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大家 | 樊树志：“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的顾宪成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 ， 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 ， 禁毁于天启五年（1625） ， 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 ， 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响 。 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 ， 下迨布衣 ， 莫不虚己悚神 ， 执经以听 ， 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 ”它的创建者顾宪成因此名扬天下 ， 诽谤之声也如影随形 ， 东林书院也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 由于政治立场不同 ， 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大相径庭 ， 毁誉交加 。 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赵南星给顾宪成写神道碑 ， 为之鸣不平 ， “其于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计 ， 无不挺身力争” ， 招来的却是罢官；居家讲学 ， “非孔孟之道不谈也 ， 善无巨细无不为也 ， 行无隐显无不兢兢也” ， 招来的却是政治诬陷 。 赵南星感叹道：“讲学者皆欲忠国家于身无所利 ， 倘亦可以无苛呰乎！”
一、“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
顾宪成 ， 字叔时 ， 号泾阳 ， 常州府无锡县人 ，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生于无锡泾里 。 年轻时游学于唐荆川、薛方山两先生之门 。 万历四年应天乡试第一名中举 ， 崭露头角 。 他的同乡兼志同道合者高攀龙为其所写的行状 ， 是最有价值的顾宪成传记 ， 谈及他的抱负：“当是时 ， 先生名满天下 ， 其为文章斟酌古今 ， 独辟乾坤 ， 学者宗之如山于岳 ， 如川于海 。 而先生退然谓：此非吾人安身立命处 ， 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濂洛关闽 ， 务于微析穷探 ， 真知力践 ， 自余皆所不屑矣 。 ”清晰地表明 ， 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并非文章虚名 ， 而是传统经学与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 ， 穷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 他一出场 ， 就为自己立下极高的标准 。
万历八年二月 ， 他会试中式第二十名；三月殿试 ， 得中第二甲第二名 ， 赐进士出身 ， 授户部主事 。 时年三十一岁 。 顾宪成与同科进士魏允中、刘廷兰 ， 并称榜中三解元 ， 以名世相期许 ， 以道义相琢磨 ， 慷慨激昂议论朝政 ， 对处于权力巅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 有所讥刺 。 张居正颇为忌惮 ， 对主持会试而成为“三解元”座师的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 ， 你知道吗？每日都在评骘时事 ， 居然华衮斧钺一世 。
顾、魏、刘三人确实是在评骘时事 ， 鉴于时事日非 ， 三人相约上书内阁次辅申时行 ， 请他出面匡救 。 在《上申相公书》中 ， 初涉政坛的新科进士锋芒毕露 。 开篇就点明主题：“窃闻君子在朝 ， 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 ， 则天下必乱 。 君子非自能在朝也 ， 有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 今宁无君子之领袖乎？”继而批评申时行无所作为：“老师（指申时行）之于首揆（指张居正） ， 将一切听而顺之欤？吾惧其为随抑逆而挽之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 ， 希望申时行有所作为 。 三名新科进士虽有别具一格的眼光 ， 却过于书生意气 ， 忽视官场的政治规矩 。 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 ， 势必与张居正保持高度一致 ， 根本不可能出面“匡救” 。
申时行豁达大度 ， 并未为难三名小人物 。 《上申相公书》的过激言词没有带来麻烦 ， 他们的锋芒依然毕露 。 万历十年 ， 张居正旧病复发 ， 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 ， 达官贵人纷纷斋醮祈祷 ， 高级官僚带头 ， 中层官僚仿效 ， 放弃本职工作 ， 沉迷于撰写祈祷表章 ， 奔忙于庙宇道观之间 ， 忙得不亦乐乎 。 再三为之设醮祝厘 ， 手捧香炉 ， 拜读表章 ， 长跪于烈日之下 。 顾宪成看不惯这种献媚谄谀行为 ， 特立独行 ， 冷眼旁观 。 高攀龙《泾阳顾先生行状》写道：“江陵（张居正）病 ， 举朝若狂 ， 为祷于神 ， 先生独不可 。 同官危之 ， 代为署名 。 先生驰骑 ， 手抹去之 。 ”同僚出于好意 ， 代他在祈祷表章上署名 ， 顾宪成以为奇耻大辱 ， 快马加鞭赶去 ， 亲手抹去自己的名字 ， 不愿同流合污 。
