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沈兆霖生活和心境波动起伏剧烈，对当时产生了怎样影响？

2026-01-03

导语：咸丰十年沈兆霖生活和心境波动起伏剧烈，对当时产生了怎样影响？

咸丰十年八月八日(1860.9.22) ，咸丰帝北逃热河，留下奕?等王大臣在北京议和。这一段是沈兆霖生活和心境波动起伏剧烈的时期。他亲历了洋兵入城的整个过程，心态也经历了由紧张到放松的过程，对洋务的认识也因之发生了巨变；在亲历皇帝不在北京且迟迟不回的而加剧的京师乱象中，开始不断思索家国巨变的原因。议和初定后，终于参与了辛酉政变，并一跃而为军机大臣，排名只在奕?、桂良之后。沈兆霖是留京王大臣的一员。他经历了皇帝北狩后北京的混乱局面，心情也因之忧愁、郁闷。同时，也对外国人有了最直观的认识，由排斥转而主张可与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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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八月(1860.9.15-10.13) ，在通州的郑王、穆荫与英法的议和破裂、执英国使臣巴夏礼而回，战事再起，僧格林沁、胜保军队溃败，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在这种情形下，沈兆霖在初八日上《论夷务疏》、随后又有《再论夷务疏》，代表了当时他对当时“夷务”的看法，以及提出处理“夷务”的对策。今人根据两疏中的战争对策，将他定义为“主战派”、认为其“主战颇力”等，给人一种与外国人势不两立、决不妥协之感。其实，这不符合沈兆霖性格中实用主义的一面，也为当时情势所不许。沈兆霖的《论夷务疏》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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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明白彼强我弱。疏中说：“惟夷众虽不满万余，而火器胜于中国，能及远而有准。然临阵者果能奋勇直前，毫无畏葸，即有所伤而以我之众，乘彼之寡亦不难于歼灭。惟现在火器难御之成见先入为主，则气已稍挫，倘毫无把握，轻于一试，设一挠败，必至不能复振。 ”沈兆霖以为敌人的装备是清军不可比拟的，如果清军“果能奋勇直往”、“毫无强畏葸”的话，对手毕竟兵员较少， “不难于歼灭” ，可是这只是个假设，实际上清军既没有“果能奋勇直往” ，又“先入为主”的惧怕敌之火器， “气已稍挫” ，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社一挠败，必至不能复振” ，麻烦更大！强调了清军在军事上不敌英法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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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迎敌之策，宜缓攻坚持。敌军虽然武器精良，但清军却不可畏敌避战，应该使用更有效的对敌手段。沈兆霖以为， “当今之计宜，以缓攻坚持为主” 。沈兆霖虽认为清军军事上不如英法，但可以用合理的策略“正兵厚集其势，持重养威，而以奇兵乘其敝复，以疑兵惑其心”彼种种牵掣，必将徘徊而不敢进，破敌气势。同时，为了拖延英法联军的进攻度，使之不能“骤进” ，还要采取“密拏奸细，以防其叵测，严断接济，以绝其饷源”等办法。等到“与之相持一月有余，而朔风大作、海口将冰，度其所带之饷亦将罄尽，自必急图遁归矣。 ”沈兆霖强调：“故持久以困之，多方以误之，为目前之至计。 ”要在与敌人的对峙、消耗中磨损英法联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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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终目的。以羁押的巴夏礼等人为筹码。其最终目的是“总须令其兵船全数退出海口，悉照八年所定各款立定和约，达到“一款不增”为止。当然，这样的想法并不切合实际，所以后来他在《再论夷务疏》中，已改变以咸丰八年所定条约为停战底线，只将英法联军要求的公使驻京、内江通商两条去掉。原话为：“俄米英法四国夷船驶至天津，要求多款，所请各条奉恩允者已十之七八，中惟夷酋驻京、内江通商两事关系最钜，驻京则入据腹心，朝政动多牵制；内江则夺我关隘，长江无可设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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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认为公使驻京会影响朝廷中央决策，内江通商会使要隘失去屏障。他请求咸丰帝“将此二条万难应允之故反复晓谕，推至诚以宣示，杜非分之干求，彼等自然信服， ”如果还不能奏效，就利用军事手段，但不是硬碰硬，彻底决裂，重新开仗，而是“使该夷跋前疐后两面受敌，虽欲久留不可得矣，从而议抚抚亦易矣” 。利用军事手段拖延、迟滞对方，最终迫使其接受议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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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两折反映出沈兆霖不是一个彻底的主战派。这并非他畏敌妥协，只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考虑如何才能有助于实际，他虽然愿意有条件地接受妥协，将军事手段视为求和的工具手段，但并非议和没有底线。因此他并不是一个主战派，认为他是一个主战派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上述两份奏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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