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错在义和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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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何时进入中国的至今仍是谜团，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唐朝与元朝虽两次进入几无汉人信教，在改朝换代后，基督信仰也就在中国文化中消失。在明清交替之际，基督信仰再次进入中国，这次，中国化了的天主教使得基督信仰得以扎根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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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为了让中国人便于接受基督，决定不去挑战敬天、祭祖、祀孔的传统，他采取宽容政策，认为这些传统不违背教义；他也默许中国男、女信徒分开礼拜。这些在后世被称为“利玛窦规矩” 。

耶稣会继续践行者利玛窦规矩确实是收获甚多，到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徒已经有20万人。即便是经历了改朝换代，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其西方科学知识为统治者竭力服务，赢得了清廷的尊重。 1692年，康熙允许天主教公开传教。

但在大航海的背景下，殖民主义风潮渐起，欧洲中心论逐渐取得优势。自此没有神学家考虑过中国教徒自身的感受和态度，为了使教会没有任何污垢和缺陷，保持神圣和纯洁，天主教的中心——罗马教廷与中国信徒就是否遵守“利玛窦规矩”展开了一场长达近百年的利益之争，最后由雍正宣布天主教为邪教，禁止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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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禁绝百余年后，和基督教借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进入中国，并在西方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大量进入中国且遍及各省。

尽管有大量品性高洁之士，但强势的教会并不尊重中国信仰，即便是利玛窦，其目的也是为了改造中国，这种强势救世心态已经让中国民众很难从心理上接受。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文化上与中国文化差异甚大，教堂的环境和教方诡异反常的行为方式，也容易引发人们的种种猜疑和想象。何况一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倚恃“治外法权”的庇护走向了它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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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教士中固然也有存粹为了传教的，但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惨杀、勒索赔款者也有不少。英国中国教会史专家鲍勃·怀特就尖锐的批评他们“一切传教士都从鸦片战争和随着中国的失败而签订的诸条约和法令中，获得了利益和好处。 ”

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也惊讶于有的传教士竟然参与贩卖鸦片，掠夺地产，借教肆虐。而教民则“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 。

而清廷因治外法权对他们毫无办法。治外法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是指“外交豁免权” ，即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一旦与中国人发生纠纷，他们只受本国领事处理，是为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林语堂曾提到， “在治外法权之下，不但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俱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 ”

当特权遮蔽了公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非教徒当然对此表示愤怒， “百姓怨毒日深，引起公愤” ，极其仇视西人和中国信徒。

再加上法国于1862年免除了中国信徒为异教徒的节日与庆典的赋税，加重了非基督徒的负担。种种原因叠加足以不断引起教案，据中国官方统计， “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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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在义和团运动30年前，天津教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法国13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意大利和爱尔兰各1人），此事震惊中外，可谓案情特别重大，是清末教案中最重要的教案，有史家评“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爆发而出。也有人指出，解除教徒的特权是全民的诉求，这就是清末教案频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无论是清廷统治者还是殖民者都没有重视这场教案释放出的信息，最终，这些仇恨掀起了一场席卷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大约有200多名传教士、3万余信徒被杀害，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

清廷在如何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当1900年6月进入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民在濒于失控的状态下，清廷在剿抚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被谣传为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诏书，实际上更像是有“内部动员令”的上谕显示出清廷一度有与列强一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