万历十一年 ， 顾宪成请假回乡 ， 研读《易》和《春秋》 。 万历十四年七月 ， 假满北上 ， 出任吏部主事 ， 依然特立独行 。 他拜谒内阁辅臣王锡爵 ， 两人有一段绝妙的对话 。
王锡爵问：“君家居且久 ， 亦知长安（指北京）近来有一异事乎？”
顾宪成回答：“愿闻之 。 ”
王锡爵说：“庙堂所是 ， 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 ， 外人必以为是 。 ”
顾宪成不以为然：“又有一异事 。 ”
王锡爵问：“何？”
顾宪成说：“外人所是 ， 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 ， 庙堂必以为是 。 ”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 。
这段对话见于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 。 高攀龙《泾阳顾先生行状》也记载了这一对话 ， 文字大同小异 ， “庙堂”写成“内阁” ， “外人”写成“外论” 。 一个持“外论”立场 ， 一个持“内阁”立场 ， 政见的歧异显而易见 。
官场犹如江湖 ， 各有各的规矩 。 顾宪成自视清高 ， 无视政治规矩 ， 使得他很难在官场立足 。 万历十五年 ， 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 ， 把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名单 ， 引起内阁辅臣不满 ， 给事中陈与郊等人 ， 仰承内阁风旨 ， 攻击辛自修 ， 导致辛自修与何起鸣同时罢官 。 对于这种不分是非 ， 不辨君子小人的做法 ， 顾宪成慷慨陈词 ， 批评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与王锡爵 ， “以智角智 ， 以力角力” 。 《毗陵人品记》一语道破 ， 由于“语侵执政” ， 顾宪成因“肆言沽名” ， 降三级调外任——补湖广桂阳州判官添注 。
此后 ， 他调任处州府推官、泉州府推官 ， 政绩卓异 ， 以“天下推官第一” ， 于万历二十年提拔为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 ， 再度回到权力中心 。 “三王并封”之议一出 ， 顾宪成与首辅王锡爵的政见分歧发展为正面冲突 。 以后在考察京官、会推阁臣时 ， 多次与王锡爵意见相左 ， 遭到革职为民的惩处 。 万斯同《明史·顾宪成传》写道：“（顾）宪成既废 ， 名益高 ， 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 ， 帝悉不报 。 ”可见顾宪成既得罪了首辅 ， 又违背了帝意 ， 革职为民是不可避免的 。
顾宪成的理想是构建清明澄澈的政治局面 ， 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海瑞为楷模 。 万历十四年 ， 海瑞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 本着一贯作风——洁人先洁己 ， 要整肃百官必须先整肃负有监察权的御史 ， 严厉约束自己管辖的御史 ， 带动南京官场风气大变 。 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说：“每下一令 ， 不数语洞中情弊 。 而都人涂传巷诵 ， 自大僚至丞郎 ， 无不凛凛奉法 。 其市物必以价 ， 无敢剧饮为大宴乐 ， 雨花（台）、牛首（山）、燕（子）矶诸处 ， 官舫游屐顿绝 ， 往时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 。 ”大摆筵席 ， 公款游览的风气顿时消失 。
南京提学御史房寰 ， 人品卑劣 ， 凌虐士人 ， 贪污贿赂 ， 恣睢狼藉 ， 人称“倭房公” 。 他深知海瑞惩贪不遗余力 ， 害怕自己遭到严惩 ， 恶人先告状 ， 诋毁海瑞“大奸极诈 ， 欺世盗名 ， 诬圣自贤 ， 损君辱国” 。 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顾宪成的弟弟）与同僚联名上疏 ， 抨击房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 ， 义正词严地说：“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 ， 以为当朝伟人 ， 万代瞻仰 ， 真有望之如天上 ， 人不能及者 。 及稍知学 ， 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 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 ， 垂之千万年不磨 ， 盖从万死一生中树节于我朝廷者 。 ”至于房寰 ， 早已臭不可闻 ， 浙人每谈及者 ， 无不掩鼻 ， 视若臭秽 。 