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文革初期红卫兵五个头头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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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历史教训惨痛，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不蹈覆辙，百姓之幸，民族之幸。另外，也告诫了年轻人：学会思考，谨慎行事，不盲从；遵纪守法，守住底线；学业、事业为重，不投机取巧。否则，犯下大错，害人害己，追悔莫及。

一、北大的聂元梓

聂元梓， 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 1934年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受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影响， 1937年7月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年仅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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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聂元梓调往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 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次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领袖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经批准，在6月1日向全国广播。随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 1966年8月18日上午领袖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接见。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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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聂元梓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两年。 “城头变幻大王旗” ，之后她便不红了，继而失去自由。文革结束后， 1978年，聂元梓因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 1986年获得假释。晚年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对那段历史做了反思和忏悔。

二、清华的蒯大富

蒯大富， 1945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初学， 1960年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高中。高中时期，蒯大富是学生干部，他不仅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文革初期为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初期蒯大富不仅组织批斗老革命，还组织了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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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 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 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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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之后，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晚年也有反思，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还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三、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

韩爱晶， 1945年9月出生于江苏涟水县。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初期，韩爱晶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他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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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爱晶在1968年7月以后的派性武斗中，受到了领导人的严厉批评。随后， “工宣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 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 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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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服刑的韩爱晶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 。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先是安排在厂里技术情报室，不久，韩爱晶被厂里派到驻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慕韩爱晶之名，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进入某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 2003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四、北范大的谭厚兰

谭厚兰， 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同年入党。工作几年，到1961年她又被推荐为“调干保送生”到北大政教系学习。在文革初期，成为北范大红卫兵头头，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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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厚兰，农民家庭出身，她个头不高，体态略显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镜，身着旧布衫，给人的印象是生活比较朴素。但她性格则很要强，并且能说会道，喜欢出头露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就“脱颖而出”了。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酿成了“六二〇事件” 。工作组被上面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 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966年的一天，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 ，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们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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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掉了“孔家店” ，谭厚兰声名大振，成了一时轰动京城的人物。她以后又在别人的指使下，接二连三冲击国家机关，带头反击“二月逆流” ，多次组织和挑起武斗，打击北师大的反对派。她的表现得到了“文革领导小组”的肯定和赏识，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她从一个学生写大字报反对北师大的领导人，一路走来并坐上北师大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实属不易，也无人企及。

然而，好景不长，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领袖，受到批评。次日，首都“工宣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 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 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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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 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五、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王大宾， 1945年9月出生在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他是1961年高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 ，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成为这庞大队伍的领导——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政委兼司令。

由于在60天内4进地质部，强行翻阅和夺走了一些机密档案，揪斗地质部领导，并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发表演讲，很快被“文革小组”领导看中，使他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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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担任了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但好景不长， 1968年领导人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据说，临行前，当时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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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研究。 1989年10月，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在筹建钎具厂。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推荐下，他们借调了懂技术王大宾帮助筹建工厂。因此，在之后一段时间王大宾担任了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他任总经理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曾经出口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浪子回头金不换？不过他对过去是有反省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