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不，她正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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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黎圣母院的一把大火，灼伤了千万珍惜文化遗产人们的心，激起了全球无数人追往抚昔的泪水，但也让一些消停已久的二战奇谈怪论沉渣泛起。其中颇为人所争议的，便是巴黎解放前希特勒“巴黎烧了吗”一语所引出的德国将军肖尔铁茨“拯救巴黎”的神话。巴黎解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是肖尔铁茨因“美的力量拯救了巴黎”？在天真美好的童话般的传言背后，让我们用真实的历史眼光看看此间的来龙去脉。

战时记忆：法国的抵抗斗争与诺曼底登陆

与不少军迷们津津乐道的“最难的是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相反，法国其实是整个二战中抵抗最为激烈持久的地区之一，只不过斗争是在“阁楼和地下室”进行的——也就是中文语境中的“敌后战场”、“地下战线” 。从严格意义上讲， 1942年6月22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权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法德和约》，但法国并未停止抵抗——这个仅占据南方半壁，受希特勒限制仅有10万孱弱伪军的政权，从诞生之初便被法国人民唾弃，无力控制形势。贝当叛国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法国共产党等各派力量分别在海外和境内发起了无孔不入的抵抗斗争，并在1944年2月最终整合成了大名鼎鼎的“法国内地军”（French Forces of the Interior ， FFI），与盟国军队中的自由法国部队隔海呼应，成了英吉列海峡另一边的“隐藏盟军” 。法国官方统计认为，二战期间占全国人口5%（外界认为应在2%-3%）的人员主动投入了抵抗斗争，另有10%的法国人配合过抵抗行动。以如此规模和力度发动人民群众的敌后抵抗运动，只有凭借一己之力解放了南斯拉夫全国的铁托游击队，和展开了广大敌后战线的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可以相提并论。

这一点同样可以表现在巴黎解放的过程中。 1944年6月6日，盟军“霸王”行动开始，主力在诺曼底登陆。而其中，由戴高乐在北非组建，并由法国名将勒克莱尔指挥的（Philippe Leclerc de Hauteclocque）法国第二装甲师也参加了登陆战役。法国人民在盟军先伞降的情报人员和获得消息的当地抵抗组织引领下，纷纷参加游击队，响应对德军作战。内地军由此迅速发展成一支具有50万人的队伍，其中法共领导的游击队组织度和战斗力最高，猛增到近25万人。德军可以说是遭到了盟军和内地军的两面夹击。游击队在盟军到达前用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二十几座城市和28个省（全国共90个省）。由于游击队的配合，德拉特·德塔西尼（De Lattre de Tassigny）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一师，在兵力装备远不及诺曼底登陆情况下轻松登陆法国南部，由南向北前进。可以说，无论是在诺曼底登陆的各国盟军，还是从南向北正穿越整个法国的法军第一师部队，都是在法国抵抗力量保驾护航的情况下才一路高歌猛进的；相反，在德国重兵防守的滩头堡垒和卡昂这样受到严厉镇压的要塞城市，失去当地抵抗者支持的盟军无不伤亡惨重、举步维艰。

盟军决策：绕过巴黎？“正式解放”！

盟军有关进攻巴黎的决策，存在着极大的争议。要指出的是，绕过巴黎这一说法，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盟军的进攻路线本就不经过巴黎。从军事角度来看，盟军在英吉利海峡登陆的最终目标是快速穿越欧洲大陆进攻德国本土，而不是逐城逐地的夺取大城市。这一点，美军五星上将布莱德利在回忆录里说得十分直白：“这座城市不具有任何战术意义。巴黎虽然历史悠久，但在我们的地图上只是一个墨水点而已。 ” 至于盟军西线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此时正震惊于奥马哈滩头与卡昂血战带来的巨大损失与沉重的补给压力，竭力要避免盟军出现重兵挫于坚城的局面，一心想放任德军固守巴黎，领军直接进攻莱茵河。因此，盟军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为了“美和艺术”去拯救巴黎，后面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良心抉择”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