顾允成等大声疾呼：“一海瑞不足惜 ， 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继而指为邪 ， 则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 ， 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继而妨贤能 ， 则小人之道日长矣！”明确无误地倡导以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为榜样 ， 重建符合儒家伦理的政治局面 。 顾氏兄弟的理念是一致的 。 顾宪成主张像海瑞那样反对“乡愿” ， 慨乎言之：“乡愿之同流合污 ， 从而不倡者也 。 大家如此 ， 一滚随去 ， 凡事都不做头 ， 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 ， 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 ， 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 ， 而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 ， 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 。 ”
令人不解的是 ， 皇帝在慰留海瑞 ， 切责房寰的同时 ， 以“出位言事”为借口 ， 处分了顾允成等三名进士——“革去冠带 ， 退回原籍” 。 如此有失公允的处分 ， 激起正直官员的强烈反弹 ， 对于“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 ， 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 ， 颇有微词 ， 皇帝固执己见 ， 寸步不让 。
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姿态 ， 与政治现状格格不入 ， 显得不合时宜 ， 革职为民是迟早的事 。 “君子之道日消”难以避免 ， “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的理想 ， 渐行渐远 。
二、“东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 ， 革职为民的顾宪成回到无锡家乡 ， 丢掉了乌纱帽 ， 返归一介书生本色 ， 沉浸于五经四书与濂洛关闽之学 ， 倾心讲学著述 。 读书人仰慕他的道德学问 ， 纷纷前来求学 ， 于是有“同人堂”的设立 。 参与讲学的有宜兴吴达可 ， 武进钱一本与薛敷教 ， 金坛于孔兼等 。 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知名人士 ， 如缪昌期、马世奇、张大可等 。 一时盛况空前 ， 论者以为“程朱之门所未有” 。 简陋的“同人堂”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求学者 ， 顾宪成有意复兴宋儒杨时的东林书院 。 万历三十二年 ， 在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下 ， 以民间集资的形式 ， 先后修建道南祠（祭祀杨时的祠堂）、精舍、依庸堂、丽泽堂 ， 这就是日后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 。
顾宪成在弟弟顾允成及挚友高攀龙、钱一本的辅佐下 ， 把东林书院这个民间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 赵南星写道：“其学唯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 ， 温故知新 ， 不离乎区盖之间 。 高明者闻而可入 ， 始学者闻之不骇 。 久之 ， 白当道为东林书院 ， 大会吴越之士 ， 讲学其中 ， 东林之名满天下矣 。 ”
顾宪成引用曾子的话“以文会友 ， 以友辅仁” ， 作为东林书院的宗旨 。 他解释道：“自古未有关门闭户 ， 独自做成的圣贤 ， 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士讲习 ， 则天下之善受而为吾之善 ， 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 ”东林书院的愿景 ， 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为己任 。 高攀龙把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概括为六个字：读书、静坐、会友 ， 与“以文会友 ， 以友辅仁”是一致的 。 每个人都下功夫读书、静坐 ， 到了互相切磋时 ， 才可以收到以友辅仁的效果 。
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 ， 称为讲会 ， 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 ， 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 。 届时吴越及其他各地士人纷至沓来 ， 蔚为壮观 。 东林书院的小会大会 ， 究竟议论什么呢？某些学者以为是“议论朝政 ， 品评人物” ， 其实不然 。 顾宪成起草的《东林会约》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 ， 主讲四书一章 ， 此外有问则问 ， 有商量则商量 。 凡在会中 ， 各虚怀以听 ， 即有所见 ， 须俟两下讲论已毕 ， 更端呈请 ， 不必搀乱 。 ”很显然 ， 东林书院诸君子聚在一起 ， 并非议论政治 ， 而是在交流研读四书的心得 ， 由一人主讲 ， 然后讨论 ， 互相切磋 ， 与今人的想象相去甚远 。
