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本无“郭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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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

中国人经营轮船航运，始于郭松(Kwok Acheong) ，他的中文姓名不幸被学界前辈误作“郭甘章” ，进入教科书，积非成是，后来的学者亦未置疑，致使他的真名在香港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他是广州黄埔村疍家人，被一些学者错认为香山人，遂使疍家族群在早期香港史上的重要性隐而不彰。

汪敬虞先生推断错误

内地学界使用“郭甘章”这个不存在的姓名，大约始于1965年汪敬虞先生的论文《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该文称：省港澳轮船公司“这个资本为七十五万元的公司中，以广东大买办商人郭甘章(Quok Acheong)为首的中国股东，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是一支"稳固的支持力量" 。 ”1981年，汪先生在《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中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最早出现的商办船厂，是一个广东籍的著名买办郭甘章创办的。 ”汪先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权威，成果丰硕，但在“郭甘章”这个人名上出现了推断错误，诚属憾事。

汪先生利用了三种史料作推断：一、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咸丰二年(1852)条目下的附记，追忆上海黄浦江各租界、码头的演变，谈道：“离中虹桥不远，有粤人甘章在彼开船坞厂，初闻凑资不易，讵事成之后大得利益。 ”这段追忆是漫谈式的，并非严谨的学术文字。《年谱》编成于1910年，距所述事件已超过50年，他所说的“粤人甘章” ，很可能是年老记错名字。二、1859年1月15日英文《北华捷报》报道某船长与船坞公司Acheong & Co.因合同纠纷打官司的情况，提到该公司股东之一为“the Chinaman Acheong” 。三、1874年1月28日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上海通信晚报》)提到省港澳轮船公司股东Quok Acheong 。 (粤语“郭”字拼作Kwok或Quok均可。 )

汪先生结合《上海通信晚报》中的“Quok Acheong”与徐润所说“粤人甘章” ，推断其中文名为“郭甘章” ，是有问题的。笔者检查了汪先生引用的文献原文，没有发现中文“郭甘章”字样。在香港文献中， Kwok Acheong在不同的场合，使用“郭松”“郭兆春”“郭青山”三个中文名字，年轻时可能用过“郭亚祥”“郭阿祥”(在粤语中读音相同)小名。从文献权威性及使用频率看，应以“郭松”为他的通行名字。汪先生误将其名字定为“郭甘章” ，导致学术界均将Kwok Acheong与“郭甘章”挂钩，而视“郭松”“郭兆春”“郭青山”为另外一人，完整的历史也因此被割裂。

汪先生的权威地位，令这一错误不断传播，未能得到纠正。 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等师范学校教科书《中国历史》是这样陈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1850年代已经露头。根据记载， 1852年广东人郭甘章在上海虹桥租界内设立船坞，维修外国轮船， "大得利益" 。 ”美国华人学者郝延平也误信此说，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生造了“Kuo Kan-chang”这样一个不存在的英文名。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称“郭甘章(又称郭亚祥、郭松等)” ，似已意识到“郭甘章”十分可疑，但为尊重汪先生起见，用加注形式进行调和。其他各种著作、论文，沿用此错者不知凡几，兹不赘述。

郭松生平

郭松(？-1880) ，英文常用名Kwok Acheong ，据香港政府《宪报》《循环日报》《北华捷报》《孖剌西报》、香港《东华三院一百年历届总理芳名》、施其乐牧师资料集等多种可靠记载，曾用中文名郭亚祥、郭阿祥、郭兆春、郭青山，英文名Kwok Achong、Kwok Ts"ung、Quok Acheong、Quock Acheong等，是来自广州黄埔村(a native of Whampoa)的疍家人(见张振江：《早期香港的社会和语言》，第86页) 。

疍家人居住在船上，浮家泛宅，主要从事水上运输行业，在当时广东的社会环境下受到歧视，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不能建祠堂、修族谱，不能读书参加科举，不能与岸上人通婚。由于前来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洋船必须停泊在黄埔村，黄埔村疍家人长期向洋船供应给养，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其生计高度依赖洋船。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少疍家人在本地失去生计，不得已跟随英国人到香港，从事原来的生意。黄埔村疍家人一度占香港华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是被内地史学界长期忽视的现象。

郭松为最早定居香港的华人之一，据说早年曾当过海盗，被清廷通缉(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第74页) ，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军提供给养。鸦片战争后，之前的历史“污点”让他无法回到黄埔村居住，只能继续留在香港。 1845年起，英国铁行火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and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也称“大英火轮公司”)在香港设立分行，郭松出任买办，从此投身轮船运输业、轮船修造业。 1880年4月23日《孖剌西报》刊载的郭松讣闻称，当铁行剥离其轮船修造、工程业务时，相关资产被郭松买下。据《北华捷报》， 1858年在上海有一家公司名为Acheong & Co. ，股东二人，一为华人Acheong ，一为西人Hawkins ，经营船坞。将两份不同报道结合起来看，这家船坞很可能就是郭松收购铁行资产以后改名经营。

