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湖柏泉走出来的近现代武汉纺织工业巨头

张松樵(1870-1960年) ，是创办裕华纱厂的元老，近现代武汉纺织工业巨头。祖辈姓邓后改姓张，父辈有兄弟三个，因水荒由河南逃到柏泉。柏泉六甲张氏一户人家收留了张松樵的父亲，张松樵因此姓张。张松樵名录入民国版柏泉张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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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泉六甲张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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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泉六甲张氏宗谱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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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樵实业序

张松樵一生娶过三个老婆。原配生下大儿子张沛霖后就去世了，老丈人是姚玉堂。张松樵的二老婆生了三子两女后又去世了，就娶了第三个老婆。第三个老婆是裕华纱厂的女工，很漂亮，心灵手巧，看机子接线头的技术令人叫绝，人称“赛裕华”她也生了三个儿子。所以，张松樵一共有七子两女。

有句老话，叫“三代归宗” ，张松樵就让第三个老婆生的儿子“归宗”了，这三个儿子叫邓述义、邓述理、邓述成。现在，邓述理也死了，邓述义、邓述成还在，他们留在成都，一直没有回武汉。

张松樵在武汉的股份，留给了二老婆在武汉的三个儿子，成都的股份，留给了姓邓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张沛霖是裕华高层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裕华的整个发展过程，比较富裕因此没有分得股份。

1898年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布、丝、麻四局年年亏损， 1902年不得不将四局交给俄商顺丰洋行买办韦应南组成的“应昌公司”承租经营。韦应南聘邓墨林为公司总经理。正好张松樵在顺丰洋行当差，既勤奋又能干，得到韦应南的赏识，提拔他为纱局协理兼帐房事务，他时年三十二岁。这样的好事落到了张松樵的头上，除了他的人缘不错外，与他的忠厚品德，努力苦干是分不开的。

韦应南承租四局也没有把局务办起来，将承租权转让给邓纪常。邓纪常没有让张松樵继任纱局协理，只留他帮办帐务。可是新任的帐务主管不熟悉会计业务，不到一年辞职不干了。邓纪常才觉得张松樵是一位能手，并重用他为帐房事务总理。邓纪常承租四局几年中，适逢俄日战争爆发，日纱进口税减，国产棉纱行情看俏，邓纪常大赚，获利银40万两。邓在得利的情况下，有好就收，将四局转让给韦紫峰。（韦应南之父）韦紫峰一向看重张松樵，多年来认为松樵有才干， 1909年，张松樵被韦紫峰重任为纱局管事。（相当于现在的厂长）他主管的纱局拥有5万纱锭，主管三年，更加增长了经营纺织工业的才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个纱局办得有声有色。他被同行称许有加。 1911年初，湖广总督瑞徵见四局生意日趋兴旺，借筹措军费由，向应昌公司借款80万元，遭到拒绝，瑞徵竟以武力接管四局。张松樵被迫办完移交，陷于彷徨苦闷之中。张松樵而立之年后的商途可以说是一路顺风，而且小有成就，岂知世事变化常人难料，张松樵年届不惑遭此横来之祸，此后境遇如何，不可预料。

好在厄运不长，同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新旧鼎革，民国肇建。鄂督黎元洪将四局发还应昌公司承租续办。股东们一致推荐张松樵代理总经理职务兼纱、布、麻三局的总管。

此时，提倡国货和实业救国的呼声响遍全国，应昌公司产品走俏，获利甚巨。韦紫峰父子心生异端，欲排挤其他股东，引起公司内部的斗争，黎元洪借机下令收回应昌公司的承租权，改由他的把弟兄徐荣廷组建的楚兴公司承租。徐荣廷任总经理，张松樵专管布局事务，苏汰余管收支，姚玉堂主管会计。此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徐、张、苏、姚等四巨头结合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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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樵写给黄师让的信札

楚兴公司承租后四局后张松樵率先在布局实行日夜生产三班制，实行歇人不歇机，提高产量；确立职工分红制（每年从红利中提取二三成作为职工酬劳金，相当于现在的年终奖金），开创了旧中国纺织工业界。共获利银1400万两（约含银元2000万元），股本增值达10余倍。此时的张松樵在武汉工商界声誉大振，博得了干练纺织工业家的称号，又拥有近百万的资财，已非昔时可比了。

