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六：京城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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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11月4日上午,蔡锷一行历时一个多月，经河内、香港、上海、南京、济南、天津，终于抵达北京。抵站时，袁世凯所派代表早已在站台恭候，并将蔡锷一行接至西安门内惜薪司胡同的一处公馆安顿。当日晚，总统府武承宣处即通知蔡锷，次日上午8时，到瀛秀园预备召见。瀛秀园位于丰泽园春耦斋之北，建于清末，原为慈禧太后驻跸和召见心腹王公大臣之所，时为袁世凯接见重要人物的场所。

5日上午8时，蔡锷准时到达瀛秀园，袁世凯则已在门口迎接蔡锷。虽然1906年的彰德秋操时，蔡锷奉令观操并为中央评判官，曾见过此次会操的主持者袁世凯，但两人并未单独接触，因此，这次是蔡锷与袁世凯首次单独见面。蔡锷向袁世凯简要报告了云南光复后各方面的情况，袁世凯听完后对云南的情况感到满意，对蔡锷印象甚佳，并“颇极慰劳” 。

6日下午5时，袁世凯特召蔡锷在西苑会见，这次主要就黎元洪推荐蔡锷任参谋总长一事征求蔡锷意见。此事外间早有传闻，在蔡锷赴京的途中，北京《顺天时报》就有消息说：

袁总统此次电召蔡君北来，将来予以何等位置，人各一辞。兹得确实消息：黎公自被选为正式副总统后，即有电辞参谋长、鄂督之职，大总统复电，请黎副总统仍兼领鄂督，并有至于参谋长一职俟特色得人即行另简之语。其意甚属意蔡君，大约蔡君抵京后，即有命令发表。

当袁世凯就此事征求蔡锷意见时，蔡锷力辞，袁世凯也就不再勉强，并留蔡锷共进晚餐。当晚，袁世凯将蔡锷的意见反馈黎元洪。

7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蔡锷，这次主要询问了云南财政状况、云南军务情况、云南中英、中法交涉事项以及云南界务等问题。蔡锷按项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随后，蔡锷面呈袁世凯两项说帖，一为对制定宪法的意见，一为请求中央政府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拨款并同意云南借外款发展实业。

12日，蔡锷为湘事善后问题谒见袁世凯，请求中央政府以和平政策处理湘事善后问题，以保地方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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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14日，蔡锷拜会熊希龄，面呈关于片马交涉之意见书一件并附图二幅。对于片马交涉，蔡锷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请查照前清李经羲所拟办法进行；二是关于界务问题，请查照附图，据理力争；三是将先后与英使提议未决之件速筹解决。后又与熊希龄及外交总长孙宝琦一同晋见袁世凯于瀛秀园，共同研究片马问题进行办法。

除了与政要研究要政，蔡锷也抽空拜访梁启超、杨度、蒋尊簋等师友，京城各部、处长官纷纷前来拜访并轮流宴请，就连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泰晤士报》采访人员莫里逊也不甘落后，多次前来拜访。因此，蔡锷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正如北京《群强报》所说：蔡锷抵京后， “每日除遍访各当道外，余暇接见来宾，形甚忙碌” 。

其时，北京国民大学获悉校董蔡锷已抵北京，即邀请蔡锷和国务总理、校董熊希龄到校视察。蔡锷欣然接受并应邀前往，面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即席发表演说云：

今日世界有强国有弱国有亡国，其所以强所以弱所以亡者，大抵决于其国国民学问之程度。学问盛则国强，学问衰则国弱，无学问则国亡，此不易之理也。我国辛亥革命克奏成功，无非戊戌以后诸先烈志士自海外输入新知识新学问之结果。今者民国成立，破坏人才已无所用，而欲共谋建设，以致此新造之国家于强盛之域，则必别有待于建设之人才，此学问所以为今日之急务也。昔日本当开国之先，吉田松阴先生集徒讲学，讲席不过斗室，学生不过二十余人，而一时名流如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皆出其门，是实日本维新之大人物。迨开国事定，诸人者即从事造就建设之人才，而私立大学，一时称盛。其宏大者莫如大隈重信所创之早稻田大学。其初规模狭小，学生不过数十人。今则几及万人，卒业生遍于全国，而日本之人才不胜用矣。鄙人在滇，即闻国民大学之名誉，故被推为校董不敢辞，谨当协力维持，以副诸君之希望。望诸君潜心求学，相与有成，共致力于建设前途，奠我民国于最强国之地位。他日斯校即为东洋第二早稻田大学亦意中事。诸君责任岂不重乎!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欲他日临事无不足之虞，则今日之学问尤不可一息或懈，是又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也。

