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被忽略的天才史学家：研究成果成绝响，后人再也难以写出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人才辈出 ， 开创先河者不计其数 。 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钱穆、吕思勉……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泽披后人 ， 观点也成为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 让现代学者对他们的学问叹为观止 ， 时时回望 。
然而 ， 还有一位学者 ， 至今却极少被人提起 ， 但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所开创的功业 ， 奠定的基础 ， 可以说不在上述学者之下 。 他就是严耕望 ， 一位出生在安庆的史学巨擘 。
1996年10月 ， 严耕望因脑溢血病逝于台北 。 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许倬云赠挽联云：研究是其生命良史也；学问化为人品君子哉 。 严耕望一生念兹在兹的 ， 是倾注了37年心血的未竟著作《唐代交通考》 。 这部书终成千古绝唱 ， 后来人或许再无此能力和心力 ， 写出这般伟大的著作了……
严耕望的生平
清代以来 ， 安徽可谓是名人迭出 ， 尤其大家学者 ， 更是不知凡几 。 清代的桐城派曾深刻影响了清代文学和学术的发展 。 1916年 ， 严耕望就是出生于安庆与桐城之间的竹园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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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幼年时期 ， 并未显露史学的天赋 。 他极爱地理数学 ， 喜爱地理实缘于其长兄严德名从安庆购买的商务版中国地图一册 。 严耕望看到地图 ， 欣喜若狂 ， 似乎激发了潜在的天性 ， 每日捧读 ， 不久就对全国的山川河流了然于胸 ， 由此奠定了他的地理学兴趣 。
至于数学 ， 严耕望觉得 ， 做数学题 ， 大脑要转好几个弯才能做出 ， 着实有趣并具挑战性 。 严耕望对数学的喜爱 ， 也奠定了他日后考证地理、政治制度沿革的缜密逻辑 。
至于他对历史的喜爱 ， 实出偶然 。 在他14岁的时候 ， 他偶然听到同学之间聊天 ， 讥其“一封信都写不好 ， 数学再好有什么用” ， 幼年的严耕望备受打击 ， 由此开始阅读历史典籍 ， 以求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 自此“一入侯门深似海” ， 奠定了其一生之志业 。
严耕望上大学之前就已寓目大量史学名著 ， 其记忆力也被同学戏称为“铁脑” ， 21岁时顺利考上武汉大学 。 此时正值1937年日寇入侵 ， 武汉大学迁往四川嘉定 。 虽然条件艰苦 ， 但严耕望安心读书 ， 从不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和社交 ， 其安贫乐道的精神贯穿严耕望之始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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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在这里遇到了他受教终身的名师——钱穆 。 当时 ， 钱穆在武大开“政治史导论” ， 因研究历史的境界高渺 ， 思想深邃 ， 深受在校学生喜爱 。 其一开讲 ， 就直入史学研究之堂奥：历史学有两只脚 ， 一只是历史地理 ， 一只是制度 。 这一句话在严耕望心中烙上了深刻的印记 ， 其研究的绝大部分都在乃师划定的研究范围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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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 ， 严耕望以其优秀的文章《秦汉郎吏制度考》等文章深得傅斯年的赏识 ， 进入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 。 严耕望在史语所完成了大量享誉后世的文章 ， 如《北魏尚书制度考》《魏晋南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等 。 他的文章许多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 与陈寅恪、胡适等人文章并列 ， 可见其功夫之深 。
1949年 ， 国共鼎革 ， 严耕望随史语所迁台 。 严耕望虽时刻系念家乡 ， 但无缘再踏大陆一步 ， 只得把这份思念怀揣进了历史地理的研究里 。 在台期间 ， 严耕望不为外界俗物影响 ， 潜心研究学问 ， 其学术文章如火山喷发之情势 ， 层出不穷 ， 卓见屡屡受到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关注 。
