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说书”：锁国后期的日本如何获取鸦片战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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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地震” ，学者增田涉指出， “日本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幕府终于不得不踏上开国之路，从而决定了日本以后的方向” 。那么，位于这场“地震”周边的日本是如何得到相关信息的？日本各界又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呢？

“风说书制度”：鸦片战争信息传入日本的历史前提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处于奉行锁国祖法的江户时代后期，鸦片战争的相关信息之所以能够传入日本，是因为其拥有一套系统完善的海外情报搜集制度——风说书制度。

所谓锁国，是对佩里叩关之前江户幕府对外政策的一种概括（锁国一词源于兰学家志筑忠雄阅读翻译荷兰人坎培尔所作《日本志》的第六章，并定名为《锁国论》），其内容包括禁教（禁止基督教）、海禁与统制贸易。

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风暴漂流日本，是为日本与西方第一次在日本域内发生接触；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抵达日本，开始向日本传教；1569年， “天下人”织田信长正式会见传教士并允许传教活动；1586年，丰臣秀吉颁布伴天连（传教士）追放令，开始禁教。

然而，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与葡萄牙、西班牙在日本的贸易紧密相关，当葡萄牙商馆以中断生丝供应等相威胁时，日本方面不得不做出妥协。 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因风暴漂流到了日本，正如学者高桥幸八郎指出， “统一的德川政权希冀将传教与商业分割，而应此需要的欧洲势力（荷兰）在列岛出现了” 。 1616年，江户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颁布命令，规定欧洲船只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进行停泊贸易；1624年，德川秀忠正式断绝了与西班牙的商业往来；1631年，奉书船制度正式开始实行（所谓奉书船即幕府发给长崎奉行奉书特许出海的日本船只）。

1632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上位，幕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与海禁政策，并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集中管理：1633年，颁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禁止滞留国外5年以上日本人归国；1635年，颁令禁止一切日本船只出海、禁止一切海外日本人归国；1636年，驱逐与贸易无关的葡萄牙人的妻子、儿女（包括日葡混血儿）；1639年，颁令彻底禁止任何葡萄牙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640年，处死了要求通商的葡萄牙船只的61名使者；1641年，颁令将与传教活动无关的所有荷兰人以及荷兰商馆迁移至出岛。

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幕府还需要处理与朝鲜、中国的关系。一方面，日本以对马藩为依托，与朝鲜进行政治层面的外交往来（通信国）；另一方面，则与荷兰、中国保持商业层面往来（通商国）。 1635年，日本在强化海禁的同时，也规定将长崎作为赴日唐船（唐船即日本方面对中国船只的统称）的唯一停泊地；1685年，德川幕府颁布“贞享令” ，其中规定唐船年交易总额为6000贯。

在这种相对封闭的政策制度下，风说书便成为了日本最为重要的海外情报来源。

所谓风说书，即由风说定役统一问询、记录、翻译、整理之后，经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的文书，长崎奉行由福冈、佐贺、熊本、长崎四处轮流担当。风说定役大部分为通词（翻译），其直属长官风说闻役（又称长崎闻番役、长崎在番、长崎在役）则由关西十四藩轮流担任，且接受长崎奉行的领导。这些风说书通常采取“进港的顺序—出发港口的名称—船员口述”形式记述，并根据来源则分为兰风说书与唐风说书。

所谓兰风说书（也称荷兰上告），即应幕府要求，荷兰商船以及荷兰商馆长在进入长崎港时，必须向长崎方面讲述、提供有关海外的情报，其内容一般包括自身信息、荷兰境况以及航海途中的见闻，由风说定役翻译、整理，并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起初，兰风说书多由商人、水手的口述构成， 1644年制度化后，则主要由荷兰商馆长搜集整理，再参照日本方面对商人、水手的问询记录。所谓唐风说书（也称唐商口单），主要是长崎奉行派遣唐通词为主的风说定役登上入港唐船进行问询，然后统一整理后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