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发行不兑现纸币是怎样形成的，对此有何作用？

导语：咸丰朝发行不兑现纸币是怎样形成的，对此有何作用？

咸丰朝的另一项货币政策表现为发行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官票是以银两作为货币单位的纸币，宝钞是以钱文作为货币单位的纸币。满洲人是金人的后裔，他们对祖先那段通货膨账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接受了元明以来纸币膨胀的历史教训，所以，满洲入关以后，对发行纸币采取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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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初年在北方要肃清闯王的军队，在南方要镇压鲁王和永明王旗帜下的反抗，军费开支浩繁，但财政尚可勉强支持，没有发行纸币。到顺治八年（1 651年）国内局势基本稳定，可几十年来过度开支造成的财政困难已经暴露出来。 “顺治初年，经费未定，有度浩繁” ，因此“仿明旧制，造为钞贯与钱兼行” 。 “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此次发钞是仿明钞行制，面额从十文到一贯，以后十年，每年均照限额发行。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帝败殁，战事稍息，就停止了发行。这段发钞史由于发行数量不多，流通时期又短，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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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清政府190多年没有发行过钞票。吴三桂之叛，延及十省，前后八年，虽耗用国帑甚巨，也不见有纸币的发行。嘉庆、道光年间（1 796-1850年）财政拮据，多次有人建议发行钞票，清政府都未采纳。进入道光朝以后，鸦片走私猖獗，引起日益严重的“银荒” ，提这类意见的人多了起来，王鎏就是其中一位。王鎏（1 786—1843年），原名仲鎏，字亮生，江苏吴县人，是一个曾经累应乡试不第的秀才，未任什么官职。他在1 828年写出《钞币刍言》一书，向清朝统治者献策，主张禁止使用白银作为货币，发行纸币和铸造大钱，以收刮民财。 1 837年，它又对此书作了修改补充，并更名为《钱币刍言》，大胆主张行钞。他的主要论点是：货币在国家统治之下，得以无限制的发行，即“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 ， “万物之利权授之于上，布之于下” ，即皇权有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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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王鎏把滥发纸币说成是解决封建政权一切困难的万应灵药，还提出了“足君尤先”的论点，把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说成是发行纸币的首要目的，宣扬国家权力可以任意创造货币。王鎏的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而引起发钞的进一步讨论，在客观上，王鎏的论调为清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起了舆论作用。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还未敢公然推行纸币政策。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王朝财政陷入困境，王鎏的主张就成了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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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御史王茂荫提出了发行兑现纸币的建议。王茂荫（1 798—1865年），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 832年）中进士，历仕道光（1821-1850年）、咸丰（1851-1861年）、同治（1 862-1874年）三朝。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王茂荫在任监察御史时，向咸丰帝提出了《条议钞法折》。在这个折中，他从缓和封建朝廷财政危机的目的出发，建议发钞。但是，在发行办法上，他强调， “行之以渐，限制以制” ，即采取审慎、逐渐增发的办法，第一个发行年度发行十万两，试行一两年后再增加一倍，没有问题后再加倍，直至达到一千万两的最高限额，即不再增发。在发行机制方面，王茂荫主张利用封建社会中已有的信用机构——银号，即人们可以随时向银号兑换现银。户部以窒碍难行而未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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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咸丰二年（1 852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已经爆发一年多了，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行钞以济军需，朝廷还是以“该抚所请改钞法之说，应毋庸议”作答，但是口气已稍缓和，不是“妄言乱政，交部议处”了。咸丰二年九月初三日（1 852年10月15日），清政府左都御史花沙纳又奏请发钞，结果也是议而不行。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 852年12月23日）江苏巡抚杨文定提出因地制宜的看法，这就使户部过去对行钞一再反驳的态度得以转变，同意在江苏试行发钞。这为清政府实行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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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已经面临枯竭，出于发行钞票和铸造大钱两者之间尚有举棋不定之势。到咸丰三年初，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已持续两年之久，太平军顺长江而下，势如破竹，直捣南京，当时“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 。在众多的行钞建议中，王茂荫的钞法十条，主张持稳重方针，控制数量，调节流通，维持币信，规划是比较精密而持重的。至咸丰三年七月初三日，经户部奏准《推行官票章程》，将官票推行各省，官票搭放范围扩大到兵饷，搭收搭放比例改为五成，添造三两票，增加发行额200万两。这样，作为对付战时财政困难的纸币政策终于出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