因扎实的考证 ， 在1956年获得胡适的青睐 ， 多次与严耕望往还信件 ， 就唐代禅宗问题 ， 相互切磋砥砺 。 二人抛却了身份与地位的悬殊 ， 成了学术意义上的道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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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 钱穆力邀严耕望赴港任教 ， 帮助钱穆提高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水平（钱穆50年代赴港兴办新亚书院 ， 后与其他两家合并 ， 钱穆取名为“香港中文大学”） 。 严耕望开始极力婉拒 ， 觉得教课、指导学生会耽误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 但自感有负恩师20余年教诲 ， 只得前往 ， 足见其知恩感德的真性情 。
如果说 ， 史语所带给严耕望的是学术的成就 ， 那么 ， 来到港大 ， 严耕望则完成了衣钵传承的过程 。 严耕望在港大 ， 指导了许多学生的毕业论文 ， 桃李满天下 。 他每天都要到办公室做研究 ， 学生们可以直接推门请教 ， 酿成一段佳话 。
港大不同于台湾史语所 ， 人士纷争尤多 。 但严耕望对此毫不介意 ， 自言自己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 不会有人来攻 。
1970年 ， 严耕望被选为“中研院”院士 。 一般人对于此一头衔 ， 极为重视 ， 但严耕望却视之淡然 ， 仍旧兢兢业业研究学术 ， 实因严耕望有一信念在 ， 要为他的交通史研究准备充足的材料 。
虽然严耕望的学术研专之又专 ， 如成名著作《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政治制度》等 ， 非一般学人所能卒读 。 故而 ， 他有意总结自己一生研究之方法 ， 撰写《治史经验谈》 ， 惠及后辈学人 ， 该书从最基本的论文选题、体式、材料和注释等多个角度 ， 论述历史论文的写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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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深受青年人的青睐 ， 该书后来又与《治史答问》《钱穆宾四与我》等合为《治史三书》 。 严耕望自此 ， 开始曝得世俗名声 。
严耕望自忖自己有决心活到九十岁以上 ， 因此对自己身体时时注意 ， 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唐代交通的著作 。 严耕望晚年的生活近乎机械：每日早上散步 ， 吃饭也有定量 ， 早睡早起 ， 从不熬夜研究 。 但人有旦夕祸福 ， 事有风云变迁 。
1995年 ， 台北史语所为“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 ， 严耕望认为自己一生视野 ， 皆赖傅斯年的赏识 ， 不顾自己血压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 ， 以近80岁的高龄 ， 连夜赶写纪念论文 ， 此中情况维持了两月有余 ， 严重损坏了身体 ， 翌年病逝 。
严耕望生前虽然出版了《唐代交通图考》部分内容 ， 但其未完成之写作计划尤多 ， 不能不是20世纪史学研究的重大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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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泊自甘 ， 寂寞自守
严耕望的同乡师弟 ， 现已成为史学名家的余英时总结严耕望的一生：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 ， 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 ， 颠沛必于是的境界 。 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 ， 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 ， 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 他们的老师钱穆更是评价严耕望：澹泊自甘 ， 寂寞自守 ， 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
严耕望自己有一个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 ， 生活随遇而安 。 严耕望一生都是贯穿这一信念 ， 他在史语所坚持“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取稿费 。
这里面有几件事可以略微说明严耕望的这一信念 。 据余英时的回忆 ， 1957-1959年 ， 严耕望作为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 ， 赴美进行学术研究 。
1979年他正在耶鲁 ， 此时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 ， 团员中包括钱锺书、费孝通等人 ， 对于久已离开大陆的人 ， 这实为一大盛会 。 余英时邀请寄住在他家的严耕望一同与会 ， 但被婉言谢绝 ， 因为他坚守自己“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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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晚年 ， 曾有很多学校或者机构邀请严耕望前去讲学 。 但严耕望严辞拒绝 ， 坚称自己“讲不好” 。 要知道 ， 严耕望这种身份的历史学者 ， 其出场费一定不菲 ， 但严耕望始终不为所动 。 在严耕望看来 ， 钱不必多 ， 够吃够用即可 ， 所以他在钱财上从来不计较 ， 只求自己的研究 ， 自己的经验有助于下一代 。