《顾端文公遗书》收录了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课的讲义——《东林商语》 ， 通篇都在探讨《论语》《孟子》的要义 ， 向学生讲解自己的心得 。 试举一例如下：甲辰年（万历三十二年）共十则 ， 全是关于《论语》某一章的阐释 。 第一则是：“《论语》曰："群居终日 ， 言不及义 ， 好行小慧 ， 难矣哉 。 "又曰："饱食终日 ， 无所用心 ， 难矣哉 。 "顾宪成阐释与一般经学家截然不同：“细玩此二条 ， 圣人应是重有所感而发 。 盖当时人见孔子与群弟子讲于杏坛之上 ， 非先王之法言不言 ， 非先王之法行不行 ， 多疑其迂拙 ， 且以腐儒目之 。 那言不及义 ， 好行小慧的 ， 却嚣然自以为伶俐 。 见孔子汲汲皇皇 ， 忘寝忘食 ， 略无休暇 ， 多嗤其劳苦 ， 至以戮民拟之 。 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 ， 却飘然自以为撇脱 。 曾不知迂拙者极是稳当 ， 伶俐者反落险途；劳苦者到底安闲 ， 撇脱者竟何归着 。 ”为了说明这些高深的道理 ， 他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学生解释：“人生天地间 ， 日子不是胡乱度的 ， 屋不是胡乱住的 ， 饭不是胡乱吃的 ， 朋友不是胡乱搭的 ， 话不是胡乱说的 ， 事不是胡乱做的 。 这个心 ， 极灵极妙 ， 不是胡乱丢在一边的 。 ”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的院规明确告诫书院同人 ， 不得“评有司长短”“议乡井曲直” ， 意思是 ， 不可以在书院中评价政府和官员的好坏 ， 议论家乡市井的是非 。 他把社会上流行的作风蔑称为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 ， 要众人摒弃这九种卑劣习气 。 具体说来：“鄙”指的是比昵狎玩；“僻”指的是党同伐异；“贼”指的是假公济私；“浮”指的是评有司长短 ， 议乡井曲直 ， 诉自己不平；“妄”指的是谈论暧昧不明、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怙”指的是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悻”指的是对众人指责 ， 致其难堪；“满”指的是问答之间意见偶殊 ， 动辄沮抑 ， 使之有怀而不展 ， 有激而不平；“莽”指的是人是亦是 ， 人非亦非 ， 道听途说 ， 略不反求 。
天启初年主持东林书院工作的吴桂森 ， 继承顾宪成的既定方针 ， 把上述院规具体化 ， 特别强调两点 。 其一是“绝议论以乐时”：“自今谈经论道外 ， 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 ， 一切有闻不谈 ， 有问不答 ， 一味勤修讲学 ， 以期不负雍熙 ， 是今日第一时宜也 。 ”其二是“屏俗风以安分”：“夫布衣聚会 ， 既无马腹之鞭 ， 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凌垢淬之言 ， 不以闻此席 。 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 ， 不以入此门 。 ”
由此可见 ， 以往风行一时的说法——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云云 ， 便有点不着边际了 。
三、“虚和闲止 ， 不关世事”
钱谦益少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到东林书院拜访顾宪成 ， 以后又和其子顾与亭、顾与沐交游 。 在他心目中 ， 顾宪成的印象竟然如此：“端文（顾宪成）为人 ， 虚和闲止 ， 不关世事 ， 凝尘委衣 ， 危坐终日 。 ”这种印象与人们的臆想截然不同 ， 却是耳闻目睹所得的真相 。 吴亮为顾宪成立传 ， 描述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生活就是如此：“杜门却轨 ， 潜心理学” ， “与同志阐绎濂洛正脉 ， 其说以性善为本体 ， 小心为工夫 。 岁有札记 ， 沉潜粹密 ， 与《读书录》相表里” 。 与顾宪成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几年的高攀龙 ， 对他潜心理学给予高度评价：“自孟子以来得文公（朱熹） ， 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 。 自文公以来得先生（顾宪成） ， 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 。 先生自甲午（万历二十二年）以来 ， 见理愈微 ， 见事愈卓 ， 充养愈粹 ， 应物愈密 ， 从善如流 ， 徙义如鸷 ， 殆几于无我矣 。 ”高攀龙说顾宪成把全部精力用之于理学 ， 达到无我的境界 ， 是君子退居林下的真实写照 。 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写传记 ， 突出的也是这一点：“每岁一大会 ， 每日一小会 ， 弟进而讲于堂 ， 持论侃侃 ， 远必称孔孟 ， 近必称周程 ， 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 ， 辄愀然改容 ， 辞而却之 。 ”
