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百年宪政路(10)惠州三洲田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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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三洲田起义表面上是兴中会领导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主力是「洪门三合会」，由于发生在1900年（庚子），又称“庚子首义”、“庚子惠州之役” 。实际这次起义是由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他的副手后藤新平资助而支持的。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日本以保持台湾的安全为藉口，屡向清国政府主张不把福建割让于他国的要求，清日两国之间订立了「福建省不割让条约」，此条约的签订十分有利于日本对中国华南的入侵。但此条约却引起了英、美、俄、法等列强的注意，认为是日本欲指染福建的前奏。

日本更进一步在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新设立一特定的政务机构称「对岸事务挂」，使之统辖和福建、广东的有关政务。 2月满清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低头，将从淡水逃抵厦门的台湾抗日三猛之一的简大狮逮捕。并以日本国之匪徒为由，接受日本的引渡将简大狮递解出境，简大狮被引渡押返台湾后，在3月11日被绞死于台北监狱的刑场内。

4月2日至24日间台湾民政局长后藤新平由台湾到厦门。官式上是表示日华亲善，又同时在厦门开设「台湾银行」之分行，及连络台湾富户林维源(台湾民主国国会议长)等买办商人。 5月1日，在厦门开设台湾银行支店，准备充足的资金与众多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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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藤井升三《孙文の研究》指出， 1900 年义和团事件后，孙文在惠州起义时，曾要求日占台湾时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直接派日军协助攻打清兵，并承诺事后割让厦门为日本商埠。此要求获儿玉源太郎首肯，惟出兵途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下令日军折返，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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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岁次庚子光绪二十六）年5月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 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组联军二万名， 7月14日占天津、8月14日占北京。孙中山认为有机可乘，企图利用义和团兴起后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争取英国、日本政府的支持，再次在广州和惠州发动武装起义。

（一）清政府在入侵的八国联军前面， “和战之术俱穷” ， “威信扫地以尽” ，（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211页。）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为党人举行起义提供了大好时机；

（二）清两广总督李鸿章受英国人运动，一度有宣布两广“独立”之意。他的幕僚刘学询曾为此函请孙中山“速来粤协同进行”；时何启也受港督卜力鼓动，找陈少白拉拢兴中会“辅佐”李搞两广独立。孙当时“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 ，但又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 ，故不妨一试。（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77页。）

（三）当时的日本政府及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想利用兴中会之活动来向福建扩张，对孙的起义计划伪表同情，许以起义之后可相助。孙认为这些因素对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是十分有利的，而菲律宾独立军的驻日委员又应允将上年所购之枪械供起义之用，我们正可“趁机而起，建立义军，实现夙愿” 。（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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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官崎寅藏，是有「民权兄弟」之称的宫崎四兄弟之一， 1897年结识孙文，亦为孙文的革命同志兼至交好友。孙中山曾经在书信中提及：「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

日人认为时机成熟欲混水摸鱼，希望把福建省完全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人由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陆军大臣桂太郎(曾任台湾第二任总督) ，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四人，并策划一个事件由儿玉与后藤二人来执行。

但义和团的动乱仅限于中国北部地区，满清政府也十分戒心防范，怕波及中南部，并防止日本有藉口占领厦门。但日方厦门特派办理公使室田，提出清国必须逮捕抗日台湾人，并列出名单，计有赖阿干、黄文开、林清秀、苏力、苏俊、黄晓潭、王赤牛、许绍文、吴清秀、陈俊卿、许木春等十一名，并强力要求引渡。

另一方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与陆军大臣桂太郎，获得明治天皇的敕许，于8月23日向儿玉总督秘密下达训令，要儿玉总督在台湾准备要军队步兵一大队、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随时待命，以便出兵袭击厦门并达成占领。

8月24日凌晨零时三十分，位于厦门仔顶街的日本东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 8月26日后藤新平从台湾秘密启程抵厦门，以执行既定政策，日本据此火灾制造了出兵厦门的藉口，台湾的日军大队计划在28日上午九时，自基隆港出港急航厦门。后藤新平计划等陆军部队一抵达，立即在30日向清国以「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火警是中国暴民向日本攻击为藉口，向清官员发出最后通牒，预估会遭到拒绝，于是在翌日(31日)凌晨五时展开军事行动。

