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天府”何以成为四川的专有名词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维舟：“天府”何以成为四川的专有名词
如今中国人对“天府之国”的理解 ， 不仅局限于四川 ， 而且常偏重于“肥沃富饶”这一层经济地理学层面的意义 。 纯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意义上来说 ， 古人常说的其实往往不是“天府”一词 ， 而是“陆海”——这两个词在某些意义上有重叠 ， 但“陆海”并没有“天府”所隐含的“地势险要的建都立业基地”的含义 。
例如 ， 关中常被称作“天府” ， 但《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又称之为“陆海”：“秦地……有鄠、杜竹林 ， 南山檀柘 ， 号称陆海 ， 为九州膏腴 。 始皇之初 ， 郑国穿渠 ， 引泾水溉田 ， 沃野千里 ， 民以富饶 。 ”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 ， 如海之无所不出 ， 故云陆海 。 ”《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注：“海者珍藏所聚生 ， 犹谓秦中为‘陆海’然也 。 ”宋人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载辽代蓟州“自晋割赂北虏 ， 建为南京……户口安堵 ， 人物繁庶……城北在市 ， 陆海百货 ， 萃于其中 。 ”这里“陆海”一词已带有了某种“市场”的意味 ， 到明代 ， 它甚至还隐含指“各色人等繁杂的地方” ， 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 ， 妇女多于男子 ， 娼妓多于良家 ， 乞丐多于商贾 。 至于市陌之风尘 ， 轮蹄之纷糅 ， 奸盗之丛错 ， 驵侩之出没 ， 盖尽人间不美之俗 ， 不良之辈 ， 而京师皆有之 ， 殆古之所谓陆海者 。 昔人谓‘不如是 ， 不足为京都’ ， 其言亦近之矣 。 ”
四川盆地也是一样 ， 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蜀沃野千里 ， 号称陆海 ， 旱则引水浸润 ， 雨则杜塞水门 ， 故记曰：水旱从人 ， 不知饥馑 ， 时无荒年 ， 天下谓之天府也” 。 这段话在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历史上 ， 具有重要意义 ， 可能反映出当时蜀人一种逐渐形成的自我认同 。 在历史上 ， 四川盆地从未像关中平原那样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 ， 但由于其特殊的地势而能自成一格 ， 在乱世时往往成为宜居之地 ， 《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谈到前蜀开国君主王建时所说的 ， 正是其历史上的常态：“蜀恃险而富 ， 当唐之末 ， 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 。 ”这里仍然强调了它是“恃险而富” 。
由于传统上“天府之国”特指帝王赖以建都的根本之地 ， 而在唐代以后的大一统帝国时期 ， 显然不太会有人考虑成都平原 ， 因为这里仅适合“偏安”而难以掌控全国局势——这一点不要说和关中无法比拟 ， 就是和北京、南京相比都逊色一筹 。 因此 ， 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 ， 除了蜀汉这样的特定情况外 ， 很少人会把这儿称作“天府之国” 。
维舟：“天府”何以成为四川的专有名词// //
不过 ， 大体从晚明时期起 ， 对“天府之国”的一种新理解出现了 ， 更侧重能征收贡赋这一面 ， 把那些虽然未必能成就“王业”、但物产丰富的地区称作“天府之国” 。 明万历年间的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便说：“禹奠山川 ， 鱼鳖咸若；周登俎豆 ， 鲂鳢是珍……闽故神仙奥区 ， 天府之国也 。 ”在此 ， 他从《禹贡》的视角出发 ， 把福建沿海称作“天府之国” ， 但这显然仅指当地富于物产 ， 而非指据守当地足以建立帝王霸业 。 晚清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等上奏《会筹全台大局疏》 ， 忧虑于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图谋台湾东部 ， 说到“论者每谓后山精华 ， 停蓄日久 ， 奇珍瑰宝 ， 充牣其间 ， 蛮荒之区 ， 实天府之国” ， 也纯就当地物产而言 。 林则徐曾为同乡名臣陈若霖旧居题写门帘 ， 上联是“三十州都督 ， 文武兼资 ， 王命秉钺临天府” ， 以此称誉陈氏曾在四川、山东、湖北、云南等地任职 ， 执掌民政税赋 ， 他并未特指“天府”是哪里 ， 而是表示这些地方都是国家重要的税赋之地 。
晚清之所以对“天府”的理解更侧重“富饶”这一层意义 ， 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为西风东渐之后 ， 受“商战”理念兴起的影响 。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就按传统的宇宙论 ， 将商务视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商务者 ， 国家之元气也 ， 通商者 ， 疏畅其血脉也 。 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法’ ， 管子之‘府海官山’ ， 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 ， 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 。 ”虽然他在该书中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 ， 提议迁都西安；但与此同时 ， 他也将“天府”视为“繁华富庶”的代称 ， 如“四川天府之国也 ， 其民数十兆 ， 既庶且富”、“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 ， 视水陆舟车为转移 。 