蔡锷的演讲旁征博引，立意高远，期望殷切，大受学生欢迎。

如前所述，蔡锷此次来京一为休假，一为述职，然后转赴湖南都督任。但在蔡锷赴京途中，情况却发生了新的变化。

原来，就在熊希龄与梁启超运作湘、滇、贵三省重要人事安排之际，湖南的谭延闿却是焦头烂额、坐卧不安。先是，抵达湖北的郭人漳于8月底向袁世凯报告说，谭人凤、蒋翊武等人与江西的反袁军通款，将军械运往湖南，迫挟谭延闿，并日夜操练军队，图谋再次叛乱。 9月初又向袁世凯报告说，李烈钧确已窜湖南，由南昌运往湘省械弹甚夥，湘中叛党极力运动，阻止北兵。当时的报纸上也纷传，李烈钧已到湘，住在长沙城内富有里唐蟒宅中，还召开军事会议，密谋二次独立。袁世凯得报后不断来电质询。谭延闿只得连电声明“唐蟒等皆在逃，湘中决无欢迎李烈钧之事” 。此事弄得谭延闿十分狼狈，急于尽早离湘，即电催熊希龄，尽快派蔡锷前去接替：“闿在湘，实难久留，转碍湘事，自知甚明，故屡求去。今仍望公力主松坡来，早发表缓到亦可，非此不能杜奸宄，安人心。 ”接着，密谋反袁举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被杀害，长沙驻军中参与举事者知事急，于7日傍晚举行兵变，谭延闿急忙派兵前往镇压，将为首诸人处死，其余的均予缴械。此事处理完后，惊魂未定的谭延闿又急电熊希龄：“闿去志久决，望早发表，既杜觊觎，亦谢护拂，现已无经手未完事件，正式呈辞职书。 ”同时，为了使自己能及早脱身，在蔡锷一时不能赴湘的情况下，谭延闿又连电熊希龄提出暂时代理的方案：“蔡难来，或以梅（指梅馨，时任湖南第5师师长——引者）护军，黎（指黎元洪，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引者）兼摄” 。 “惟松（坡）来，恐须数月，在此期中极难维持，能先派署否？”26日，熊希龄复电谭延闿：“松坡已奉命给假三月，来京调养，俟离滇后，即将湘督事发表。 ”蔡锷启程赴京后，急不可待的谭延闿又迭电催问熊希龄：“松坡已行，能速莅否”？“松坡能即发表否”？10月18日，熊希龄复谭延闿：“松坡月底可抵京，大约十一月初旬后亦必赴湘” ，并要求其“全始全终，勉为桑梓，委曲坚忍，勿亏一篑” 。

尽管熊希龄一再做谭延闿工作，要求其坚持到蔡锷到湘后再辞职，但考虑到蔡锷赴湘需时尚多和谭延闿急于离湘的心情，他还是接受了谭延闿找人暂代湘督的建议。他感到，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已经兼任湖北都督，再兼湘督显然不可行，至于另派合适之人暂署湘督倒是可以考虑。经过深思熟虑后，熊希龄选定了正在湖南岳阳驻防的海军次长、湖南查办副使汤芗铭。 10月20日，熊希龄致电谭延闿：“松坡月底方到，到任恐在十一月中旬以后，弟商极峰，拟请令汤次长（指汤芗铭——引者）代理都督。昨由军事处电商，未知汤肯担任否？”

汤芗铭系汤化龙之弟，而谭延闿、熊希龄、梁启超均与汤化龙交情甚好，因而，对于熊希龄推荐汤芗铭暂代湘督，谭延闿自然是乐观其成，即复电熊希龄表示：“调郭（人漳）速归，留汤（芗铭）代督，必可无事，望早发表，以绝纷纭。 ”这样，经熊希龄与谭延闿商议，由汤芗铭暂代湘督以待蔡锷的方案就此定了下来。 24日，袁世凯下令：湖南都督谭延闿、湖南查办使郭人漳均来京另候任用。汤芗铭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并兼理湖南民政长。

蔡锷入京后，袁世凯通过几次接触，对蔡锷印象很好，对身边人说：“武人中而能政治者惟一蔡” ，因而有意留蔡锷在京任职。他认为，既然湖南的人事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蔡锷就不必去湖南了。这样，袁世凯先就聘蔡锷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并下令颁发蔡锷二等文虎章。 12月19日，袁世凯为入京的黎元洪设宴接风，除国务总理熊希龄及各国务员之外，还特地安排蔡锷作陪，其倚重之意，不言而喻。

不仅京城的军政大员对蔡锷极为重视，新闻舆论界对蔡锷也十分看好，有关蔡锷活动和评价的报道常见诸报端。上海《时事新报》说：

蔡松坡之卓识材干之久为世人所崇拜，盖以军人而兼有政治家之资格，此桂太郎、山本一流人，非泛泛之军事家所能望其项背。蔡此行对于大政颇有所陈述，而于边事尤为注意，故初来京时即有游历九边（指明代时北部沿长城设立的边塞九个军事要镇——引者）考查蒙务之意，继以他事未果行。近来朔方军事消息日亟，而参谋、陆军两部均不免有隔膜之感，良以所派视察侦探不能得力，故使者络绎于途而迄未解蒙之真相，政府亦颇为虑。现蔡决意轻车简从，前往塞外调查一切。闻大总统亦深壮蔡君之志，且希望此行能为国家目前之军事布置及将来之行政筹画均可得莫大之便益也。闻蔡君拟于一星期内起程前往。方今之文武官僚多趋于安逸骄奢，挟优伶、事赌博，而蔡君独以行役为乐，以救济边事为志，此亦非庸众所能及也。又闻参谋总长一职，久有人推荐蔡君，总统亦颇以为然，惟蔡慎于进退，故尚未得其本人同意也。