但去年日清的「福建省不割让条约」已引起列强的注意及防范。又流传：东本愿寺的二位住持高松与片贝被居民看到先行搬出私人物品然后再发生火灾，故判定是日人自导自演的。此外又传「最近台湾总督府将派遣数千名兵员赴厦门与福州」。因此，清国与欧美列强早已察知该寺火灾是日本的藉口，欲进行私自强占厦门、福建。于是清国向日本提出抗议，俄国也于26日向日本提议撤兵，接著英、美、法、俄等均以实际行动派遣军舰至厦门，准备陆战队登陆，大有不惜一战的态势，以阻止日本在马关条约后占领台湾又想来占领厦门。

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事前未获通报，得知日本军将占厦门及列强的强烈反弹，急寻解决之道，得到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协助，又得倾国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提出中止派兵厦门。这项提议获明治天皇核准。 28日晚上十时，中止派兵的命令正式传达儿玉总督，儿玉虽极不愿意，但也立即命令已乘船出发的作战部队停止进兵厦门，转向回台。儿玉总督对上级政府态度突然转变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辞呈，不过，明治天皇特派遣敕使以阻止其辞意。

9月26日，孙文 (孙中山) 认为厦门事件是一项良机，故化名为「叫仲」渡海来台，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订立「密约」，乃以台湾总督援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表示可以把厦门委于日本之手（参阅藤井森升三「孙文研究」一九六六年p32-36）。

孙文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请求援助推翻满清支持惠州起义。后藤新平、儿玉总督皆同意并约定「中国革命党先起义，以其力扰乱厦门的后方地区，为日本出兵制造藉口，等日军占领厦门时，就能对孙文的起义军援助武器、补充兵力」。因此，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以承诺援助孙文起义，意图利用惠州事件，做为延续尚未冷却的厦门事件之大好机会。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向山宽夫著杨鸿儒译 p60-67)

孙文在台湾停留四十二天，期间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提出革命计划，请求援助，也获得儿玉总督对补给武器弹药，以及派遣现役军人指导之承诺。 9月28日孙文转往淡水，在台湾遥控在广东的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应日本的利益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人和李鸿章联络，策动两广建立南方共和政府，未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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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升三《孙文の研究》中有关协议占领厦门的一段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 “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 。（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6页。）会党出身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曾指出：当时南方的「三合会」“以广东最盛” 。（注：肖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1935年北京出版，附录第6页。）孙中山早在广州博济医校读书时就结识了「具反清复汉思想」的「三合会」首领郑士良， “引为知己” 。（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4页。）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时，郑与其他一些会党成员加入了兴中会。他们成为日后兴中会联络会党的得力干部。 1898年，孙中山在同宫崎寅藏谈及此时指出：“这起义必须有三合会的支援，只要跟三合会取得联络，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军” 。（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兴中会将起义地点选在惠州三洲田，固然有该地与香港的新界接壤，便于兴中总会的人员联络与物资接济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会党方面的原因：（一）该地及其东南毗连的海丰， “皆系会党出没之处” ，（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且新安县的绿林首领黄耀庭等部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二）起义的总指挥郑士良既是惠州的客家人，又是本地「三合会」的首领，在当地的三合会员和客家人中有号召力；（三）该地在两县交界、地处偏别和山深林密的地势，有利于会党隐蔽与聚集力量。孙在谈到起义地点的选择时指出：“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 ，故“弟以广东为最善……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 ， “广东惠、嘉、潮三府” ，不仅“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 ，而且其地“因与台湾密尔，便于接济军火” ，尤“可作起点之区” 。（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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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士良

郑士良前往惠州，联络会党，直接指挥起义。以广东省新安县绿林、嘉州、应州三合会为主力，借助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的军械，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沿海东进，直趋厦门。然后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再攻回广州，马上组织临时政府；另派史坚如至广州策动响应；又命陈少白、杨衙云等留港负责调械接济；孙中山自己则从日本南下台湾，等起义发动时设法潜入内地亲自指挥。

