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借国宝”是博物馆之间合作交流的正常生态，但有195件中国文物确实被禁止出境展览

国家文物局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共计发布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195件(组) 。

这些文物被大众称为国宝，而实际上它们所代表和承载的内容比国宝更多，是一条我们回溯中国历史的脉络。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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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件器物我们可以回溯二三十年代中国仰韶文化考古的历程，去回溯中国早期群星璀璨文化的发展历程。

1、陶缸是中国现有已知最早的成熟的绘画作品；

2、陶缸是河南（中原）仰韶文化的代表；

3、陶缸是早期考古的代表作。 1922年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发现秦王寨，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四处仰韶文化之一。以煤山文化为参考的周边诸多早期遗址极有可能构成早期中国人首都圈和核心居住区；

4、器物上的石斧图腾并不是典型的仰韶斧头造型，更像是江汉平原的斧头造型。这有可能是中原文化与江汉文化剧烈冲突的战利品或进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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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独一无二的后母戊鼎！其出土地已修建“殷墟王陵遗址”供人们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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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海内三鼎，也称海内三宝，为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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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冠是在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中极少有的明代作品。倘若书写中国通史，这件器物是明代各种生活艺术之最大集成，也因其主人孝端皇后生前无子而引发“国本”之争，导致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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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稣钟，被盗流失境外追回和考古发掘出土配合的经典。其铭文记载了在西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苏奉王命讨伐山东的夙夷，折首执讯，大获全胜，周王劳师，并两次嘉奖赏赐晋侯的史实。

铭文除记载了这次重要的史书无载的战争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两项难得的记录：

一是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在一件器上有这么完整的时间记录，前所未有，是我们探讨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

二是全篇铭文用硬度超过青铜的利器刻出，且笔划流畅规正，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艺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

