馆的员工，本国的同行，就是世界图书馆界，对这位出身于哲学家的管理者，也都充满了敬意。

我和任先生谈工作，一般都在周四。先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倾下身来，认真听，再发表意见。他的语言如同其文章，极省练，却切中肯綮。二〇〇五年，馆里按照上面的要求实行全面改革，工作人员要定为几等岗，矛盾很大。任先生听了我的汇报，讲了王安石变法的故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极为神速，但是激化了矛盾，立足未稳，就被推翻。因此改革不宜速进，而应渐进。他虽然未对改革方案提出具体意见，但他的改革渐进的观点，显然是深谋远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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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馆长任继愈（左）和詹福瑞

早在一九九九年，任先生就预见，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存在和发展模式将有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图书馆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出战略性、前瞻性的规划和部署。我到馆工作后，任先生就此与我有过多次长谈。二〇〇五年我馆提出的两大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国家图书馆；三大发展战略：人才兴馆、科技强馆和服务立馆，就体现了任先生的思想，包含了他的智慧，多是我们交流讨论的结果。

我与任先生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人才问题。我曾经看过任先生历年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才，为什么如此？任先生说，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二十世纪，世界列强争夺的是自然资源，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转向人才资源，拥有人才的国家才有前途。以色列是世界二十个最发达国家之一，但是它国土很小，被沙漠包围，缺水，靠什么成为强国？靠人才。所以建设现代化的图书馆，必须从抓人才入手。他给我分析过国家图书馆的队伍。 “文革”后，百废待兴，国家图书馆缺少馆员，尤其是新馆开馆，更需要扩充队伍。但在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大学生，所以招来的馆员，主要是回城知识青年和部分占地安置人员。这些人虽然学历低，但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上进心，他们通过自学考试、上大专班等形式，取得中专或大专学历，成为馆里的业务骨干。八十年代初，恢复高考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进入国图，队伍不断增强，但还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事业形势。因此，九十年代，他就提出实施人才发展工程，提高现有人员的水平，尤其是注重有影响带头人的培养，同时还要大力引进人才，为未来的事业准备人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馆里完善了馆员继续教育制度，出台了首席专家、外籍专家、资深馆员制度。

任先生重视科学研究与现代技术的应用，并且身体力行。他给我讲，没有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盲目的、低层次的，因此必须加强图书馆理论与应用的研究，解决发展的方向问题、政策问题，也要解决业务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工作有人做，高校就是研究的主力。但是图书馆不能让出这个阵地，尤其是国家图书馆，要引领全国图书馆业务发展方向，不研究就无法引领。我到馆不久，任先生就叫办公室给我送来美国国会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书，要我读，嘱咐我关注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我们两人还专门讨论过研究院三个方向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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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新馆

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过论断，认为，中华民族过去有过春秋与汉唐三次文化大繁荣，我们将会迎来第四次繁荣期。我个人并未把任先生此话作为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预测，而是看成了他对民族文化复兴寄予的厚望。他强调的不是繁荣期的到来，而是如何为文化繁荣做准备。任先生常说，文化没有暴发户，不似炒股，一夜暴富，文化的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现在就是文化积累期。当代人的工作，就是为迎接第四次文化大繁荣做好准备。而他和图书馆的任务，就是做好文献的整理，当后人的铺路石。正是在此种自觉的文化发展意识下，任先生自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就率领中华大藏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等几支整理与编纂队伍，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而办公室就成为任先生领导这些工作的指挥部，也是他组稿、审稿的编辑部。所以办公室虽小，包蕴却甚大，涵载了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信息。