1900年5月19日孙中山由日本到达香港，在所乘的法国轮船因狄斯号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举行起义前第一次军事会议，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及日本浪人、南京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日本间谍）等向惠州发动；(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准备回应；(三)扬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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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與港督卜力會面。站於李鴻章右側者即為劉學詢

刘学询比孙文大六岁，是孙的同乡，进士出身，却靠操纵赌博致富。他1893年就与在广州行医的孙文结识，在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中曾担任“农学会”发起人之一。刘学询的另一个老乡康有为，在科场中一直不顺手。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于1896年和1898年与人两次弹劾两广总督谭忠麟，罪名分别是包庇「巨蠹」刘学询及与他狼狈为奸。刘学询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从此，他与康有为算是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刘学询就身怀密任，是慈禧批准与遣派的暗杀队主持人，专门追杀康有为及维新党人。清廷派刘学询赴日「考察商务」，旨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引渡康梁。临行前，携带两把匕首，声称谈判不成，哪怕舍命也要刺杀「反贼」。这个政治秀弄得朝野震动，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时任两广总督）竟称赞他是「国士」、「烈士」。在日本期间，经孙中山介绍，并通过犬养毅的安排，刘学询得以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这次会见，也让他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后来刘学询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靠着他与孙文的旧关系，成了1899年后半至1900年初孙文与李鸿章间的沟通桥梁，以“两广独立”为前提来拉拢两方人物。归国后，李鸿章通过他的关系让孙中山协助刺杀康有为。孙中山制定行动方案后又开始摇摆不定，而这时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已经开始以牙还牙的报复。北京的荣禄、刚毅，广东的李鸿章和刘学询均成为暗杀目标。

为践刘学询之约，孙中山于1900年6月中偕同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多人，由日本乘法国的烟狄斯号轮抵达香港海面。 6月15日军机处忽然传下旨意，要原先因荣禄之排挤下放两广的李鸿章迅速回京擘画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鸿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暂缓“两广独立” 。 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后孙、李合作尝试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落空。同一天，孙中山在“佐渡丸”上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以郑士良为主将，近藤五郎、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 ，派“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 ，并“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3、221页。）

官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刘学询仍想借刀杀人，就继续设法以“两广独立”套孙文上钩，但这次却要求兴中会要拿康有为的项上人头作“投名状” ，为此刘学询还特地拿出三万元给孙文的代表宫崎滔天，作为暗杀康的头款。老谋深算的刘学询算定即便不能让孙文等执行暗杀任务，也要让维新与革命的合作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抢在宫崎滔天还未抵达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说“有日本刺客受雇要来谋害康有为” 。到了新加坡，宫崎滔天欲见康有为，立时成了康有为门人的两难，他们发现原来刺客便是两年前解救康有为脱离戊戌政变的恩人。康有为与门人在反复推拒后终于还是向新加坡政府报了警，于是宫崎滔天一行人7月6日便被捕下狱，迨孙文抵达已无补于整个局面之挽回。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不料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均不能登陆。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已电报香港当局，孙中山等三人带了三万元在身边，意图革命。

孙原来的计划，是要在香港登岸，设法进入大陆，到惠州三洲田，亲自率领郑士良所聚集的武装同志起事。受了香港当局的如此阻碍，他只得于阴历6月21日在佐渡丸船上召集了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议决武装同志由郑士良统率，孙中山自己去台湾。找自称同情中国革命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济军火。

在未去台湾以前，孙中山先和宫崎寅藏、吞宇同回日本。回到日本以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宫崎寅藏与吞宇住在东京芝浦，分头筹画一切。自立军起事之前不久，孙中山经由上海，去了台湾。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约定只要革命党能在广东与厦门造成混乱局面，日本不但就会从台湾出兵厦门，还会供给革命党武器弹药。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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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玉任職台灣總督的時間1898年2月至1906年4月，計有八年有餘。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画；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据谢缵泰记载，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博士于1900年7月21日说：港督卜力赞成并支持孙等“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 。（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还记载说， 8月间福罔县知事曾向外务省报告：“孙逸仙及其党徒的计划，以江苏、两广等南清六省作根据地宣布独立，作共和政体。渐次向北清张扬，推倒爱新觉罗氏，支那十八省合从（纵），东洋大共和国创立” 。（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1册，台北1971年版，第270页。）

