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聊一聊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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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笛清韵渺然去，半坡瘦竹吟秋风。大家好，我是竹吟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这是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集团的第一次政治迫害，史载于《后汉书?党锢列传》。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5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张成的弟子牢惰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中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连，结成“部党” ，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 ，并且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书极力为他们申辩。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滂等人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集团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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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的由来与汉桓帝不无关系。原来桓帝当蠡吾侯时，当过甘陵国（国都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北）人周福（字仲进）的学生，等到即位后就提拔他当了尚书。而同郡人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在朝廷颇有声望。于是本地人编了两句民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 ”（房伯武不愧是天下的榜样，周仲进当官不过是沾了当老师的光。）房、周二人的幕僚、门客、学生相互讥讽，制造舆论，又各自拉帮结派，逐渐势不两立，形成甘陵南部和北部，开始被称为“党人” 。

事件的导火线是几年前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有打卦算命的本领，平时以此广交宦官，连桓帝都信他几分。据说张成推算出皇帝将要大赦，就让他儿子杀人。当时李膺正任河南尹，将他儿子收捕。不久果然颁布了赦令，张成的儿子在释放的范围，李膺更加气忿，竟将他定罪杀了，所以张成的弟子就作了诬告。

由于连太尉陈蕃都碰了钉子，朝廷百官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新息县长贾彪到洛阳活动，说服了尚书霍谓、城门校尉（首都卫戍司令）窦武于次年六月上书为党人鸣冤。窦武以皇帝丈人的身份指责“陛下所行，不合天意” ，并同时称病辞职。当时，连年水旱灾害严重，中原地区百姓饿死的近一半，绝户的也不少，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盗贼”蜂起；36岁的桓帝虽然在上一年立窦武之女为他的第三位皇后，却一直没有儿子，因而对“天意”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李膺等的供词中也涉及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受到牵连，劝桓帝顺从“天意”加以赦免。于是桓帝大赦天下，将党人们释放回乡，终身管制，他们的名字都由朝廷记录在案。

但党人们从此声名大噪，范滂等人获释后刚离开洛阳，汝南、南阳二郡的士大夫迎接他们的车已有数千辆。此后各地的士人更是推波助澜，互相标榜，把天下名士都收罗起来，定出各种称号：最高的是窦武、刘淑（宗室，任侍中，相当皇帝顾问）、陈蕃三人，称为“三君” ，即当代领袖；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 ，即士人中的精英；郭太等八人称为“八顾” ，即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张俭等八人称为“八及” ，即能够指导别人向领袖们学习；度尚等八人称为“八厨” ，意思是能以钱财救济他人。

当年冬天桓帝死后，因无子，窦武主持迎立解渎亭侯刘宏（灵帝）即位，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录尚书事。窦武与陈蕃策划清除曹节、王甫等长期弄权、祸国殃民的宦官。任“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禁卫军司令），又下令征召被禁锢的李膺等党人进京，并请“八俊”之一的荀翌、陈寔担任幕僚，共同商定计划。天下士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纷纷准备效力。

第二年（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敦促窦武采取行动，但窦武一味依靠其女窦太后，而太后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包围之中，不愿下手。直到八月，窦武才从其党羽开刀，准备收捕曹节等人，但计划泄漏，曹节、王甫等抢先行动，占据皇宫，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以他们的名义下诏逮捕窦武。窦武召集军队对抗，失败后自杀，陈蕃、刘瑜、冯述等均被杀，刘淑、尹勋等在狱中自杀，他们没有被杀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这是对党人的沉重打击，不仅“三君”身亡，政治势力被扫荡殆尽，而且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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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二年（169年），在中常侍侯览的指使下，山阳郡人朱并首先发难，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死党， “图危社稷” ，灵帝立即下令缉拿归案。大长秋（皇后宫内的主管官员，多由宦官担任）曹节也授意有关部门上报，将“钩党者”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 14岁的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 ”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 ”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 ”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其余的党人有的已在此前死亡，有的闻风逃亡。一些人趁机泄私愤，将仇家列为党人。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图搞扩大化，以至根本与党人无关的人也遭祸害。因此而被杀、被关、被逼逃亡的有六七百人，受到牵连的更不计其数。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言词相当激烈。灵帝大怒，立即命令将曹鸾用囚车押解进京，送监狱活活打死。又下令各地清查党人的学生、下属和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一律免职管制，处罚范围扩大到他们的五服之内。光和二年（179年），上禄县长和海提出：按照礼法，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如果已经分居，就属于疏族，党人株连五服以内不妥当。灵帝才将追究范围限于三代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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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党锢时间长了，人们的怨气很大。如果一直不予宽大赦免，这些人与张角合谋，叛乱会越闹越大，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灵帝才感到害怕，就对党人实行大赦，将被流放的家属放回故乡。历时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运动至此结束，但东汉王朝的最终崩溃也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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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少有选择主子的自由，成功了就是王侯将相，失败了也咎由自取，至少过了一下实现自身价值的瘾。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虽然最后被扔进了油锅，但他毕竟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事迹，因此至死不悔。生在治世的知识分子可以安享圣君贤臣的恩泽，循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碰到“稽古右文”的皇帝，还有机会参加国家大型文化项目，不但无衣食之忧，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可惜中国历史上大多是不治不乱之世，就像党人们所处的时代那样，知识分子就只能挤在成名和做官的独木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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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

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忍受腐刑的奇耻大辱，而不是一死了之，要不怎能写成《史记》？东汉末年的蔡邕是在董卓威逼下才出仕的，但在董卓被杀后居然会表现出对他的同情，原因就在于董卓对他的尊重和为他编撰汉史提供了条件。所以他临死还要哀求王允，愿意接受黥面（在面上刺字）、刖足（砍去脚）的刑罚，留他一命，以便编完汉史。另一方面，一些人不惜以生命（甚至全家和亲友们的生命）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代价。党锢案中不乏自投罗网的人，还有的人根本没有列入党人名单，竟主动要求补入。他们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精神上却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明朝皇帝以廷杖对付敢提意见的官员，常常有人被当场打死，被视为对士大夫莫大的侮辱。对这样的待遇，天下士人竟会“羡之若登仙” ，甚至会有人主动争取。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无法理解，但这是千百年来的事实。而党锢之祸就是其中的第一篇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