有昔为荒区 ， 今成天府者 ， 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烟台、牛庄等处” 。 在这里 ， 他显然并不是把这些城市视为“争雄天下的险要根据地” ， 而在他之前 ， 也从未有人将某个城市称作“天府”；不过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商战”理念中 ， “繁华富庶”也不是单纯作为经济现象来理解的 ， 而被看作是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晓旧籍的学者对“天府”的理解仍秉持传统 ， 如章太炎《讨满洲檄》“夫以黄帝遗胄 ， 秉性淑灵 ， 齐州天府 ， 世食旧德 ， 而逆胡一入 ， 奄然荡覆” ， 更明显的是他谈到顾炎武“居华阴 ， 以关中为天府 ， 其险可守” ， 明确指出“天府”的要件是“其险可守” 。 甲午战败 ， 康有为公车上书 ， 提议四条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 ， 迁都定天下之本 ， 练兵强天下之势 ， 变法成天下之治 。 ”而迁都的首选 ， 他认为是关中：“若夫建都之地 ， 北出热河、辽沈 ， 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 ， 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 。 天府之腴 ， 崤函之固 ， 莫如秦中 。 ”这里他虽然也提到了“崤函之固” ， 但对“天府”却偏向于其“膏腴之地”这一面 。 戊戌变法前夕 ， 谭嗣同著《仁学》 ， 也偏重这一含义 ， 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的江淮平原称为“天府之国”：“故夫江淮大河以北 ， 古所称天府膏腴 ， 入相出将 ， 衣冠耆献之薮泽 ， 诗书藻翰之津涂也 ， 而今北五省何如哉？”显然 ， 这里已不再注意传统的“地势险要”这一点 ， 而仅注重其物产、人才的层面 。
不过康有为的观点多变 ， 在戊戌变法时 ， 他又提议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 ， 认为“陆争之世” ， 建都重在“表里河山 ， 中开天府为固”；但海通之世“则以据江河之尽流 ， 临溟海之形势 ， 交通便利 ， 腴壤饶沃 ， 开户牖以纳天下 ， 以进取为势” 。 他还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鼓荡之下 ， 将整个中国视为“天府” ， 如其《爱国歌》：“登地顶昆苍之墟 ， 左望万里 ， 曰维神州 。 东南襟沧海 ， 西北枕崇丘 。 岳岭环峙 ， 川泽汇流 。 中开天府之奥区 ， 万国莫我侔!”又有《爱国短歌行》：“神州万里风泱泱 ， 昆仑东南海为疆 。 岳岭回环江河长 ， 中开天府万宝藏 。 ……今为万国竞时 ， 惟我广土众民霸国资 ， 偏鉴万国无似之 。 ”其中所谓“广土众民”为霸国之资 ， 与战国策士的思想无异 。
这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想法 。 他的学生梁启超亦有《爱国歌》 ， 其中歌颂：“泱泱哉！吾中华 。 最大洲中最大国 ， 廿二行省为一家 。 物产腴沃甲大地 ， 天府雄国言非夸 。 ”1899年 ， 梁氏又称中国为“二万万里膏腴天府” ， 1902年又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出“我国天府腴壤 ， 甲于全球” 。 1905年 ， 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狮子吼》中称誉中国“真是锦绣江山 ， 天府上国 ， 世界之中 ， 有一无二” 。 这是当时革命党人国族认同中的常用语 ， 相当于我们自小在课本上读到说中国“地大物博” ， 只不过当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调与各国的激烈竞争 。 1907年秋瑾秘密组建光复军 ， 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八个军的番号 ， 并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 ， 《光复军义稿》称其目的在于：“雪我二百余年汉族奴隶之耻 ， 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 。 ”——将整个中国称为“天府”是史无前例的 ， 就其传统意涵而言已属误用 ， 就像不能把整个身体称作心脏一样 。
维舟：“天府”何以成为四川的专有名词// //
在此之后 ， “天府”的确切含义就发生了偏移 ， 原先那种注重“居中驭外”的治国术观念淡化 ， 而强化了当地“肥沃膏腴”这一形容本身 ， 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 ， 现代人尤其沿用不察 。 诗人北岛在提及大饥荒时说：“天府之国 ， 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 。 ”虽然这里指的是四川 ， 但显然侧重指当地物产之丰饶 。 历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 ， 提到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 ， “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 ， 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 ， 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 ， 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 ”在同书另一处也提到“等到秦兼并巴蜀之后 ， 特别是建都江堰以后 ， 蜀就成为‘天府之国’ 。 ”然而 ， 在战国之际将蜀地称为“天府之国”其实严格来说是时代错置的 ， 显然杨宽在此仅指其“土地肥沃”而已 。 英国东方学家G.勒·斯特兰奇的名著《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的中译本堪称信达雅 ， 但在提到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伊拉克地区时 ， 译者韩中义却用“天府之地”一词来对译原文的marvelous fertility（极其肥沃）；在另一处甚至用“天府之国”来对译the Vale of Manna（“玛那之谷” ， “玛那”是《圣经》中的天赐食物） 。 显然 ， 他想采用一些较为典雅的词汇 ， 但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天府”一词原本蕴含的复杂意味 ， 实际上是不适合对译英语原文中那些意思的 ， 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偏离 。