9月上旬，孙文在东京拜访了时在内阁任职的犬养毅，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是月底，他化名吴仲从日本抵达台湾，旋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开展工作，并与台湾总督儿玉的代表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取得了联系。孙后来回忆说“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 ，（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99页。）

话分两头说，在日本因厦门事件引发日本国内政争，山县内阁于1900年9月26日总辞，次日(27日)由立宪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为首的伊藤内成立组阁。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交恶在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时期，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出席大本营（战时所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协议机构）会议，撤换了无视参谋本部方针，一意主张进攻北京的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这次伊藤博文再次组阁。然而新的伊藤内阁，却对中国的革命支援又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伊藤内阁下令台湾总督禁止对中国的武装起义提供任何协助，要求在台湾的儿玉总督与后藤新平民政长官执行，并严令孙文离开日人所统治的台湾。

但是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 9月29日，即孙中山抵台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以“有碍外交”为由指令儿玉：“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 ， “必须严格阻止我国人援助其事” ，并于10月初禁止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诚等45人在中国登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6-24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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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田起义电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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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田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作战所用旗帜為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郑士良按照计划吸收了新安一带的绿林，并联络了潮州、惠州、嘉应州各属会党，集合于惠州三洲田。三洲田是惠州府属下归善（即惠阳）县的一个村庄（今深圳沙头角三洲田村），位于大鹏湾北五英里，距香港新界东部边界不到十英里。三洲田“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芜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党出没之处” 。而且附近地区一向没有什么兵丁驻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集结起义武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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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士良坐镇惠州三洲田，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武器，以及台湾方面的指示，即行发难。此次起义在军事上起最大作用的是「洪门三合会」首领黄福，为保证分散的三合会员能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郑士良在起义前特地把“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的好友黄福，从南洋婆罗洲请了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党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命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 。（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在他的号召下起义军会集了600名「三合会」会众，占据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 10月8日（八月十五日晚）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不久前才离弃自立军的毕永年也回来共襄盛举，乡民皆拿起锄头来加入。

首战告捷之后，旋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新安县城。 15日，起义军与清军战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俘敌数十名。继又在镇隆大败清军。其后，在永湖、崩岗墟又连败清军。 21日，经龙岗、淡水进至三多祝，义军辗转作战连连得胜，沿途乡民纷纷投军，队伍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由于义军已连战十来天，弹药已尽，且二万余人队伍庞大，粮草不足，只能等着孙中山筹置的军械弹药来接济。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從香港潜入白沙大营告知郑士良， “政况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难接械，可自决进止” 。就在起义军与清军苦战前进的10月中旬，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画，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将队伍大部分就地解散，留下精锐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回师三洲田。水路绕道香港，购置弹药，准备联合新安、虎门义师，围攻广州。他们还想袭击深圳、横岗等地清军，借因弹尽援绝，被迫于11月7日解散队伍。郑士良率少数骨干先后被迫经香港逃亡海外。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两广总督德寿在起义后向清廷奏称：“奴才伏查逆首孙汶以漏网余凶……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 ， “旗帜伪书大秦国及日月等悖逆字样。各匪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 。 “逆党主谋，意图大举” ， “军火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 ， “实非寻常土匪可比” 。有的起义者在给香港报纸的信中，宣称自己是“大政治家、大会党……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权……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

「洪门」会党在惠州起义乃至以后的多次起义中，虽然暴露出其散漫落后的一面，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他们不仅充当了革命派历次武装起义冲锋陷阵的主力军，而且还联络、影响和带动了一部分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起来响应与投身民主革命斗争，从而促进了辛亥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起义军的军令所出及一切举措， “悉以西法为准绳” 。（注：参见上海《万国公报》卷145 ，总第19939页。）军纪严明， “沿途秋毫无犯” ，从未有屠戮妇稚、焚毁乡村等事发生，其粮饷等取于乡民，均照时价给钱， “村民多燃爆竹欢迎，或以酒食慰劳，大有箪食壶浆之概” 。（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页。）