图书馆的服务，任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文献揭示。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历代最珍贵的图书，它既是国人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但束之高阁，谈何嘉惠学林？任先生说，文献整理，对于国家图书馆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积累；同时也是为读者阅读使用提供方便。任先生讲到他组织编纂《中华大藏经》的最初缘由。有一年，在本馆见到了老朋友季羡林先生。此次季老来国图，不是自己看书，是陪他的学生来看《赵城金藏》。任先生不明原因，问之，才知道，馆里有规定，似《赵城金藏》这样的文献，不给普通读者提供阅读。没办法，季老只能自己出面，借出此书，给学生使用。此事深深地触动了任先生。图书馆的职责就是为读者提供文献阅读，更何况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躺在图书馆里的书，怎能发挥其作用。但是又如何克服文献保护和读者阅读的矛盾？任先生想到了文献整理与揭示。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古籍保护规划会上，任先生提出了在《赵城金藏》基础上编纂《中华大藏经》的项目，开始了历经十余年的《中华大藏经》编纂工作。而这一切，都是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酝酿、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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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纂工作

我在任先生身边工作了六年，亲身感受到何为仁者。大儒必为仁者，好领导也应具仁者之风。仁者是真人，心胸坦荡。任先生早年信儒教，新旧中国比较，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怀疑，改信马克思主义。为此，给自己的老师熊十力写信，老师回复：“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他的诚信，不仅在对老师坦诚，更在信仰之真。今之学者、领导们，要么没信仰，要么嘴里咳唾珠玑，其实皮里阳秋。大哉，任老的“古人”之誉！

待事如此，待人亦如是。不分贵贱，无论官民，一律谦卑恭敬，真诚相待。凡与任先生接触过的馆员都有感受，任先生是一位温厚幽默的长者，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哲人，却没有人感到他是个官。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任先生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又非如此。任先生望之严整，即之温厚，听其言淬炼而不乏幽默。他的办公室是敞开的，对每一位员工，甚至是读者。只要有约，任先生总是排出时间接见。有一年，我原单位的领导来访，他大学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的就是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听说任先生就在隔壁，甚为激动，希望能拜见任先生。任先生每次来馆，公务很忙，客人的临时之请，使我有些犯难。就说，我去问问吧。谁知，任先生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还一起合了影，这让我和客人都颇感意外。后来办公室人员告诉我，时有这样的情况，读者事先无约，慕名而来，任先生知道了，也会见上一面。

仁者，爱人。二〇〇五年，任先生卸任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当了十八年馆长，只做了一件事。办公楼一楼进门玻璃没有标志，有人撞破了脸，我叫人贴上标志。 ”一件小事，却是领导最根本的工作，对员工的仁爱。在馆里，我常常听到任馆长关心员工的故事。为了员工的事，任先生也写过便签，嘱咐我解决。作为他的同事和晚辈，我也亲自感受到他的关心、甚至关照。二〇〇六年，我还在舞蹈学院租房住。一天，任先生爬上四楼来看我，进门，还没落座，就说：“福瑞同志，我把你请来，真是委屈你了。 ”那年，任老九十岁。二〇〇八年十月，我因病住院，任先生要来医院看我，我嘱咐办公室主任，千万劝住任先生，不叫他来。但一天午后，任先生还是拄着拐棍到了病房，那年他九十二岁。出院后，任先生又来办公室，嘱咐我工作不要着急，读书不要熬夜，还送了我一台周林频谱仪，叫我理疗。

如果不是其他原因，周一和周四，任先生无一例外，都要到办公室上班，直到二〇〇九年住进医院。每到这个早上，一辆车都会悄然滑行到楼门口，一个老人精神矍铄地登上通往五楼的楼梯。从来不让人拎包，从来不用人陪同，一个人走过楼道，开门，进入办公室。我与他的办公室紧邻，每到此时，总会感受到一个老人轻缓但又坚定的步履，没有喧嚣，没有张扬，但是他的气场却充盈着整个楼道，他使国家图书馆、使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员工，都充满了底气。我知道，那不是权力的力量，是思想、学问与人格的力道。没有行迹，却力透丹青。

任先生去世后，他的办公室一直原样保存。本来设想，以之作为纪念室，纪念这位担任馆长之职二十余年的老馆员、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同时用来教育年轻的馆员。但是二〇一一年行政楼重新装修，任先生办公室没有保留下来。每每想起此事，就颇感遗憾。有时也会想，如任先生在世，以他的性格，也不会建纪念室的。有的人把纪念馆建在了地上，有的人却把纪念馆建在人们的心里，任先生当属于后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