东林书院的另一位导师钱一本 ， 罢官回乡后 ， 回归学者本色 ， “杜门绝迹 ， 不入公府” ， “生平无他玩好 ， 终日兀坐 ， 手不停批” 。 纪晓岚为钱一本著作写提要 ， 说：“东林方盛之时 ， （钱）一本遂与顾宪成分主讲席 ， 然潜心经学 ， 罕谈朝政 ， 不甚与天下争是非 ， 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 。 ”这是东林君子的共同心态 。
言官一再弹劾前任内阁首辅王锡爵 ， 将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正人君子斥逐一空 ， 至今海内扼腕 。 主张起用废弃诸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 令当权大佬不能等闲视之 。 为了应付舆论 ， 朝廷宣布起用顾宪成 。
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 顾宪成接到任命：“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 。 ”显然是执政者敷衍舆论的对策 。 顾宪成罢官之前先后担任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的郎中 ， 握有人事权；而光禄寺是掌管宫廷膳食的机构 ， 何况又是南京的光禄寺 ， 连宫廷膳食的职掌也没有 ， 基本是一个“投掷闲散”的虚职 。 顾宪成征求书院诸同志意见 ， 有的以为“宜行” ， 有的以为“宜止” 。 他自己说：“仕宦宁退毋进 ， 吾衰矣 ， 当从其退者 。 ”这一任命毕竟是以皇帝圣旨形式发出的 ， 必须诚恳地向皇帝表明态度 ， 他为此写了辞呈——《奏为衰病交侵恳恩休致事》：
臣以疏庸 ， 重负任使 ， 顷蒙皇上简录 ， 谊当竭蹶而趋 。 唯是臣年六旬 ， 两目昏花 ， 两耳重听 ， 起居尚须扶掖 ， 何能勉效驰驱？反复思之 ， 与其冒昧而进 ， 孰若审量而退；与其出而颠沛 ， 孰若处而苟全 。 伏乞敕下该部查臣别无违碍 ， 容令休致 ， 臣愚幸甚 。
婉言推辞的理由是“衰病交侵”“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 ， 深层的原因则是 ， 他不愿放弃蒸蒸日上的东林书院事业 ， 不愿放弃潜心于理学的追求 。 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 ， 他吐露了内心的想法：“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 ， 幸一二同志不我弃 ， 欣然其事 ， 相与日切月磨其中 ， 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 ， 庶几可冀三盆 ， 补缉桑榆 ， 无虚此一生 。 ”
吏部不接受他的推辞 ， 再三催促 ， 并且宽限赴任日期 。 顾宪成再次上疏 ， 情词恳乞地写道：
独计臣少不自爱 ， 逾壮便衰 ， 行年六十 ， 目昏耳聋 ， 老态尽见 ， 已不足效驰驱鞭策 。 况今病入膏肓 ， 纠缠无已 ， 奈何尚欲侥幸于万一也 。 且夫入山唯恐不深 ， 入林唯恐不密 ， 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 ， 以自便其身图 ， 臣之所大耻也 。
这段话值得细细推敲 ， 前半段是对朝廷的陈情 ， 实在是身体有病 ， 难以担当重任；后半段是为自己辩白 ， 并非不顾国家安危理乱 ， 而自便其身 。 其实流露的内心独白 ， 恰恰是“入山唯恐不深 ， 入林唯恐不密” 。 他给李三才的信吐露自己推辞的原因：“凭轼而观时局 ， 千难万难 ， 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 ， 方有旋转之望 。 如弟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 ， 出而驰驱世路 ， 必至偾事 。 ”所谓“水间林下藏拙” ， 就是“入山唯恐不深 ， 入林唯恐不密”极好的注脚 ， 挑明了自己的真实心态 。 在《与孙柏潭殿元书》中 ， 他把自己描绘成不问门外是非的隐士：“弟向来筑室枯里中 ， 日出而起 ， 日中而食 ， 日入而寝 ， 其意以诗书为仇 ， 文字为赘 ， 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 。 ”在另一篇文章中 ， 他把自己说成是桃花源人：“予抱疴泾曲 ， 日坐卧斗室中 ， 酬应都罢 ， 几如桃花源人 ， 不复闻人间事 。 ”
“几如桃花源人” ， 并非顾宪成的矫饰或夸张 ， 而是真实写照 。 东林君子都有类似的况味 。 同在书院讲学的高攀龙 ， 给老师赵南星写信 ， 一再流露入山闭关、不问世事的心境：“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 ， 即入山闭关 ， 以学问宜静 ， 以衰年宜静 。 此时山中人 ， 不一味静默 ， 非学也矣” ， “世局如此 ， 总无开口处 ， 总无着心处 ， 落得做个闲人 ， 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 。 入山闭关的闲人 ， 几如桃花源人 ， 含义并无二致 ， 这与一般人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的印象 ， 似乎相去甚远 ， 恰恰是真实的另一面 。