1858年，已成富翁的郭松，在香港以最高规格招待狄更斯的朋友、英国名采访人员阿尔伯特·史密斯，当晚上了16道菜和红酒，席间有3个专业歌女唱歌，另有5人伴奏。所唱歌曲中，有一首是赞颂反清革命的内容，经土生葡人Rozario翻译，歌词与太平天国有关(Julia Kuehn：Colonial cosmopolitanism： Albert Smith and Rudyard Kipling in Victorian Hong Kong) 。另一个黄埔村疍家人卢亚贵，为郭松之前的香港华人首富，也曾是天地会领袖。身处多重冲突中的疍家人，其观念异于常人，也十分复杂多变。

郭松在买办业务中迅速积累了资本，于1865年与琼记洋行合股开办省港澳轮船公司。该公司的开办，大大缩短了三城之间的航行时间，为郭松带来滚滚财源。他还在上海的公正轮船公司等企业拥有股份，有人因此称他为第一代华人“船王” 。到1876年，郭松跃居香港华人首富， 1880年4月去世时留下了44.5万港元的遗产，约为香港同年岁入的41.6% 。 1880年春节，香港华人绅商向港督贺年，港督即席发表谈话，称郭松先生是“我的朋友”“本港拥有英国轮船最多的船主”(1880年2月25日香港政府《宪报》) 。《宪报》这篇报道以中英对照形式出现，证实Kwok Acheong在港英政府使用的正式中文名是郭松。

除从事航运事业，郭松还开办了一家企业发兴号，率先引进奶牛到香港，开设面包作坊。 1879年，在华人创办的安泰保险公司中，郭松列名董事。他的资产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地产投资。郭松发家以后，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1873、1879年两度担任香港华人慈善机构东华医院总理，用的是“郭兆春”这个中文名，字青山。 1880年初，因爱尔兰发生大饥荒，郭松与华人领袖伍廷芳、王韬等人积极捐献，这大概是中国人大规模救助欧洲人的第一次，受到港督大力表彰。

1880年4月22日，郭松去世，英文报纸《孖剌西报》第二天刊出十分详细的报道，全面回顾了他的生平，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本港最早、最受尊敬、最有影响力的华商” ，并明确指出他属于疍家人(tanka or boat people) 。郭松的“大出殡”为当年全港瞩目的大事，整个队伍走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完。香港英文报纸用了极大篇幅进行报道，详细描述仪仗队中各种牌匾旗帜法器乐队，这在香港报刊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

1868年或者更早，香港太平山街与荷里活道之间的一条街巷已被命名为“郭松街”(Quock Acheong Lane ，见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68 ，第50页) ，这是香港街道第一次用华人命名。这条街巷至今尚存，夹在差馆上街与上环西街之间，只是不知何时开始变成“涂鸦圣地” ， “郭松街”街名早已消失。 2018年，香港退休工程师、历史学家马冠尧把这条失去名字的街道找了出来，重新唤起人们对郭松的注意，指出他在香港早期华人社会中地位很高，不应遗忘。据马冠尧所说，郭松享年60多岁，由此推测其生年当在1810年代。

黄埔村人对香港的影响

香港第一个华人领袖卢亚贵(Loo Aqui)、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罗伯常都是来自黄埔村的疍家人。为避免遭受歧视，疍家人后代多讳言出身，以致一个庞大族群的存在渐被遗忘。对以郭松、卢亚贵、罗伯常为代表的黄埔村疍家人在香港开埠早期史上的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将颠覆传统思维。被朝廷、强宗大族视作“化外之民”的部分疍家人，在中英发生冲突时，他们为生存而迁移，成为早期香港的主体人口，对广州粤语成为香港通行语言有很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香港早期华人社会的价值观。早期香港的活力来自冒险精神、不拘绳尺的创造力，没有恒产、不受礼教束缚的疍家人在这方面表现更加突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振江教授深入解读香港档案史料、进行谨慎的统计分析后指出：“在香港开埠的最初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新形成的华人社会以至整个香港殖民地中，最为风光的华人群体和个人都是来自珠江三角洲各地(尤其是来自广州和澳门两地)的疍民。 ……早期香港疍民中的绝大多数，是英占香港之后才从广州、澳门迁入的。事实上，由于历史上疍民在广州、澳门就同英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因此成了第一批随英国人抵达香港的华人群体。有证据显示， 1842、1843年等开埠最初的几年，疍民甚至占了香港华人人口数目的三分之二。 ”(张振江：《早期香港的四个华人族群》)史学界需要抛弃门户之见，及时吸收人类学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术界有着长期的尊老传统，年高资深的学术权威给出的结论往往少人怀疑，缺乏纠错机制，导致一些错误陈陈相因。被认作近代民族航运业先驱的所谓“郭甘章”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名， Kwok Acheong就是郭松， “郭甘章”应该及早停用。其他早期华人买办的名字，回译成中文时也问题多多，与其乱译，不如不译，保留原文，起码不会添加新的混乱。

陈晓平，学者，现居广州。

作者：陈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