1992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得晋侯稣钟其中的14件，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此套编钟的另外2枚。晋侯稣钟不仅仅是追回文物的象征，编钟本身也见证了编钟从商铙向甬钟的革命（PS：宝鸡市南郊竹园沟西周鱼伯各墓的3件编钟被看作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一组西周编钟）。晋侯稣钟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它纠正了以前所谓的厉王在位二十三年的谬传，使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铭文还证明史记有关西周晋世家排列的定位有问题：晋侯稣不在宣王而在厉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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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海内三鼎之一。 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纪念两座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100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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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水晶杯， “穿越”文物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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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是最难见到原件的禁出文物之一。这组文物是北朝文物中难得的精品，无论绘画还是书法都是可以进入艺术史的标准参考。配图为大同市博物馆展出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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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曾侯乙编钟，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代表了目前已知的公元前5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且编钟最大的一件都已是目前我国已出土编钟中的最大者。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加上钟架簴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 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音乐“金声玉振”就是由曾侯乙编钟与新制玉磬声音交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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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出文物中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代表，从罗马帝国输入的进口玻璃产品孤例，鸭形玻璃注。辽宁博物馆“古代辽宁”常设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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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用今日已知的中原文明去解读未知的古蜀文明，文明的传递有循序渐进式的，也有断崖式的，这是我见到这些三星堆文物所能想到的。青铜神树最真实的意义，恐怕除了古蜀人自己，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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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沫若先生命名的铜奔马可能是中国博物馆中最难见到原件的文物之一，与之相反，它也可能是大众最熟悉的中国文物之一。 1983年10月它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名气越大，争议越多，它为何“马” ，所踏何物，其墓主人的所属朝代和姓名，至今都还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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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名将霍去病十七岁初征战场就单刀直入匈奴营帐，两次河西之战勇破匈奴大捷而归，可惜年仅23岁因病早逝。汉武帝将其陪葬茂陵，谥封“景桓侯” 。位于墓前及墓四周的石雕共有16件，它们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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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靖王墓（也被称为满城汉墓）出土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完整玉衣，也是西汉王族金玉殓服中的最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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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这件器物有可能当年从阳信夷侯刘揭家没收，后归刘胜祖母窦太后所居住的长信宫尚浴府使用。长信宫灯出土于中山靖王墓（也被称为满城汉墓）窦绾的墓室，故因此推测窦绾应为窦太后家人，宫灯由窦太后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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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1号墓出土直裾素纱襌衣，由精缫的蚕丝织造，仅重49克，代表了西汉初期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2012年6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关于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37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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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均为书画作品，首件作品一定是张伯驹先生重金购得并捐献国家的《平复帖》，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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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珣行书书法作品，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东晋名家法书真迹。它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以“三希”闻名。正文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其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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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历朝临本、摹本无数，而真迹的去向至今未知。唐代临摹墨迹存世有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和冯承素的摹本，一般认为冯承素摹本更为接近原作。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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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的《苦笋帖》是上海博物馆展出次数相对较多的禁出文物。因书写速度较快，章法颇具特色，在单字内部空间相互渗透，凸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技艺。《苦笋帖》也是最早可考的与茶有关的佛门书法，苦笋与茶皆具“古雅淡泊的意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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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好好诗》卷是杜牧该诗作名篇的稿本，也是稀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该卷用唐代书法用纸麻纸书写，制作精细。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 ，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有北宋内府的装潢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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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的书画展中，有观者拿相机逐字拍摄蔡襄这幅《自书诗》卷，可见其书法之精妙！“宋四家”之一蔡襄，以楷书擅长， “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自书诗》因属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笔致飘逸流畅，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特色与纯熟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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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草书节奏变化强烈，历来备受推崇。故宫博物院收藏《诸上座》卷无疑是黄庭坚众多作品中的最优者。这是作者为友人李任道所录写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全文系佛家禅语。即便只看官方扫描图，作品中传递出来的情绪感也是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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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想象，一个怎样的宋朝才能诞生像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样大家云集的时代，只能羡慕他们生在了书画最美好的时代。如果能亲临欣赏米芾的这篇《苕溪诗帖》，一定细细欣赏纸面之上的用笔、章法和结构，迷幻之境恐怕也不过如此。这里也顺带提及一下，苏轼最好的作品没有在大陆，秉承同类最优原则，禁出文物里并没有列出苏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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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5件禁出文物中依序排列最后一件书法作品，也就是说北宋之后再无法帖入选。最近前往辽博观展的人，无不为宋徽宗赵佶这幅《草书千字文卷》所折服，宋人讲究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极致水平都展现在了这幅作品当中。时年四十岁的赵佶，也将其在艺术领域的终极沉淀，谱写在了这一整张描金云龙底纹白麻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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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先生倾尽所有购得的一幅画作，便是展子虔《游春图》。这幅流传有序的作品几乎可以认定是当前仅有的唐前山水绘画作品，是中国最珍贵古画之一。人物不再是画作的主体，而成为风景的一部分，透视的景深感也让这幅画脱离了早期平铺的中国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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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误将辽博《簪花仕女图》当做禁出画作，但国家文物局官方收录的其实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挥扇仕女图》。两幅画作均传周昉创作。 1953年9月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开幕时展出了这幅作品，并与《珊瑚网》书中的记载进行对照，证明了这幅《挥扇仕女图》就是书中所述《唐周昉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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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深入人心，经历代演绎，他们已然成为了某种精神象征。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高逸图》用最早的人物画来解读这七位东晋王朝的贵族知识分子，竹林已无，七人也只剩四人，但那种贵而不骄不霸的气质，就是对“贤”最好的解释。就画作本身来说， “高古”二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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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作为邮票发行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关于它的研究各大出版社有大量著作发行。作品如实地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历史情景，历代著录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有数本，此卷据各方面考证，当属南宋孝宗至宁宗朝（1163—1224年）摹本，其风格基本反映出原作面貌，且达到相当高水平，堪称流传有绪的古代绘画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