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旌德刻工考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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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旌德刻工考略（二）

方光华

旌德刻工三姓：刘、汤、鲍

在披阅史料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旌德刻工以汤、刘、鲍三姓居多。这与手工业的家族传承有着密切关系。

刘姓族居地在旌德十二都乔亭村（今属蔡家桥镇），宋代就有刻工。明万历以后有名有姓的有刘邦瀛、刘邦承。

刘光信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金华刻双桂堂本《顾氏画谱》、顾炳《历代名公画谱》（四卷）。刘荣与汤尚、汤义合刻顺治六年本《离骚图》《太平山水图》，刘荣还刻万历本《凤凰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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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等刻《太平山水图》

刘国惠和刘仲佳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章达、卢谦编的《五经图》一卷，图文绘刻精妙。

刘英之泰昌元年（1620）刻程开祜的《筹辽硕画》四十六卷附一卷；刘权（字伯衡）天启五年（1625）刻《春秋左传标释》三十卷，写工长洲金麟；刘文华祟祯十六年（1643）刻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一百一十卷《目录》二卷（瞿式梠刊本）；刘大德万历间刻《重校十元端巧合红蕖记》二卷，陈大来继志斋本，新安何宠绘图。

刘光旸和李再祯于万历四十年（1612）刻李之藻的《天学初函》五十二卷。

关于刘光旸地方志书倒是有一些轶事记载。

刘光旸不仅能写能刻能印，还擅长书法字画和文物彝鼎的鉴别。嘉庆《宁国府志》记：“光旸字雨若，性聪慧。凡先代宝器及历朝名贤字画真赝，皆能辨识。工篆刻，清顺治初，尚书冯谧招之进京，令镌《快雪堂法贴》，进呈称旨，被召见” 。召见时，顺治皇帝拿两幅王羲之墨迹试其才智，结果一真一伪，立判无误。随后鉴别域外进贡的金炉，立判为某朝某年乳母进献某太子饮乳御器。皇帝十分惊喜，赐号“古董” ，并“授以鸿胪寺序班” 。康熙十六年（1677），刻《翰香馆法书》丛贴，以其书斋“翰香馆”为名，由钟繇、王羲之、董其昌等二十八家八十二件作品集成。他的族子刘玉标亦工篆刻，临清汪灏在《倚云阁集》中为他写下《赠剞士歌》一诗。像刘光旸这样以刻技和造诣，由刻工混上一个小京官，被记载在文献里，全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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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旸摩《快雪堂法书》

刘廷爵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宁国府志》；刘君裕刻《忠义水浒传》插图；刘御李清康熙间刻徐士业《百家姓考略》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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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爵刻嘉庆《宁国府志》

聚族居住在旌德城北二十余里十四都汤村（今属蔡家桥镇）的汤氏族人，操持刻书业二百多年历史，很多人家几代人都是刻工。

汤维新祟祯三年（1630）于吴门刻沈佳胤《翰海》十二卷。

汤复（字用先），清顺治二年（1645）刻萧云从《离骚图》八卷。后有人增绘九十一图，计一百五十五图，编入《四库全书》。这位汤复先生以其作品精绝，那个时代就在书中印上广告价目单：“枣板绣梓，刷印无多，今包刻价纹银壹钱伍分，纸选精洁者每部贰钱柒分伍厘，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馈柒分伍厘，共纹银伍钱，今发兑每部壹两，为不二何也，装订处增加贰钱。 ”很显然，汤复属于刻工中的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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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复等刻《离骚图》

汤尚、汤义、刘荣，清顺治五年（1648）刊刻著名画家萧云从《太平山水图》《太平二书》十二卷。作品表现出来的细腻舒展的线条、疏密缓急的流水、井然有序的村落、错综起伏的山峦、音容生动的人物，无不刻画入微，轻重得宜，浓淡有味。汤尚的《吴波亭图》铁笔刻线，细致流畅，运用不同的刀法对繁密的山石、树木花草、行云流水一一雕镂，轻重缓疾掌握得恰到好处，无一错乱。汤义刻的《灵山图》、刘荣刻的《青山图》均技艺高超，绘刻双美。著名收藏家郑振铎对《太平山水图》极为赞扬：“图凡四十三幅，无一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或凡花怒放，大道骋驰；或浪卷云舒，烟笼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绞，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矣。 ”《太平山水图》对当时和后世尤其是版画界影响深远。