四、“不肖独何忍心而默默”
顾宪成自况为桃花源人 ， 是对政治时局极度失望的回应——“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 。 正如高攀龙所说：“世局如此 ， 总无开口处 ， 总无着心处 ， 落得做个闲人 。 ”但是受儒家政治伦理熏陶的士大夫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 ， 难以割舍 ， 要真正做个桃花源人谈何容易！他晚年卷入关于李三才的政治纷争 ， 便是一个明证 ， 既义不容辞 ， 也迫不得已 。
万历三十七年 ， 李三才升任南京户部尚书 ， 又被提名为都察院都御史 。 此时适逢内阁缺人 ， 有些官员建议 ， 内阁不当专用词臣 ， 应该参用外僚 ， 意在荐举李三才 。 此人既有才干又有声望 ， 在漕运总督淮扬巡抚任上政绩卓著 ， 抨击矿税太监贪赃枉法导致民怨沸腾 ， 毫不留情 。 这样的舆情 ， 显然触犯某些阁部大佬的权益 ， 于是策划了一场诋毁李三才的运动 。
工部郎中邵辅忠率先发难 ， 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 ， 大诈似直” ， 罗列贪、伪、险、横四大罪状 ， 说什么“藉道学以为名 ， 依豪贤以立脚 ， 或无端而流涕 ， 或无故而感慨 ， 使天下士靡然从风 ， 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 ， 感时忧世者误入其套中” 。 耸人听闻地扬言：“一时只知有三才 ， 不知有陛下 ， 主上势孤 ， 党与日甚 。 ”字里行间影射李三才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结党” 。 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 ， 诽谤李三才“结党营私” ， “年来是非日以混淆 ， 攻讦莫之底止 ， 主盟挑衅 ， 三才乃其戎首” 。
清者自清 ， 是非自有公论 ， 李三才连上四本奏疏 ， 主动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 ， 杜门谢罪 。 给事中马从龙 ， 御史董兆舒、彭瑞吾 ， 南京给事中金士衡 ， 相继为李三才辩白 。 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也向皇帝陈言：李三才已经杜门谢罪 ， 为漕运大政考虑 ， 宜速定去留 。 皇帝不表态 ， 诽谤者愈发嚣张 ， 一些别有用心的言官钱策、刘时俊、刘国缙、乔应甲、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等 ， 接二连三弹劾李三才 。 正直的言官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等 ， 奋起反驳 ， 为李三才辩护 ， 双方激烈交锋 。 正如万斯同《明史》所说：“朝端聚讼 ， 迄数月不已 。 ”
身处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目睹这场聚讼 ， 难以抑制心中不平 ， 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态 ， 写了私人信件 ， 寄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 ， 为李三才讲几句公道话 ， 希望两位实权人物能够平息持续数月的“朝端聚讼” 。 信件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李）三才至廉至淡漠 ， 勤学力行 ， 为古醇儒 ， 当行勘以服诸臣心”；二是“李公在淮扬 ， 能制税珰（矿税太监）不敢动 ， 安民弭乱之功甚大 。 其人磊落 ， 非暮夜受金者” 。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舆情反映 ， 也是人之常情 ， 况且是私人信件 ， 并非公文 。 孰料被别有用心的官员抓到口实 ， 诬陷顾宪成以下野官员身份 ， 插手朝廷政务 ， 可见东林书院企图“遥执朝政” 。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 ， 为了搞臭顾宪成 ， 搞臭东林书院 ， 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 ， 而结淮胁秦 ， 并结诸得力权要 ， 互相引重 ， 略无忌惮 。 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 ， 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 ， 驰骛各省 ， 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 。 ”
工部主事沈正宗十分仗义执言 ， 顾宪成等僻处乡间书院 ， “一味讲学 ， 反骂醉生梦死” ， “今隐身不忘报国 ， 却以为罪案矣” ， “今一阁部书 ， 便"遥制国事" ， 弹射不休矣” 。
礼部主事丁元荐针对“遥执朝政”的诬陷 ， 据理反驳：一个远在江南无锡的民办书院 ， 何以能够遥控朝廷政治？“夫使东林果操天下权重之势 ， 则长安诸缙绅何不舍要津而趋山林 ， 而乃操戈秣马以向攻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既然僻处山林可以遥执朝政 ， 那么京都衮衮诸公为何不退处山林呢？