1920年，张松樵从诸多方面考虑，深感四局因人事，时局的变动，随时有可能被解除租约，被迫歇业，因此，提议创办自营的纺织厂。这说明张松樵颇有远见卓识，同时也是多年来的经验所得。他的亲家姚玉堂第一个表示同意张的提议，并邀约汉口棉纱公会的首事们共商分担股金，经年余筹措，共集股金120万元，自办纺织厂，张松樵被推选为经理。他将厂址选在武昌下新河靠长江地段，并运来汉阳铁厂的废铁砂填整江坡厂基，这样填筑的厂基似铁浇铸一般。经过两年艰辛的筹建，建成了一座有两万纱锭的纺织厂，取名武昌裕华纺织厂。这是一座完全由武汉工商业者集资创办的纺织厂， 1922年3月正式投产。裕华厂开工后首遇更新设备的问题，缺乏资金是大事，正巧此时楚兴公司歇业，徐苏等人的资本正谋求出路。张松樵抓紧和徐、苏二人磋商，于是徐荣廷、苏汰余等投资30万元，并推徐为董事长。又借徐的声望向安利英洋行赊购纱锭20000支，又新置办布机500台。这样裕华在生产设备上仅次于武昌第一纱厂，张松樵主管全面的生产经营。

他的经营之道是“以销定产” ，随时调整生产结构，做到积货少，资金周转快，不盲目生产。张松樵是管理企业的专家，对气象预见也有一定的经验。那是1930年冬，下了百年未见的大雪，以致江汉封冻；1931年春，又经月大雨不停，张松樵预见到夏秋必发特大洪水，他立即兴工将工厂围墙加高加厚，并用水泥加固。果然，当年夏秋间，汛期到来，武汉遭遇百年未见的特大洪水。水漫江城，市内行舟，武昌一纱，震寰两厂均被水淹而停产，而独裕华厂安然无虑，照常生产，被人们视为奇迹。

20世纪30年代，世界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日本政府补贴纺织品出口，日本标布降价大量向中国倾销，武昌一纱、震寰两厂相继停产，裕华纱厂却不受影响，仍正常生产。

张松樵主管裕华纺织厂20余年，从创建到发展，而成相当规模，从抗拒自然灾害到与世界同业经济上的竞争，均能保持旺盛势头，使得裕华纺织厂在全国成为实力雄厚的、有名的企业，备受各界赞誉，张松樵被尊为当时武汉精明干练的纺织工业家，可谓名至实归。

与张松樵兴建裕华纺织厂的同时，徐荣廷在河北石家庄筹建大兴纺织厂。后张松樵应邀入股大兴纺织厂，并被选为常务董事，所握股权，除徐、苏二股外位居第三。 1936年6月，大兴、裕华两厂召开董监联席会，组成大华纺织公司，在西安筹建新厂，张松樵为发起人，被选为董事。大华纺织厂投产后，很快就控制了陕西以及川陇的纺织品市场。由于陕西盛产优质棉花，原材料进价低廉，经营半年就盈利20余万元，股本大增。这一步棋，也说明张松樵具有开发性的经济头脑，善于利用地域的优势，由长江腹地，向西北拓展，不断地扩充他的生产规模，希图成为全国纺织工业的领头雁。

张松樵的事业充满了坎坷，心想事不成的情形时有发生。日本侵略者早就觊觎我国，于1931年恣意动武进攻我东北沈阳， 1937年7月，我国政府对日本宣战，当年秋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武汉吃紧。张松樵在裕华纺织公司董事会上力主将工厂西迁重庆。 1938年初，张松樵已年高68岁，却亲自前往重庆选厂址，兴建厂房。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道建厂，终于在机器运来之前将厂房建好，顺利安装投产。又在成都东门处建分厂，将裕华一分为二，以防备日寇飞机的轰炸。在八年抗日战争的动荡岁月，张松樵以常董驻厂，负责两地工厂的生产经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仍关注先进技术的引进，曾派万毓奇去美国学印染，苏先吉力学纺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