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第一手资料，再现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史稿》是著名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和胡绳武合著作品，历时三十年完成，铸就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座丰碑。全书分为4卷，勾稽爬梳大量一手史料，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再现了20世纪初那场波澜壮阔的改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革命。是今人和后人正确理解辛亥革命历史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著述。

“作者在本书中摘引的史料，极少是转引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手史料，其史料来源之浩繁实属罕见。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在为本书所写的书评中写道。

今刊载原书附录一的第二部分，本部分主要讲述胡绳武与金冲及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一书的过程。

附录一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教授邹兆辰采访本书作者之一胡绳武的文章。

在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问题中艰辛探索

——访胡绳武教授

邹兆辰：我注意到您的学术研究领域一直是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这一个时期。而且您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与金冲及先生一起合作进行的。 1957年起，你们两位就开始合作进行学术研究，当时是要写一本《论清末立宪运动》，这书在1959年出版了。您能否回忆一下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胡绳武：还是在1956年的时候，我打算要写一篇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我所以起意要写这篇文章，是感到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同时，也应该研究它的对立面立宪派。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共计十二册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个油印本，上面有许多材料都没有被人使用过，我就约金冲及同志合作写这篇文章。经过讨论以后，我们两个人在许多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就决定由他负责写第一部分，关于“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和背景”；我写第二、三部分， “立宪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有关立宪运动的若干问题” 。文章写出以后，由于字数太多，不宜在刊物上发表，后来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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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这是您们第一次合作，联名发表研究成果吧？

胡绳武：其实在这本书出版以前，两个人已经有合作的成果发表了。那是在1957年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课堂讨论会上，我们两个人分别发表了一些意见。会后不久，金冲及就写成一篇《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的稿子对我说：“您在会上的发言我很赞同，我现在把讨论会上的内容综合成一篇稿子，您看我们联名发表如何？”我说，文章是您写的，还是以您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好了。他说，许多意见是您讲的，还是联名发表吧！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上。这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开端。后来，我写《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的时候，邀请他和我合作撰写，实际上也是对他邀我合作撰写太平天国这篇文章的好意的回应。

邹兆辰：您们合作写了不少文章，都是像清末立宪运动那样分工撰写的吗？

胡绳武：只有这篇文章是我们两个人分头执笔写成的。在这以后，我们两人联名发表的二十多篇文章，已经很少再分头执笔，绝大多数都是由一个人执笔完成的。当然在文章发表以前，是经过彼此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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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邹兆辰：这说明您二位在合作研究上配合相当默契？

胡绳武：是的，我们的合作研究确实是很协调的。我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彼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和研究方法十分接近之外，还与彼此在学术问题上经常一起交换意见有关系。这样，即使碰到某些问题一时有不同看法，经过交换意见，也比较容易取得一致。可以说，我们两个人见面交流学术，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直到今天还保持着。现在我们两个人平时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了，但是只要有机会见面，如有时间，我们总会彼此交换一些对当前近代史研究状况的看法的。我觉得现在这样做的人很少了。

邹兆辰：您们二位的这种合作精神确实令人赞叹，您们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还有那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没有一种精诚合作的精神是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关系的。金冲及先生比您要年轻一些吧？

胡绳武：是，他是1930年出生的，比我要小7岁。他在1947年不足17岁时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史地系。 1947年他入复旦史地系的时候，我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了。当时系里学生比较少，全系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人，他又是新生中年纪最轻的一个，穿一件西服不打领带，像个中学生，很引人注目。我们很快就认识了，但是交往并不多。 1948年春，他因参加学运被校方开除。上海解放以后，他返校复学任学生会主席。我们两个人相见后，非常快慰。他1951年毕业留校，先任团委书记，后任教务处学生科科长。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两人常有接触。他来教研组为新闻系讲中国近代史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教学和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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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您是在科研工作一开始，就把研究重点放在辛亥革命这时期吗？您的这种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胡绳武：我是一开始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清末和民初，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我想，近代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情况：一方面，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之际，人们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国家已经面临着被瓜分灭亡的危险，所谓国无时不可亡；另一方面，当时也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们是中国社会上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这段时间内，客观环境和人们的思想都处在激烈的变动中，各种社会矛盾都表现得异常尖锐、复杂，一切变化也都来得格外的迅猛。所以，我觉得具体地来考察这段历史，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无疑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再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情况来看，当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值得花力气进行研究。所以，我最初发表的三篇论文《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孙中山初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复旦学报》1957年第1期）、《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复旦学报》1958年第1期），都是根据这种认识来确定选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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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当时金冲及同志在学术研究上的方向也正好与您一致吗？