严耕望在史语所工作的时候 ， 有时候身兼两职 ， 但从来只拿一份工资 。
严耕望曾主动联系已毕业的学生王寿南 ， 可不可以将自己的著作放入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岫庐文库》 。 作为主编的王寿南自然求之不得 ， 但后来王寿南觉得不妥 ， 严耕望是“中研院”院士 ， 学术地位崇高 ， 把他的心血之作放入大众读物 ， 自然有辱老师 。 但严耕望却摇头 ， 认为《岫庐文库》的书价便宜 ， 将此书放入其中 ， 可以让更多的学生看到 。 至于版税 ， 严耕望似乎并不介意 。
严耕望的史学贡献
严耕望的交通学考证虽然是不世之功 ， 但也曾有人否认其毕生研究的价值 。 据《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记载 ， 有人认为交通诚然是一重要问题 ， 但像严耕望这样做 ， 未免花费功夫太大 ， 仍是不值得 。 甚至有一位很有才气的朋友坦率的对耕望说：“我很看得起你 ， 是因为多次与你谈话 ， 觉得很有见识；至于你的文章 ， 老实说 ， 没有价值！”这是针对严耕望唐代交通的文章而言 。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初在大陆 ， 有人质疑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子入宫这种小问题一样 。 其实 ， 陈寅恪考证此一问题 ， 其背后的关怀是研究唐代政治家对待文化的问题 。 严耕望考证唐代及以前交通地理 ， 其实是为了证明古代的政治机构的运转及其军事、交通建立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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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苏尔曾写道：“我们不仅要指导今天的某一区域 ， 还必须在认识某一区域时 ， 尽可能在今天的区域中揭示以往的痕迹……必须以过去的居住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土地……”西方学者往往认清了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意义 ， 但直到现在 ， 历史地理在国内史学界仍很少有人注意 。
比如 ， 严耕望曾写就《唐代北庭都护府通西州伊州诸道考》 。 这篇文章虽然讨论唐朝西北的地理建制 ， 但其背后是目的研究唐代对西域的控制究竟有多大地盘 ， 并与少数民族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状态 。
严耕望曾在港大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 ， 起自史前 ， 下到唐宋 ， 对疆域、气候、物产、交通、城市多所论述 ， 严耕望曾言 ， 他通过研究唐代交通路线研究成果时 ， 曾一度谓“唐代国界为余所考出” 。 可见 ， 严耕望的交通考证意识 ， 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兴趣所在 ， 其实有着大的历史研究意识 。
至于他的政治制度研究 ， 余英时曾做过深刻的总结：“他治制度史 ， 重点也在长期性的结构 ， 而不在变幻的人事 。 这自然是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而然 ， 不过未加理论化 。 ”
如他曾在《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余地位》一文彻底理清了《通典·职官》中模糊错误之处 ， 揭示了唐代尚书省与寺监百司之间的关系变化 ， 尚书省内部仆、尚、丞郎之间的权利演变消长 ， 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鸟瞰整个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运动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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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学者曾慨叹 ， 严耕望的学术研究只局限在宋代以前 ， 不免可惜 。 现代学人研究历史 ， 很少再有前辈史学大家对于材料意识的把握 。 严耕望曾在一篇访问记中谈到 ， 五代以前的材料较少 ， 要考证的地方多；宋以后的材料多 ， 需要考证的地方较少 ， 由于资料太多 ， 不易理出头绪 ， 而且没有组织、解释 ， 可能只是一堆散漫的史料而已 。 因此 ， 他觉得较为困难 ， 不宜继续研究 。
严耕望对于历史研究的谨慎 ， 对于各个朝代研究的深切体会 ， 或许是他给我们留下的间接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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