随着美英盟军登陆，德军节节败退。此时的内地军抵抗运动已成为全民公开的武装起义。 1944年7月24日，巴黎爆发了有15万人参加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共产党、社会党和天主教的代表组成了巴黎解放委员会。 8月19日，在35000名内地军策动下， 50000名民兵和倒戈的维希政府宪兵、近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在巴黎街区与德军展开激战，至8月24日几乎全歼巴黎的德国守军，解放了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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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在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下，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摧毁了法国巴黎的德国路标。

然而在巴黎人民的起义斗争轰轰烈烈进行之时，戴高乐已经就未来的复国计划做出了安排。长期以来， “自由法国”力量孤悬海外，在盟军羽翼之下进行斗争，在国内的影响、声望远不及法共游击队等本土抵抗组织。得益于抵抗领袖让·穆兰（Jean Moulin）的积极联络，此时的内地军已奉戴高乐为共同领袖，一旦自由法国军队能与内地军在巴黎会师，则法国国内外抵抗力量将会就此融为一体，在宣示复国之时大展声威，戴高乐也将成为公认的法国领袖、民族救主。相反，若已然为内地军解放的巴黎被反扑的德军夺回，抑或因自由法国军队迟迟不到而出现政局变化，使得其他政治势力出面，填补巴黎这一政治中心的领导空白，则戴高乐和他旗下的政权不但有局面不稳之虞，甚至可能被唾弃为不予援助复国事业的叛徒。此时，正在法国本土的自由法国系军队有两支，一支是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诺曼底登陆后正在美国第五集团军编制下向莱茵方向开进，与巴黎相隔咫尺；另一支是德塔西尼的第一军，正从法南长途跋涉向北进发。而且，第二装甲师是戴高乐1944年初在摩洛哥专门为重返法国组建的“阅兵师” ，与其他肤色混杂的法国殖民地军队相比，这个师完全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用二战史专家、本人法国导师奥利维耶·韦维尔卡（Olivier Wieviorka）教授的话说：“解放巴黎的战斗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法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所以巴黎解放应该让法国军队参与。一旦做了这样的决定，为了宣传也得让正宗的‘法国士兵’站到法国人民的面前。 ”

在这一情境下，戴高乐发现盟军有意不向巴黎进军，立即向艾森豪威尔发出抗议，要求其履行1943年12月时在阿尔及尔对自由法国方面参与盟军行动所做的承诺——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华特·史密斯将军在1944年1月28日签署的备忘录称：“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排头向前解放巴黎的法国师应全由白人组成，这得是唯一能够由百分之一百的白人组成的法国师。 ”与此同时，戴高乐越过盟军的军事指挥体系，直接向法国第二装甲师指挥官勒克莱尔下令，命其立即开往巴黎。 8月23日晚，艾森豪威尔接到了三份文件，一份是戴高乐的抗议书，一份是美第五集团军长官杰罗将军（Leonard Townsend Gerow）有关勒克莱尔违反军令私调军队的控诉信，而最后一份情报则敲定了大局：美国第三军指挥官巴顿将军报告称，其前部侦查得知，巴黎叛乱者弹药缺乏但巴黎大半城区已经解放，巴黎城正处于最后的关键时刻。最终，知道已经无法阻止戴高乐的艾森豪威尔顺势做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决定，并命令美军第四步兵师掩护，算是给了戴高乐一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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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巴黎解放，戴高乐驾车在香榭丽大街行驶

8月24日晚，盟军第二装甲师开进巴黎，与已经解放全城的内地军配合，消灭德军残余。这时美英盟军正在塞纳河西岸与德军战斗，并未到达巴黎。 8月25日，戴高乐的法军第二装甲师从巴黎的南门和西门进入首都，美英军队随后才徐徐开进。我们今天在盟军宣传照片和海报中所谓的“美英盟军盛大进城” ，正是在巴黎人民浴血奋战，法国军队打扫残敌象征性“攻城”之后才发生的场景。这天下午，法国勒克莱尔将军奉艾森豪威尔之命，在巴黎接受德军投降。戴高乐将军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进入巴黎，在和平咖啡馆喝下了那杯著名的“解放咖啡” 。 1944年8月30日，戴高乐宣布巴黎解放，法国临时政府在巴黎成立，这其中的时间差耐人寻味。虽然， 8月24日斗争的巴黎人民已经解放了全城，全歼了德军主力；不过，必须等星夜赶来的自由法国第二师驾到，等姗姗来迟的美英盟军伴着鲜花和掌声至此，巴黎才“正式解放” 。讽刺的是，这一点也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伤亡中体现了出来：此役内地军阵亡核心人员1500人，法军第二装甲师死156人，伤225人，而美英盟军伤亡数的诸多统计结果一致：未知。