汤达甫顺治十二年至十七年（1655-1660）在湖州刻庄廷鑨《明书》，印工旌德李祥甫。汤廷昊（字素玉）康熙十四年（1675）刻《消灾延寿药师忏法》三卷。汤文光刻道光年间《徽州府志》图。汤能臣康熙十八年（1679）、二十五年（1686）两度刻闵麟嗣《黄山志定本》七卷图一卷（萧晨绘图），十七年刻汪士鋐《黄山志续集》八卷图一卷（释雪庄绘图），三十二年（1693）刻《（康熙）休宁县志》八卷图一卷（陈邦华绘图）。汤郁文刻《九华纪胜》三十二卷，道光元年（1821）梅缘书屋刊本。汤汉章、李金钊道光十年（1830）刻清程文圃《医述》七种十六卷。汤美林道光十二年（1832）刻赵绍祖《泾川丛书》二集四十五种。汤辅臣道光七年（1827）书刻（写工兼刻工）《祁门县志》三十六卷。汤湘甫、汤瑞庭同治六年（1867）刻余照《经古轩诗韵》八卷。汤明休光绪十三年（1887）刻乔笙巢辑《宋六十一家词选》十三卷。汤信穗光绪二十七年（1903）刻九华陈蔚辑《齐山岩洞志》二十六卷首一卷（刘世珩唐石簃刻本）、《齐山南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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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能臣刻《黄山志》图

汤炳南寓居南京，既是刻工，又是印工，摆印元鲜于枢的《困学斋杂录》一卷。他经营书坊，不但雕版印书，而且极力推广活字印刷，上至经史子集，下至民间文学小说、戏曲唱本、杂谈传奇、神话故事等应有尽有，成为当时出版中心金陵乃至苏常、吴兴、杭州一带有影响的大书贾。

刘、汤之外，旌德九都合锦（今属俞村镇）鲍姓刻工，同样名振业内。

鲍守业(约1625～1705) ，字承勋。擅长雕刻人物，刻有长洲钱谷绘图本《杂剧新编》。顺治八年（1651）刻《过去庄严劫千佛》《博古页子》（陈洪绶绘图，与歙县黄子立合刻于杭州），顺治中刻邹式金辑《杂剧三集》三十四种（一名《杂剧新编》，吴门钱谷绘图）。顺治末年，奉召进京镌刻御像，名重一时。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明岳端撰《扬州梦》二卷，插图二十四幅（吴门顾士奇绘图）；康熙间刻元陈坚《太上感应篇图说》一卷《附录》一卷、《怀嵩堂赠言》（吴门汪璡绘图）、汪琬《钝翁类稿》一百十八卷。与同邑鲍天锡同刻吴门顾云臣画文喜堂本《秦月楼传奇》等书插图。所镌刻《华藏庄严世界海图》及雍正五年与鲍昌胤合刻《诸神礼佛图》，刻工纤细（作品现陈列北京法源寺，原雕刻木板现藏南京博物院）。

鲍守业父子刻《秦月楼传奇》，以刀代笔，充分运用阴刻与阳刻，加强线条的变化来丰富画面表现力，刻线纤细精美，运刀纯熟自如，密而不碎，稀而不空，线条刚柔轻重、疾速转换的技巧，都可以在其纹线上看出来。《秦月楼传奇》插图刻技之精，被称为清初徽派版画代表作品之一。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图录》中说：“旌邑鲍承勋为清初之镌图名手，所镌有《秦月楼》及《杂剧新编》之插图等，此书尤为罕见，故收入焉……可见当时承勋声势之浩大” 。他认为鲍承勋、鲍天锡（一说为承勋子），都是旌德刻工高手，其技艺可与徽州版画刻之魁首歙县虬村黄氏相媲美，并论定“承勋为徽派版画之殿军，实刻于苏州，为苏州版画之佼佼者，中国版画至康熙间犹方兴未艾，乃因鲍承勋、朱圭等名家出，使苏派版画崛起，有相帅领先之势” 。

鲍承勋儿子鲍野闻康熙间刻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十卷（林佶写）、洪昇《长生殿传奇》二卷、陈廷敬《午亭文编》五十卷（林佶写）。