早期革命党中最有实力、最有行动能力的，恰好就是日本人。日本浪人在孙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运送军火是他们，运送消息是他们，最可靠的是他们。孙中山搞的最初的起义，惠州起义，实际上就是内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经营的。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只会说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把他们背后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实这一点非常危险而不公正。

兴中会员史坚如为配合孙中山的惠州起义，刺杀两广总督德寿首开暗杀先河，但是他并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了，反而和他的哥哥一起变卖家产，继续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购买了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在德寿的后花园下挖掘地道，引爆200磅炸药，气浪将德寿震下床榻却未能致死，不久史坚如于去香港途中便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被捕就义。孙中山盛赞其为『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二个健将』，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有一位诗人写诗赞他："容貌妇人风骨仙，搏浪一击胆如天！"

民国百年宪政路(10)惠州三洲田起義// //

史坚如

史坚如出身士族，是明末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声言：“大厦覆矣，谁尸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贼以取亡乎？吾将行吾志矣。 ”认为“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 ，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他大骂西太后那拉氏“可杀也！” 。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 1899年11月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 ，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结识了孙中山。

宫崎寅藏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光绪26年（1900年10月下旬）惠州起义时，孙中山为了向刘学询借钱，答应让他当总统或者皇帝。孙中山交由平山周送来的书信说：「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讬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02页。）可惜的是，刘并没有接到这封信。台湾军火援助全落空，菲律宾所购之械又是一堆废铁；孙又寄望刘学询“速代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 。（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随著局势的不断变化，刘学询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开始退隐西湖，在湖光山色间怡情读书。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首倡满清立宪，不遗馀力地推行「北洋新政」，编练新军、发展实业、开办新式学堂，深得人心；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担心袁世凯功高震主，将他『着即开缺回籍养疴』，革命党人亦刮目相看，视袁为潜在的反清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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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头山满以玄洋社的骨干成立了黑龙会，由内田良平担任会长，此黑龙会就是中国同盟会背后最大的金主与实际行动支持者。黑龙会，组织名代表的意思就是意图牟取黑龙江流域一带的东北地区作为日本领土，这块地方是满人的老家，因此满清政权非常厌恶同盟会。

同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1909年，章太炎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其中主要指责孙：「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

1902年，孙抵达越南，在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在河内结交法国官员。

1902年的冬天，康有为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与保皇党的人员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能投资获取收益的保皇党党营事业。为筹集公司的启动资金，康有为亲自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方游说。

1903年，孙中山于美国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并任「紅棍」的職位，中国所谓的现代政治，以黑社会的力量开始起家，同盟会也由此重新壮大。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 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 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孙文与帮会的关系甚深，同志郑士良、陈其美等皆是帮会人物。

1903年夏，孙在日本娶15岁的妻子大月薰，是1902年夏，大月薰因打碎花瓶而使双方认识。后生一女富美子。孙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9月，孙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清光绪甲辰夏历三月（即1904年），孙中山从日本赴檀香山，因为当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此办报，宣扬保皇立宪，并有人加入致公堂，孙中山遂创办《檀山新报》，亲撰《敬告国民书》、《驳保皇报》等文章，与其论战。

◆2月21日孙文抵美，由檀香山至三藩市登岸，被税关阻留，羁之于木屋。时经17日之久。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三藩市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 ，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 ，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孙中山带同盟会并入致公堂，总堂设在三藩市，支堂设在各埠。致公堂“新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设特别会容纳同盟会会员，当时同盟会与致公堂的公告说：『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大埠致公总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孙中山被致公堂授以「红棍」之职。

《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师爷斗嘴，师爷自称『华府首席西席（私塾老师），手执白纸扇』，而唐伯虎则自称『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就是拿「洪门」开玩笑。因为红棍和纸扇都是洪门的职位，而红棍高于纸扇。