词义的变迁在近代当然也是常有的事 ， 一如“卫生”一词在近代对译英语的hygiene之后 ， 在现代汉语中也不再是古汉语中“养生”那一层意思了 。 但在“天府”一词上的问题是 ，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现代说的“土地肥沃”这一层意思的“天府” ， 并不是古代的原意 。 网上常有诸如“秦末汉初成都取代关中而称‘天府’”这类说法 ， 历史学者王双怀《“天府之国”的演变》专门论述这一问题 ， 发现历史上中国曾有许多地方被称为“天府之国” ， 但其理解同样有偏差 ， 因而误以为“天府之国”称号的转移意味着各经济重心的兴衰 ， 因而他的论文中才出现这样的句子：“宋辽夏金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 。 京津一带先后处于辽、金的统治之下 ， 关中等老牌的‘天府之国’或被边缘化 ， 或沦为战场 。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 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成为新的‘天府之国’ 。 ”由于不理解“天府”一词原先蕴含的政治意味 ， 他将各地“天府”称号的变迁看作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信号 ， 可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
此类说法都意味着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出现了断裂 。 如前所言 ， “天府之国”本就着眼于军国地理学的治国术视角 ， 因而不同时代的人在说到某地是“天府之国”时 ， 并非意味着此地比他处更为肥沃富饶 ， 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从当时的“天下形势”来判断 ， 这里更适合建都以掌控天下 ， 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关中在衰落上千年之后 ， 还有人孜孜不倦地论证这里才是真正的“天府之国” 。 这种理解的偏差常使人对历史发生误解 ， 如北宋时侬智高起兵两广 ， 大儒李觏上书湖南、江西路安抚使兼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孙沔 ， 强调“江淮而南 ， 天府之国” ， 便有论者认为“后世证明 ， 李觏极具远见 ， 南宋即赖江南支撑半壁河山 ， 而江南亦取代中原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 然而 ， 李觏其实向来力主重兵、强兵、用兵 ， 他所说的“天府之国”无非是强调此处对南宋而言是国家根本要地 。 同样的 ， 清代开始有人称赞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 ， 也并非因为这里比别处更丰饶 ， 只不过因为此处对“王业”特别重要罢了 。
维舟：“天府”何以成为四川的专有名词// //
对这一问题看得最清楚的 ， 是张雨在《“天府”：可悲的川人专利》一文中所说的 ， “细考凡称天府者 ， 多与天子府库、帝王基业相关 ， 故在帝制时代 ， 并不敢妄称‘天府’ 。 民国之后 ， 帝制解体 ， 地方崛起 ， 文人鼓吹 ， 传媒风行 ， 天府之称 ， 始为大众熟知 。 ”他认为 ， 四川之所以独享“天府”美名 ， 只是由于抗战时期“国人多以天府誉四川” ， 遂致使此名遍地开花 。 这一点的确大抵可证实 。 著名侨领陈嘉庚1940年自四川乐山飞重庆 ， 赞叹“沿途飞行所见无甚高山峻岭 ， 而田园苍翠 ， 江河如织 ， 古称沃野千里 ， 天府之土 ， 川省之殷润实远胜于西北等省” 。
由于很多人对其深远的传统意味已不甚了解 ， “天府之国”的含义不仅窄化 ， 且渐渐变成了四川的专称 。 如《中国新天府》是一本写宁夏的书 ， 其意不过在于称誉“塞上江南”之肥沃 。 2013年《中国国家地理》“圈点新天府” ， 用意当然也不是说哪里更适合建都 ， 而不过是将之作为“新粮仓”之意 。 当时还有不少四川人愤而发文号召“捍卫天府” ， 认为此举有夺我“天府”美名之嫌 ， 认为《中国国家地理》作秀、荒唐、可笑 ， 质问其“意义何在”、“居心何在” 。 四川学者李后强甚至提出建立一门独立学科——“天府学” ， 涵盖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元素、组成、结构和功能 ， 这完全是将“天府”视为四川的专有名词 。 然而 ， 考诸历史 ， 全国至少有不下十处曾被称作“天府” ， 四川既非最早也非最出名者 ， 它之所以独享此美名 ， 不如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 。 这其中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称号含义的变化 ， 而是中国社会本身发生的变化 。 从这细小的切片中 ， 也能窥见那种传统的军国地理学视角的政治文化 ， 已为很多人所淡忘 ， 但这仍是我们把握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脉络 。
推荐阅读
- 别不信，最早把牡丹叫“国花”竟然是她！
- 本命年不顺利，要挂红“辟邪”，为何人们这么认为？
- 历史上诸葛亮究竟是否有过“七擒七纵孟获”？
- 秦朝那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鼠年说鼠（8）
- 中国最“富”两大隐形家族，后代沉寂多年，如今改变了大半中国
- 返京者深夜有家难回：“硬核防疫，以人为本”，为何这并不矛盾？
- 古代名画里的“女主角”，每个都是一段历史
- 河北的省级博物馆为何叫“河北博物院”，而不是“河北省博物馆”
- 历代皇帝为何自称“朕”？恍然大悟！
- 《出师表》成为千古“至文”，历来为忠良义上推崇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