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陷天京后为防曾国藩尾大不掉，慈禧重拳出击，招招打在要害上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捷报传到京城时，举朝震惊，大清的心腹之患终于被解除了。但慈禧和满洲贵族们没高兴多久，便发现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手握军政大权的地方督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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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全国总督有八缺旗人占二，十五缺巡抚旗人无一人。这些地方督抚中，又大多是湘军集团将领，因此曾国藩成了地方最有实力的军政集团首脑。更让朝廷担忧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手里握有重兵，多则十万，少则六七万。一旦他们有异心，那么这二十多万军队将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满洲贵族赶出关外。

不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火眼金睛，她看出了湘军集团内部的猫腻。李鸿章的淮军当时资历尚浅，左宗棠和沈葆桢对曾国藩又有隔阂，他们都不可能有大作为。如此一来，朝廷只要将全部的力量对准曾国藩兄弟，便可解除眼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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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布下了一张大网，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除曾国藩的威胁。咸丰在世时，眼看太平军泛滥却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许下了“有能克服金陵者，可封郡王”的诺言。当然，咸丰说这话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最后收复金陵的会是汉人，会是曾国藩。咸丰去世后，满洲贵族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只是封了曾国藩一等侯的爵位，这也是从爵位上来限制曾国藩的实力。

同时，朝廷在军事上也暗中进行部署，对曾国藩加以防范。自咸丰五年后，朝廷就命湖广总督官文虎踞长江上游的武昌，自上而下地监视逐渐控制东南各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虽然说官文其人不堪大用，但在当时无满人可用的情况下，官文还是得了便宜，其后还连连升迁，最后官居文华殿大学士。

而同治三年时，曾国藩不过是个协办大学士，同治六年才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到死也没有升到文华殿大学士，仅以稍次的武英殿大学士而告终。从曾、官两人的对比来看，就能体会出朝廷的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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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文外，朝廷又让都兴阿、富明先后任江宁将军，统帅冯子材等军，驻扎在扬州、镇江一带，僧格林沁率满蒙马队及陈国瑞等军驻扎在皖北一带，形成对曾国藩湘军的包围之势。以军事形成包围圈这只不过是朝廷的一手，另外一手便是开始削弱曾国藩湘军的力量。

为此，朝廷以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对曾氏兄弟步步紧逼，命令曾国藩追查与严惩放走幼天王的官员，并警告曾国荃等湘军将领，不要居功自傲。曾国荃早在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就被实授浙江巡抚，而到了收复金陵后，朝廷便不让他赴任，也不准他单独奏事。

朝廷的用心，以曾国藩的智慧岂能不知，稍有不慎将难免兔死狗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湘军很多将领劝说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向来没有自立之志，更何况即便是自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朝廷的步步紧逼之下，曾国藩不得不迅速裁军，自剪羽翼，并让曾国荃回籍养病，以消除朝廷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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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是深谙权术之人，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她见曾国藩已经驯服，就不再追查天京窖金和放走幼天王的责任，也没有批准左宗棠、沈葆桢将幼天王、洪仁轩押送京师的奏请，而是下令在南昌就地处死，免得曾国藩过于难堪。

慈禧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虽然恢复了太平天国之前极端的专制制度，但却无法收回失落到地方督抚手中的权力，也无法改变整个权力构成上内轻外重的格局。说的直白一点，就算慈禧能将曾国藩打倒在地，可她同样无法消除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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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慈禧采用的手段还是大搞平衡之术，一是分化曾国藩集团，孤立和压抑曾国藩及其至亲密友，二是动员这个集团以外的力量，即采用朝中清流来抑制地方督抚。事实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慈禧的这个手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在当时内轻外重的形势下，朝廷所能得到的最好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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