顾宪成在写信之前 ， 已经预料到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 为了表达对于李三才人品才干的敬仰 ， 在所不顾 。 他和友人谈及写信的缘由：李三才由于拨乱反正 ， “外犯权相 ， 内犯权阉 ， 死生祸福系之呼吸 ， 并不稍顾” ， “旁观者遂群起而求 ， 多吹索抨弹 ， 不遗余力” 。 对此 ， 他忍无可忍：“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 ， 无事便归 。 "痛哉斯言 ， 堪令千古英雄流涕 ， 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 。 ”出于敬仰 ， 决心打破沉默 ， 仿效老朋友的作风——“当风波汹涌之时 ， 毅然出而挺身担荷” 。 预料到有风险 ， “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 ， 明知狂言一出 ， 必且更滋多口也 ， 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 因此 ， 他不计较寡不敌众 ， 不顾虑可能带来大麻烦 ， 一定要尽自己的心念 。
他在《以俟录》中说 ， 给叶向高、孙丕扬写信 ， 并无“遥执朝政”之意 ， 纯粹是好善、忧世的本性使然：“生平有二癖 ， 一是好善癖 ， 一是忧世癖 。 二者合并而发 ， 勃不自禁 。 至是非者 ， 天下之是非 ， 自当听之天下 ， 无庸效市贾争言耳 。 ”他在《自反录》中再次提及此事 ， 强调写信给叶、孙二人 ， 一是不敢辜负李三才 ， 二是不敢辜负海内诸君子 。 对于邵辅忠、徐兆魁之流毫无根据的肆意诬陷 ， 他据理反驳：“百千罪过 ， 胪列满纸 ， 而实证一切茫如也 。 ”至于宵小之徒攻讦他与李三才“结党” ， 他机智地反驳 ， 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 ， 那么他早就是“吕坤党”“王国用党”“吴中行、赵用贤党”“江东之、李植党”“沈思孝党” 。 于是乎感叹：“其又何所党哉！如此看来 ， 有党乎 ， 无党乎？一凭人谓耳 ， 予何敢择焉！”真是痛快淋漓 ， 把徐兆魁、邵辅忠之流的谰言驳得体无完肤 。
这位谦谦君子显然低估了宵小之徒的险恶用心 ， 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 及至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时 ， 他才意识到给阁部大臣写信之举大为不妥 ， 管了不该管的事 。 为此他悔恨不已——“去岁救李淮抚之书 ， 委是出位” ， “忏过而亦悔且恨” 。
当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四面围攻 ， 处境岌岌可危 ， 写信提醒 ， 加意提防 ， 收敛锋芒：“窃见足下任事太勇 ， 忤时太深 ， 疾恶太严 ， 行法太果 ， 分别太明 ， 兼之辖及七省 ， 酬应太烦 ， 延接太泛 ， 而又信心太过 ， 口语太直 ， 礼貌太简 。 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戒 ， 亦恐嚬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 ， 检点稍融 ， 得不加意乎！”眼见形势急转直下 ， 他又去信劝他立即引退：“足下可以去矣 ， 不可以留矣 。 去也可以速矣 ， 不可以缓矣 。 ”
政治斗争不以善良愿望为转移 ， 顾宪成不但救不了李三才 ， 反而使得他自己和东林书院受到牵连 。 一些政客将李三才与顾宪成一并扣上“东林党”的帽子 ， 严厉声讨 。
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 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逝世 ， 享年六十三岁 。 临死前 ， 他握着儿子顾与沐的手说：“作人只伦理二字 。 ”这句遗言的内涵 ， 或许可以从十几天前写给友人的信中 ， 揣测些许端倪 。 他说：“要使彼之有以自容 ， 而于我无所致其毒 ， 久之 ， 或消渐释 ， 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诎 ， 同心盛则异类自衰 。 ”君子坦荡荡 ， 他以宽容的姿态回应无端的诽谤 。
对于他的朋友门生而言 ， 已经臻于无我境界的谦谦君子在诽谤声中死去 ， 激起的是无限的悲愤和感慨 。
东林书院为他举行公祭仪式 ， 参加的知名人士四十余人 ， 有于孔兼、钱一本、薛敷教、诸寿贤、王士骐、朱国祯、岳元声、汤兆京、吴亮、孙慎行、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文震孟、钱谦益、丁元荐、安希范等 ， 都是晚明政界学界响当当的人物 。 众人先在东林书院“会哭” ， 再到他家中拜奠 ， 相向失声 ， 留连浃日始去 。
五、“朋党之祸中于国”
有正义感的官员激于义愤 ， 向朝廷建言 ， 为顾宪成讨回公道 。
江西道御史徐缙芳说：“故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 ， 忠本天植 ， 学为人师 ， 所著诸书有体有用 ， 断断乎名儒君子也 ， 或咎东林触犯时忌 ， 臣窃以为不然 。 ”
尚宝司丞章嘉桢说：“顾宪成豪杰圣贤者也 ， 当官任事百折不回 。 而学脉之醇一 ， 操守之精绝 ， 神理之绵密 ， 居处之淡泊 ， 粹然真儒 。 一腔忠赤 ， 唯思为国家进用贤才 ， 其教泽几遍海内 。 ”