胡绳武：金冲及同志参加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以后，也很重视科研工作。工作不久，他就发表了《论1895年至1900年美国和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矛盾》（《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复旦学报》1956年第6期）三篇文章。我们第一次合作，就是发表天朝田亩制度的那篇文章。在我们合作完成《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吴慈生同志已经约我把在1955年发表的那篇《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论文，扩写成一部三十万字的专著，并且签定了出版合同。这时候，我和金冲及同志已经开始合作撰写《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彼此合作非常愉快，所以我就约他和我共同完成这部书。我们商量，个人先围绕课题撰写一些专题论文，然后再写成专著，这样可以保证专著的质量。这样，由我执笔写了《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发表在1959年11月的《光明日报》上，《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发表在1961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金冲及也在《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上发表了《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这些文章都是为写这本专著做准备的。后来，我们又进一步商定这部专著由他负责写1903年以前的部分，由我负责写1903年到同盟会成立前的部分。这部书稿写到1962年4—5月，大体上就完成了。这部书稿所以能这么顺利地完成，我想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这一课题已经有相当的研究和资料的积累；再一方面与复旦大学图书馆对我们的支持也有关系。当时，梁其英馆长对我们特别关照，大约从1957年开始她就在图书馆的楼下，专门给我们开辟了一间小阅览室，我们把平时需要经常看的书报杂志提到这个小阅览室，我们去那不受时间限制，包括晚上可以随时去阅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在1960年被提升为副教授，同时也被任命为系的副主任，工作特别忙。而金冲及比我更忙，因为他除了教学外，行政上还担任教学科研部副主任，实际上他主要的工作是担任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同志的秘书，要随叫随到，极少有时间去坐图书馆。要是没有这个可以自己掌握的小阅览室，我们是很难充分利用复旦图书馆那里保存的丰富的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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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您二位合作的这部著作当时出版了吗？

胡绳武：没有啊！1962年4—5月，我们的书稿大体上完成了，就在我们准备最后完成的关键时刻，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来信借调我去北京参加黎澍主编的史学概论教材，当时我心里是不想去的。去北京，一来打断了我们合作写书的计划；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部教材很难编。可是领导已经决定了，我只好前去。临走之前，把已经写成的稿子和有关的资料都交给金冲及同志，请他完成统稿的任务。这部稿子后来他整理了出来，但是书稿在“文革”之前并没有正式出版。

邹兆辰：您们是什么时候确定写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并且怎样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正好赶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出齐这部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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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武：想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是我们1961年10月在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受到会上提倡写大书的影响，在坐船回上海的旅途中经过研究确定的，并且准备以当时正在写作中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作为第一卷，并对以后各卷作了初步设想。后来由于金冲及同志于1965年初被正式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两人再合作的可能性不大，此事也就未再提及。

事情是在变化中的，可能有某种因缘的作用。当1975年9月初，国务院科教组将《历史研究》交回学部编辑后，我一时去向难定时，金冲及同志从各方面为我着想，建议我到文物出版社去和他一起做副总编时，我们两人就有了再次合作研究的可能。不过，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考虑再次合作研究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形势谁也不知道如何发展。到了1979年当我们发现1962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那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稿件并未丢失，后来经过金冲及同志修订再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正式出版后，我们才开始考虑续写以后三卷，争取于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之前四卷全部出齐。并议定，第二、三卷，主要由金冲及同志负责，我写少数节、目，第四卷完全由我执笔。之所以如此分工，主要是因为第四卷需要使用报纸的资料，工作量较大的关系。此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这部书的撰写，并在辛亥革命80周年时，四卷完全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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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您和金冲及先生合作的《辛亥革命史稿》1—4卷被同行专家评论为“代表了我国现今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一部佳作” 。我想，这部书之所以被称为“佳作” ，不仅仅是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来分析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历史人物，还因为这部书在占有史料方面见长，在鉴别史料和处理史料方面有较高超的技巧。可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胡绳武：我们这部书确实很重视有关资料的搜集。为此，我们几乎翻阅了当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各种刊物，对一些重要的刊物还做过专题研究。要写民初这段历史必须使用当时各个政治派系的报纸。为此，我在北图报库阅读各种报纸达数年之久，摘抄有关报纸资料上百万字。 1993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同志在为本书所写的书评中说：“作者在本书中摘引的史料，极少是转引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手史料，其史料来源之浩繁实属罕见。 ”又说：“初步统计，图书报刊资料约达540种，其中很有份量的报刊杂志140种， ”是符合实际的。由于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有关史料，所以这部书对当时客观形势，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各种政治力量、历史人物的论述，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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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您们合作的这部《史稿》在论述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上与其他著作相比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胡绳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紧要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到失败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的，其中很多情况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要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交代清楚，必须抓住最基本的线索。我们把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界定为：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当然是通过最先觉悟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旨在推翻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场革命。所以，我们的书在论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组织和成长，民主革命的纲领、战略、策略的形成和运用，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功过、事件成败的评估上作为重点。

当然，历史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的结果。在突出革命主体力量的同时，对于参与这个历史活动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必须有所交代、有所说明。所以，我们在摆明革命的大背景下，也在各章节中论述了与革命有关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各相关阶级阶层的意向和状况，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实际内容和对革命的影响等，就是说把有关的事件、人物都放在民主革命的潮流中来考察，着眼点在于各种力量的联结点和结合的情况。

在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注意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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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我注意到在您对辛亥革命问题的研究中，很注意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章炳麟、严复、梁启超、杨毓麟、蔡元培等的思想的分析。

胡绳武：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活动是靠思想指导的，思想又是历史环境决定的，思想产生后，又可以成为从各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注意结合历史条件对各种人物、各种刊物的基本思想、特点和变化的情况进行分析，这样就能够把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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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有评论者认为这部150万字的著作是一篇“前后融贯的生动文章” ，您怎样看这种评价？

胡绳武：我非常赞赏这种说法，我们自己主观上确实努力这样写的。因为我们这部书虽然写了很长时间，涉及内容很多、很复杂，但是我们的书自始至终都抓住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突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对主要矛盾来写。这一主导思想从开始一直贯穿到底。所以，虽然全书达到150万字，涉及很多、很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它确实像一篇首尾连贯的“大文章” 。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你可以参阅段云章同志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４期上的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