除此之外，旌德其他诸姓刻工，同样身怀绝技。

李光远，万历间刻袁宏道《瓶花斋集》十卷、《敝箧集》二卷、《解脱集》二卷。

饶焕寀天启初刻《御制无量寿福经》一卷。

李予怀，侨居苏州，善镌刻书法，尤其名家墨迹。

洪心之，参与刻万历四十二年本《医便》。

周希亨、周希瑾明祟祯十六年（1643）刻顾炎武《音学五书》（符山堂刻本）。

郭卓然，刻崇祯年间剑哨阁叶敬池本《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西楼梦传奇》《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水浒传》，崇祯金陵玉洛川重刊本《宣和遗事》。其《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绘刻严谨，细腻精工，无论章法、表现技巧，还是刀刻手法熟练程度，都具有大家风范和徽派作风。

李金钊与汤汉章合刻道光十年本《医述》。

李符九康熙间刻释弘眉《黄山志》十卷。

朱旺村（今蔡家桥镇）人朱士标、朱长春，被誉为“铁笔超群” 。

饶焕为经卷书刻多种扉页画。

程、孟氏合刻康熙八年本《茅山志》。

贺尚义刻《（康熙）祁门县志》八卷。李文韩咸丰十一年（1861）刻《陶渊明集》十卷（桐城徐氏仿宋巾箱本）。

刻书背后的艰辛

旌德刻工历史可上溯到宋，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若是从有名姓的刘、汤、鲍三姓家族看，历史同样不短。汤姓刻工从明末汤维新起，至清末汤明休止，前后达257年。刘姓刻工从明末刘光旸起，前后长达339年，刘光旸刻书，从明万历四十年起至清顺治初，前后30余年。而鲍承勋刻书活动，从顺治八年至康熙四十年。他们都是从青年至老年毕生于此，有的更是子孙相继此业。旌德毗邻徽州，除本地外，在江浙之地，两地刻工合作刻书相当平常，这在上文例子中不难看出。

旌德可考刻工宋、明、清总计不过六十余人，这只不过是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远非历史原貌。当时社会，刻工被视作“手民” ，刻技被视作“雕虫小技” ，无任何社会地位，文献少有记载。刻工在书籍版心下、序文及目录后，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是为计件取酬之凭证，二是表示自己的职责。由于典籍流传的艰难，或亡或毁，再加上刻工署名常有姓无名、有名无姓、简称、代称、谐音之例，且多无籍贯连署。一般在本地刻书不署籍贯，只有外地刻书时，偶有籍贯连署。这无疑给今天的刻工研究带来极大困难，人们只能在披沙拣金的情况下，略知梗概。

说到底，刻工就是普通的匠人，都得为养家糊口而奔波。除了本地本省，多数人活动于江浙之间，生活困苦。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届六十仍然无子的刘永日，在吴门（今苏州）为魏禧刻《魏叔子诗集》时，曾求魏为之作文以传，魏禧为之写下《奇劂氏刘永日六十寿序》，文“岁壬子（康熙十一年），予刻诗吴门，旌德刘永日实承其事焉” ， “永日虽六十，奇劂精良，日从阊门外抵予馆舍，酷日风雨不辍，其气力精强，有非少年辈所不及” ， “且吾闻永日兄弟六人，其父母生没之事，尝独立为之。又辄收业扶持其兄弟之孤，则亦为名之实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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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活艰苦之外，最可怕的是清代文字狱，刻工、印工，鬻书、购书、藏书者时有株连。顺治间旌德刻工汤达甫等十余人、印工李祥甫，因刻庄廷鑨《明书》，于康熙二年（1663）在杭州弼教坊被杀。临刑时，一刻工大哭道：“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改嫁，母其谁养？”然而其言之惨，也感动不了统治者， “言毕就刑，其首滚至自门，忽然竖起。盖行刑之所，去家不远也” 。一个为饥寒为驱的刻工、印工，他并不懂得书中有无“违碍” ，辛勤的劳动，竟然遭人头落地的酷刑。清代文字狱的残酷，于此可见一斑。

虽然如此，绝然抹杀不了刻工、印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明清旌德刻工成功扮演了那个时代文化和道德传承人的角色。

（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明清旌德刻工考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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