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二十九：民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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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云南虽然在1911年10月30日的“重九”起义成功后，在以蔡锷为首的军政府领导下开始了改革和建设，但全国许多地方仍处于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之中。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迅速掌控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汉起义的成功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使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下令撤销湖广总督瑞澂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并派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萨镇冰等率水陆两军赴鄂“剿办” 。但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大部分将领都是袁的心腹爪牙，并不听从荫昌的调度。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迅速扑灭革命烈火，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力促清政府立即起用两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去镇压南方革命势力。 10月14日，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正在彰德“养疴”的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令他“督办剿抚事宜” 。而袁世凯认为湖广总督权势太小，借口“足疾未痊” ，不肯赴任，并向清政府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军政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六项要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的欲望得到满足后，离开彰德南下湖北孝感，指挥北洋军队先后攻陷汉口、汉阳。但此时，全国已有13个省、上海市以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又控制了长江下游。袁世凯深知用武力消灭革命已无可能，于是电令冯国璋停止进攻，谋求“和谈” 。这时，帝国主义也认为帮助袁世凯压迫革命党妥协的时机成熟，便出面进行斡旋。 12月2日，英国驻汉口领事向双方提出停战的建议。革命党人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正逼迫清帝退位，早日结束战争，早定共和大局，因而也同意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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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

12月18日，民军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议事厅开始谈判。袁世凯当上内阁大臣时就曾宣布政见：“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北方议和代表南下之前，袁世凯约见各代表时又强调：“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因此，在和谈中，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只承认君主立宪，不同意民主共和。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依预定的南方意见暗中告知唐绍仪，只要袁世凯反正，逼清帝退位，就可以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见南方答应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就不再坚持反对共和。这样一来，关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国体问题，双方同意留待将来召开“国民会议” 来“公决”“国体” 。这种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的方案，表面上似乎有利于革命派，但实际上却是袁世凯精心设计出来的阴谋，因为他可以利用各省立宪派所操纵的谘议局这个“民意机构” ，在立宪派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盗用“民意”这张王牌，达到其实行君主立宪的目的。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返抵上海。他的到来，使革命派的气势为之一振。革命派认为成立中央临时政府、推定临时大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29日， 17省代表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年改用公历，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3日，代表会议续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由孙中山提出的9名国务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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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打乱了袁世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公决国体”的如意算盘。为了取消革命政权，袁世凯于1月19日公然提出，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在北方重新成立临时政府接管全国政权。其目的是一笔勾销体现着革命成果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南京临时政府。对于袁世凯篡权的新方案，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的坚决反对。

在清末民初的这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之争中，蔡锷坚决主张建立民主共和。云南“重九”起义成功伊始，作为云南军政府首脑的蔡锷十分关心全国的政治形势，尤其关注国家的国体政体问题。他认为新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决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因而，在起义后发布的《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中明确宣布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同时宣布“定国体为民主国体” 。之后，他又多次致电黎元洪和各省都督，明确提出“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南北议和期间，尽管情况复杂多变，蔡锷始终不渝地宣传和贯彻民主立宪这一政治主张。他指出， “虏廷断无幸存之理，惟苟延一日，则多一日战祸” 。 “如果溥仪退位，赞成共和，自可和平了结”；如果“民主君主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或者“清帝退位，临时政府同时取消” ，则“万难从者” 。对于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之议，蔡锷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其与清廷关系尚未脱离， “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 。知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蔡锷即致电奉贺，并坚信：“神州光复已十五省，扫荡北廷，可计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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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建议不要再“株守议和” ，而应当“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为防止袁世凯借议和而实行君主立宪制， 26日蔡锷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独立各省都督，进一步阐述其反对君主立宪、坚持民主立宪的主张：“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省、州、县公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堕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则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签定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间，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 ”

当孙中山宣布北伐并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时，蔡锷立即通电响应，并筹集军饷十五万元，组成云南北伐军一梯团，以唐继尧为司令官，取道黔、湘进行北伐，准备“联络滇、川、黔三省，会师入陕，合关中之兵，以向宛、洛，俾朔方虏迹不至窜入西南” 。

由于南方革命党人坚决要求民主立宪，坚决不同意袁世凯在北方重新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不得不改变策略，由解散南京临时政府转为攘夺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在得到孙中山“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的承诺后，袁世凯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 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对于最终达成南北统一、实现民主共和，蔡锷感到欢欣鼓舞，认为“和议告成，民国统一，达共和之望，免争战之危” 。对于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并被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蔡锷致电祝贺，并表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 。

蔡锷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所言所行，不仅充分表达了他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和坚决反对君主立宪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为他后来毅然决然地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七章之“建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