肖尔铁茨：爱美还是爱命？

在最近的网络破平台中，《巴黎烧了吗》这部书流行一时，书中那位堪称侠骨柔情的肖尔铁茨将军为了文化、艺术、美之类的原因，放弃了爆破巴黎，悖逆了希特勒的命令，真真让人怜悯致敬。然而，似乎大家醉心于情节的同时，忘了翻翻书的扉页介绍。这部1965年由美国、法国两位新闻采访人员书写的作品，虽然查阅了很多实在的档案材料，引用了许多宝贵的美德法参与人员的回忆材料，故事引人入胜，论述发人深省，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一部用来宣传的话题性“纪实文学” 。

要知道， 1965年时的法国可谓特立独行：戴高乐领导下的第五共和国对英美保持距离，强烈要求北约指挥部撤出法国， 1964年更是与中国建交，俨然独立于西方阵营之外。此时，许多法国亲英美者极力呼吁倡导战时友谊，重新将法国融入“西方盟国”阵营中去，此书正是这一年代的产物，对“无私的美英解放者感恩” ，对“无奈的德国被迫侵略者”共情谅解，是这类作品共同的主题。这也是此书在美英主导的国际社会分外流行，在法国自身的史学界却鲜有引用，甚至被当前主流的二战抵抗史观时时敲打的原因所在。舍去那些文学修饰与心理描写，站到直观的历史地图前，其实很容易理解肖尔铁茨，他没有那么伟大，因为他并没有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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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尔铁茨将军

冯·肖尔铁茨（Dietrichvon Choltitz）普鲁士军人世家出身，作为纳粹德国上将，他29年的服役生涯确实是以服从命令，铁血无情著称的。 1940年进攻荷兰，他命令炮兵向鹿特丹闹市区开火，造成平民大量伤亡；对苏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他无情地趋势手下4800名士兵向要塞冲锋，最终只有400人生还；东线大撤退中，他奉命执行焦土政策，将无数村庄城镇付之一炬。

但是1944年6月后的肖尔铁茨是崩溃的。这阶段，名义上的德国在法最高指挥官， “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不愧“隆不在”之名。 6月6日盟军登陆时回国给妻子过生日， 7月17日阻击盟军视察前线时负伤回国治疗， 7月20日因谋杀希特勒计划败露被捕。肖尔铁茨成为巴黎城防的唯一负责人。更糟糕的是，他在东线坚壁清野的表现颇让元首认同；然而他本人对希特勒的印象却大为改观。 1943年因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功受表彰的他， “受到元首个人魅力的强烈感染而无法自拔”；但1944年时，这位军人世家出身的人已经对“尖叫着咒骂普鲁士军官团”的“小伍长”“失望透顶” 。而此时，正在突飞猛进的盟军与漫山遍野的游击队已经让巴黎德军无力出城野战。盟军突破诺曼底的德军防线后，光内地军游击队就包围了大约15个德国师。巴黎城内理论上有2万多名德军和80多辆坦克，但精锐兵员已经调往东线或阿登地区准备反击，剩余多为老弱病残和非作战部队的宪兵或工兵，所谓的坦克也是征用的二战初期法军所使用的坦克。更令他心惊胆战的是，维持着首都治安的法国警察和卫戍、消防部队，都已经被内地军牢牢掌握。 8月10日开始，巴黎地区铁路工人罢工，巴黎对外交通瘫痪，肖尔铁茨和他手下部队已成强敌环伺的笼中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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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31日，盟军占领巴黎郊区的布尔歇机场。盟军士兵检查纳粹在控制塔前建造的混凝土防御工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肖尔铁茨开始了“毁灭巴黎”的准备工作。 8月的前半月，大批工兵部队在巴黎各个重要区域布下了大量炸药，据说数量之多足以“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 。发电站、水厂、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工业设施置于优先地位，横跨塞纳河上的一座座古老的桥梁次之，然后是法国下议院大楼、法国外交部大楼、电话交换站大楼、火车站、卢森堡宫、巴黎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8月16日，纳粹行政部门和盖世太保撤出巴黎， 17日克鲁格元帅就给肖尔铁茨发去具名电报：“我下令摧毁巴黎。 ”之后的事态发展被各类文学小说和报道、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录加以演绎。然而似乎并没有人想到， “无私”的肖尔铁茨如果将巴黎烧起来，会是何等下场？