孙中山在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三藩市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同时改组了三藩市《大同日报》，冯自由在日本推荐了刘成禺任总编辑。孙并组织「支那暗杀团」，清除周围具有影响力的同志或竞争对手。国民党传统上的特务组织也是效法孙文之「革命」思想。　

孙文在美国所到各埠，均是黄三德陪同的，洪门人士招待之。至纽约时，更大放洪门，招贤纳士，请孙文演说，望博得华侨与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在纽约逗遛将近一月。是时保皇会之势极盛，孙文演说，无学问做根本，无口才以动人，故不能受人欢迎，往往不终会而去。因此令其灰心，尤其是香山人最反对之。孙文尝对人说，谓『革命成功先杀香山人』游埠半年﹐虽所到各处，华侨多未能听从，至纽约后，孙文即萌退缩之志。曾在纽约对三德说，谓提倡革命，辛苦艰难，满途荆棘，不如罢了。结果，『三德自送三百元，另函各埠致公堂筹六七百元，送与孙文，作为游欧洲旅费。十一月初八日，孙文遂由纽约搭船赴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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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作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华裔报人「伍盘照」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洪门」为此事支出状师费四百元，另零用不少，查孙文并非在檀香山出世， 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律师事务所Ralston & Siddons代理孙中山，向美国移民局提起了上诉。

1904年4月28日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理由是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身份，取得了「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

◆『三德与孙文日在旅店中，无事不谈。三德因问其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之事，又问其在英国被公使馆扣留之事。孙文直白对我说，谓广州起义，与我无关，城门关闭两天，我尚在则妾侍处安睡。后闻得我亦有名在内，始决意逃定，走出新基渡头，搭船往开平赤墈，由赤磡再出澳门。至于惠州起义时，我亦在日本，入内地运动者梁慕光，我不过担任在外筹画粮饷而已。但我筹款阻滞，援济不及，故惠州失败。至于在英国被公使馆扣留一事，我在被困之房间，写一函命送煤炭之黑人送到英国首相处，英国首相知到此事，要保护我，向中国使馆交涉，故我得以出险云。此是孙文在旅馆亲口对三德所谈之话，但后来三德查得孙文在中国公使馆写信，是写交其师英人康得黎，并非写与英国首相，孙文乃车大炮骗我也。』黃三德《洪門革命史》

◆1904年5月，由于有人向香港当局密告梅屋庄吉支持革命军，他不得不出走到新加坡。在此，他展开了他的电影事业。对他的电影事业有着莫大帮助的是在此居住的华侨所创立的「兴中会」，那是当地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秘密团体。华侨对孙中山的推翻满清革命运动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梅屋帮助孙中山搞革命之事，促使他们不惜为梅屋的电影事业四方奔走，如提供土地、筹措必要的资材、为电影宣传等。

孙中山在11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 “囊空如洗” 。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1904年冬，孙中山携朱和中赴德国柏林，访问清国籍华裔留德学生。在宾步程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留学生加入了兴中会。在柏林逗留数日后，孙中山与朱和中赴法国巴黎，留法学生唐豸、胡瑛、汤芗铭、向国华等十多人应邀入兴中会。孙中山在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一天，汤芗铭、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结伴来找孙中山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王发科、王相楚二人中途离席，到瓦克拉旅馆盗走了孙中山的行箧中的党人名单及入盟书、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此为四人合伙设计。得手后，四人到清国驻法国公使馆告密，公使孙宝琦训斥四人称：「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孙宝琦收阅了这四人盗取的文件后称，「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

留法学生夏坚仲是孙宝琦的亲戚，得知消息后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孙宝琦乃将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掉，将其馀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通过邮局将文件寄还孙中山。但是，孙宝琦从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的安南起义计划后，即赴法国外交部交涉，导致孙中山的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之后，孙中山曾特别致电日本政府称颂胜利。

1904年底，孙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受到清政府全力追缉影响，自1907年起孙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前清光绪甲辰夏历三月（即1904年）孙文来美，由檀香山至三藩市登岸，被税关阻留，羁之于木屋。三德闻之，以洪门人士之力，为之设法……时经十七日之久。接美京状师来电，准孙文登岸，洪门为此事支出状师费四百元，另零用不少，查孙文并非在檀香山出世，但系文为登岸计，不得不誓假愿，无可如何也。』