到12月下旬，在三个月假期届满之际，蔡锷呈文袁世凯，请辞云南都督之职：“窃前在云南都督任内，因病呈请辞职，奉钧电给假三月，调京养疴。等因。当即交替晋京，仰托福庇，贱体暂就痊复。复嗣蒙特派为政治会议委员，感激恩遇，永矢弗谖。现在假期届满，理合呈请大总统俯鉴下忱，查照前请明发命令，准予免去云南都督本官。锷年方力强，谨当殚竭忠诚，以图报称。为此具文呈请，伏乞鉴核，照准施行。 ”

12月26日，袁世凯下令：“云南都督蔡锷呈请辞职，蔡锷准免本官。此令。 ”并在蔡锷辞呈上批道：“该都督自光复以来，屏藩南诏，治军抚民，卓著勋勤。本年东南各省，逆党倡乱，该督于祸变示未发以前，联合五省，拥护中央，厥功尤伟。本大总统深资倚畀，前据因病呈请辞职，均未允准。兹复据呈各情，现在国家重大问题，诸待解决，政治会议，深赖集合英贤，讨论国是，已另有令准如所请，暂行免去滇督一职。将来扬历中外，为国宣劳，带砺盟勋，旂常著绩，本大总统所期望于该督者正无穷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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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前排左一）与进步党理事合影

接下来，袁世凯也正如在批令中所言，陆续任命蔡锷多项重要职务。需要指出的是，学界根据蔡锷一些故旧的回忆曾普遍认为，蔡锷进京后即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陆军总长段祺瑞）之职。但据考证，当时陆军部并无编译处这一机构，因此蔡锷担任编译处副总裁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1915年2月，袁世凯为加强军事教育方面工作，决定成立了一个叫“军学编辑局”的机构，负责翻译、编辑和出版军事参考书，派段祺瑞为总裁，并考虑过拟任蔡锷为副总裁，但最终也未成事实。 1915年1月1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说：“我国军学书籍尚少成编，殊不足供将校之研求，政府近特决定，设一规模极大之编译局，专译东西洋军学专门书籍。此局之组织，设正副总裁各一人，直隶于大元帅。闻正总裁一席即以陆军段总长担任，其副总裁一席则已定畀之蔡将军松坡。 ”同月27日，该报又说：“蔡锷已派督办经界局，其军学编辑（译）局遗缺，已改派蒋尊簋” 。由此可见，蔡锷并未担任陆军编译处或军学编辑局副总裁的职务。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 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 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同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 ，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 ，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 ，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 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 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 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 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这样，政治会议的使命基本结束，接下来就开始了约法会议的筹备和议员的选举等工作。

约法会议是御用的造法机关，其职权和主要任务是议决增修《约法》案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按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其议员由各省、京师、蒙、藏、青海、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选举会选出。由于蔡锷已为京官，无从参选，因而不能担任约法会议议员。但这次袁世凯仍没让蔡锷闲着，即于3月4日下令派李经羲、蔡锷等9人为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 8月，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长李经羲因事缺席，袁世凯又以蔡锷在会员中名次在前，下令派蔡锷为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代理会长。蔡锷因而以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主持审查了山东、湖北、广东等省改选的议员资格。

5月24日，袁世凯公布《参政院组织法》，其中规定，参政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大总统交参政院议决之事件包括：依约法所定，须经参政院同意事件；约法及附属于约法各法律疑义之解释事件；行政官署与司法官署之权限争议事件等。同时还规定，有关缔结条约、设置行政官署、整理财政、振兴教育、扩充实业等事件，大总统应咨询参政院，征集其意见；参政院设参政五十人至七十人，由大总统根据有关资格简任。稍后，袁世凯又下令，立法院成立前，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这样，参政院既是政府机构，又是民意机关。 26日，袁世凯下令，参政院现已成立，政治会议应即停止。并特任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任命荫昌、萨镇冰、蔡锷、蒋尊簋、徐绍桢、王揖唐等70多人为参政院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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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第三排左二）与参政院参政合影

6月30日，袁世凯又下令设立将军府，特任蔡锷为昭威将军，位列京师冠字将军之首。根据《将军府编制令》， “将军府直隶于大总统，为军事上之最高顾问机关” 。 “（将军府）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议军政、校阅陆海军” 。因此，蔡锷又得以参与研究制定国防建设和军事改革方案等重要工作。

在京期间，蔡锷身兼数职，地位显赫，每个职务都有一笔可观的月俸，还有为数不菲的车马费。虽然此时蔡母、夫人刘侠贞、如夫人潘蕙英及三个小孩已均接至京城，维持家计，需费较多，但蔡锷仍深感不安，便与蒋尊簋于1914年8月呈文袁世凯，要求自9月起取消军事顾问和参政院参政两项兼薪。此事反映了蔡锷固有的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袁世凯阅文后批道：“该将军等慨念时艰，力辞兼薪，殊堪嘉尚。应即照准，以彰廉让。 ”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梦断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