首先，如果肖尔铁茨如若真正遵循命令，巴黎已在18日化为火海。相反，他也完全可以在18日便宣布拒绝从命。作为围城之中的最高指挥官，连盖世太保都已逃之夭夭，他大可以提前向盟军投降，安全交出巴黎城。可为何他一直耗到了最后，甚至让手下20000残兵战死3200人，被俘12800人，几近全军覆没？因为这不是文化人的“怜悯” ，甚至不是军人的“武德” ，而是普鲁士军事贵族的“观望”传统——若是盟军未入巴黎，便可保住势力，苟全性命与权位。因此这位所谓的“文艺范儿”的军官，在确认盟军入城之前，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指挥手下镇压内地军的起义，以致自己的手下像当年在塞瓦斯托波尔那样几乎被全歼，都没有执行“烧了巴黎”的命令。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他重视巴黎的建筑、巴黎的“文化”；但换个角度来讲，他也是在把手下士兵和起义者的生命做赌注，把巴黎城的安危作为自己最后的护身符——若起义被镇压，盟军未进城，他便是元首的功臣，不烧巴黎也无过失可言；若起义成功或者盟军开进，安置好但却未引爆的炸药就成了他“反对纳粹”的最佳证明，将整个巴黎“绑票”再开释，以换取解放者的优待。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作为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清野将军” ，却做到了两面逢源：在纳粹德国，咆哮着的元首要将他“缺席审判”惩罚其家人，但却被他的“军中友人”蓄意拖延直到战败不了了之；盟国对他的审判中，由于盟军公布了他保护巴黎的功绩，得以在1947年便提前开释出狱，并借此事迹洗脱了“纳粹”的恶名。

纵观其前后决策，我们可以说他不是一个效忠希特勒的纳粹死硬分子，但这并不碍于他做一个狡黠的普鲁士军阀，怀着极端的利己主义把握着保命的决定权，而驱使麾下与起义民众进行本无意义的流血。他到底有没有基于“保存美、艺术、文化、历史……”这些因素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无疑对于自己手下军人和民众的生命是不以为意的。其决策过程和结果，无疑告诉了我们：事实恐怕远没有他自己所声称的那么浪漫。

今日回首二战，我们往往会因历史浪漫主义的误导，而将赞许称颂的目光停留在个别闪光人物之上，然而必须要看到的是，真正成就光辉事业的，往往并非天才的灵光一现亦或是强人的挥斥方遒，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坚韧的团结与奋斗。巴黎的解放正是人民力量的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没有艾森豪威尔、没有戴高乐，内地军通过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同样自行达成了解放巴黎的目标。而将功勋掩盖于他们之上炫耀于后世，正如将肖尔铁茨这样的人加以美化一样，往往具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可能可以体现一时一地的局部现象，却无助于还原漫漫历史长河的原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永远是从最广大的民众中迸发出来的，二战如此，今日依然。 2015年11月14日，巴黎法兰西球场发生恐怖袭击，所有媒体镜头都指向在保镖掩护下仓皇逃离的奥朗德总统；然而，仅仅只要换一个角度，便能看见从各个出口高唱马赛曲列队走出的无数法国球迷。将命运托付给强人的意志，或是敌人的怜悯，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保护文化遗产所要面对的诸多困难，同样需要信念和努力来克服，而绝不能寄希望于“机遇”或“怜悯” 。如今，当我们面对圣母院废墟之时，更应坚强；巴黎正战斗着，今天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