『甲辰四月，三德召集致公堂叔父昆仲会议数次，资助孙文游埠，鼓吹革命，以尽我洪门之义务。未起程游埠之前，在昃慎街丹桂戏院演说一次，但可惜当时中国公使通告拿捉孙文，故华侨多不敢与之接近。其在戏院演说，所发言论，又不能感动华侨，听者皆谓其无学识，到各铺户拜客，亦招呼懒慢，但我洪门革命之心，则不能因此而消阻，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亦必勇往趋赴之。』

『三藩市在未地震之前，此英国旅馆可称头等旅馆，各国官员多住此也。三德在旅馆与孙文倾谈游埠之事，孙文谓游埠要演说，演说颇困难，最好大佬同去帮忙，则我省力甚多云。三德因对孙文序述梁启超游埠演说之事，谓其如悬河，滔滔不竭，说明中国维新之好处，诚令华侨感动。他在三藩市义群英戏院连讲十九天，愈讲愈精神，言之不尽，你若有此口才，游埠演说，可以成功。孙文闻之，有难色，但谓无论可何，必要游埠，望大佬领导云云。于是决定游埠，此前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四月时事也。』

『孙文之革命精神，其党人往往称之，但以三德所亲见，所经历，则殊不见其精神。当甲辰年与游埠数月，至纽约后，孙文即萌退缩之志。彼在纽约对三德说，谓提倡革命，辛苦艰难，满途荆棘，不如罢了。三德力责之，谓三德拚生命财产不要，相随游埠，洪门人士，尽力招待，虽然所到各处，华侨多未能听从，但断不能因此畏难，半途而废，宜奋起雄心，努力做去，但孙文闻三德之言，仍不能将精神振起，祗要三德筹行费其往欧洲，谓不愿再游美国各埠。三德谓再游乞佛，波士顿，榄间顿等埠，再回纽约，往欧洲未迟。结果，三德自送三百元，另函各埠致公堂筹六七百元，送与孙文，作为游欧洲旅费。十一月初八日，孙文遂由纽约搭船赴英京。三德独自一人游埠，十一月十七日游薄扶芦，廿日游企李扶仑，十二月初一游芝加哥，大放洪门，新进者八十馀人，可称一时之盛。自是经柯眉贺，恳士瑟地，猫瑟地，尾梳罅，舍路，砵仑等埠，回三藩市，过夏历年。此为三德与洪门人士帮助孙文，策动孙文，提倡革命，不辞劳怨之事实。』

1905年6月，梅屋庄吉结束了在星加坡的事业，他拿着手头的50万元日币（按现在计算约四亿日元）回到日本，归国后马上在东京设立一个电影振兴事业公司，致力于电影制作，开始走入了电影界行业。那时他只有三十六岁。

孙中山在1905年5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6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孙文在美国遭挫折，不从根本著想，只想马上成功，一锹成井，并妒忌康梁，谓保皇会阻其进行。 1905年6月，即光绪31年乙已，孙文竟来函叫洪门黃三德谋害康有为，此时康正在罗省养病，闭门谢客，黃三德生平对于康梁两位先生，皆敬其人格，爱其文才，三德认为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如双轮之并驰，并非相反相背。保皇会之主张政治革命，为中国富强计，信清廷能改革，望清廷能改革。革命党则主张种族革命，根本推倒清廷，此则断定清廷不肯改革，与其望之清廷，不如望之自己，较有把握。实则彼此为国家之心，无有异也。三德当时宗旨，虽不与康梁同，但为国家为人民计，断不忍害贤能，而况我洪门宗旨，光明正大，暗害贤良之事不屑做，宁可明枪明马，各对垒而已。故三德对于孙文之函，秘密之，不告人，一笑置之而已。但今日则不能不言，以存信史。可惜1906年三藩市地震，烧去孙文寄三德之函件不少，否则此函原笔迹，当可以铸电版，印之于书，以表明三德非说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