行人司行人刘宗周说：“东林者先臣顾宪成倡道处也 ， 从之游者不乏气节耿介之士……一时士大夫景从如云 ， 以故东林最著 。 唯其清议太明 ， 流湎之士苦于束湿 ， 遂乘淮抚之救 ， 谤议四起 。 宪成殁 ， 而忌者因指东林为门户 ， 合朝野而锢之 ， 以为党人 。 夫东林果何罪哉？”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 ， 处境艰难的李三才还不忘为顾宪成与东林书院辩白：自从内阁首辅沈一贯以来 ， 奸党排斥正人君子 ， 合于己者则留 ， 不合则逐 ， “今奸党仇正之言 ， 不过两端 ， 曰东林 ， 曰淮抚 。 何以谓之？东林者 ， 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 。 （顾）宪成忠贞绝世 ， 行义格天 ， 继往开来 ， 希贤希圣 。 而从之游者 ， 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岳元声、薛敷教等 ， 皆研习性命 ， 检束身心 ， 亭亭表表 ， 高世之彦也 。 异哉 ， 此东林也 ， 何负于国家哉？”
尽管正直官员一再呼吁 ， 对于顾宪成与东林书院的诽谤却日甚一日 。 到了天启年间 ， 那些诽谤者纷纷投奔大太监魏忠贤门下 ， 成为阉党的骨干分子 ， 张四面之罗网 ， 造无底之陷阱 ， 对不同政见者扣上“东林党”的帽子 ， 予以整肃 。 朝廷下令取缔并拆毁东林书院 ， 关中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受到连累 ， 一并拆毁 。 高攀龙目睹东林废墟 ， 愤慨赋诗十首 ， 其中之一曰：
蕞尔东林万古心 ，
道南祠畔白云深 。
纵令伐尽林间木 ，
一片平芜也号林 。
名列阉党“五虎”的倪文焕扬言：东林还未得到清算 ， 东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诛 ， 流露腾腾的杀气 。 阉党干将王绍徽编造《东林点将录》 ， 仿照《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 ， 炮制黑名单 ， 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 阉党的另一名干将卢承钦感到 ， 仅仅镇压一百零八人显然不够 ， 便仿照北宋末年的“元祐党籍碑” ， 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东林党人榜》 。 把已经逝世多年的顾宪成也列入黑名单 ， 排在李三才、叶向高之后 ， 位列第三 。 卢承钦的恶毒用心 ， 比王绍徽犹有过之 。
事已至此 ， “东林”已然成为莫须有的罪名 ， 大开杀戒 ， 先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 。 以“东林”的罪名 ， 把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 ， 以及高攀龙、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黄尊素、周顺昌 ， 迫害致死 。 莫谓书生空议论 ， 头颅掷处血斑斑 。
崇祯十一年 ， 复社名士吴应箕与顾杲（顾宪成之孙）相会于无锡 ， 凭吊东林书院废墟 ， 感慨系之 ， 赋诗一首：
同展道南祠 ， 而伤东林址 。
东林何负国 ， 草色已及纪 。
不见崔魏时 ， 金碧连云起 。
巍巍九千岁 ， 蓬蔂安所倚 。
万古此东林 ， 子无忘所始 。
鼎革之后 ， 东林书院终于在废墟中重建 ， 绵延后世 。 唐文治撰写的《重修东林书院碑记》说得好：“书院旧址为顾端文、高忠宪两公讲学之地 。 方是时名儒硕彦风起云从 ， 研求正学 ， 四方响应 。 而有明一代之气节 ， 遂彪炳于寰区 。 厥后太仓之复社 ， 复东林也；松江之几社 ， 几东林也 。 然则东林之气节 ， 岂非千古不朽哉！”
万斯同《明史》回顾这一段历史 ， 一唱三叹：“（顾）宪成既没 ， 攻者犹未止 。 诸凡救（李）三才者 ， 争辛亥京察者 ， 卫国本者 ， 发韩敬科场弊者 ， 请行勘熊廷弼者 ， 抗论张差梃击者 ， 最后争移宫、红丸者 ， 忤魏忠贤者 ， 率指目为东林 ， 抨击无虚日 。 于是朋党之祸中于国 ， 历四十余年 ， 迄明亡而后已 。 ”对晚明党争的分析 ， 鞭辟入里 ， “朋党之祸中于国”七个字 ， 令人震慑不已 。
孙奇逢《理学宗传》提到一种奇谈怪论：“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 ， 国运已终 ， 而党祸犹未尽也 。 今日嚷东林 ， 明日嚷东林 ， 东林之骨已枯矣 ， 而在朝在野仍嚷东林 ， 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孙奇逢反驳道：“乙丙死魏逆诸臣 ， 甲申殉国诸臣 ， 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诸君子之所以为忠臣 ， 而撑柱天地 ， 名扬日月者 ， 在五十年之后 ， 而鼓盪摩厉者 ， 在五十年之前 。 则泾阳之气魄精神度越诸子远矣 ， 岂向俗儒曲学问毁誉定是非者耶！”企图把朋党之祸归罪于东林的谬论 ， 不独当时流行 ， 今日也有市场 ， 有的人甚至鼓吹“明亡于东林” ， 这种戏说不是糊涂之极 ， 就是别有用心！读者诸君只消细细体味万斯同和孙奇逢的分析 ， 便可辨明是非 。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19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