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都打到城下了，崇祯为何还下不了决心诏令吴三桂回师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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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八日，李自军大军攻下山西首府太原。

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 。鉴于迁都的事行不通，崇祯另想到了另一个法子：调山海关的将士防堵李自成。李明睿却告诫道：“山海关的士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 ”

崇祯两手一摊，叹气道：“这个时候士兵还在山海关，大将都在边境，就算调，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调得来的，奈何？”

他想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但这时明廷无饷， “内帑如洗，一毫无措” ，而“民穷财尽” 。 “ ，招兵之议，只有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起用已经退休赋闲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提督御营，调他“入京协守” 。吴襄领旨后，遂于这年正月初携家眷进京。

调吴襄进京，授以要职，究其原意，无非是笼络好吴三桂，让其感恩守土，同时，也可通过掌握吴襄，以之为人质，断绝吴三桂降清的心思。

现在，看到了吴襄，崇祯不禁眼前一亮。既然关内的明军难以抵挡流民军的进攻，关上的兵又不可调，那么，关外的辽兵呢？关外的辽兵如何？

关外的辽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充当救火队员了，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崇祯五年（1632年）的“孔有德之乱”等等重大事件里，都闪现着关外辽兵的影子，且都是在关外辽兵的出现后才取得了胜利。

而且，两年前吴三桂入援驱逐走清军“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呢。

除了关外辽兵能战之外，他也觉得年轻的吴三桂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旦调其入京，说不定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于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正式向大臣们提出这个想法，征询大家的意见。

在他看来，这应该是能够解除京师危机的唯一可行之法了，大臣的反应应该是一致支持的。

可是，他错了。

他的设想一经抛出，在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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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纷纷反对。因为，谁都知道，把吴三桂及其关外辽兵调入京师，就等于是把宁远拱手相让给清兵，而等京师的危险解决了，秋后算账，赞成调吴三桂的人到时不免落下“弃地”的罪责。

首辅陈演掷地有声地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的士兵万不可调。 ” 。

崇祯急了，只好硬着头皮强调只调吴三桂和他手下的五千精兵，剩下的兵马原地不动，并没有完全放弃宁远。

为了尽快通过此议，他语气极不满意地责备各阁臣说：“像这样重大的军机要事应该早作定夺，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不能互相推诿，延缓误事。 ”

首辅陈演想了想，先表示赞同赞崇祯的话，说：“与关宁比较起来，的确是京师的情况紧急。 ”但紧跟着，话锋一转，说：“吴三桂的五千精兵深为清军所畏，不单单宁远依靠这五千兵镇守，山海关也依靠这五千兵把守。有这五千兵在宁远，人心自壮。一旦调回，剩下分守在各城堡的兵将，势必解体。 ”接着，又说：“臣生性愚钝，担当不了大事，不能乱出点子，一切还是圣上自己作主。 ”将崇祯的话驳回。

崇祯气得干瞪眼。

新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补了一句：“吴三桂到底是调还是不调，就看宁远到底是放弃还是不放弃，两言而决。 ”

崇祯看着他，希望他能“两言而决” ，拿出个最终方案。可是他的嘴却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紧紧的，再也不说一个字。

崇祯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强调说：“收回守土的成效，建造荡寇大功，虽然属于下策，但也是万不得已啊。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应该说，崇祯这是在表态了，可陈演还嫌不够明确，他不肯承担责任，不敢往上踢皮球了，却又往下踢，他召集阁臣们开会，坚定不移地要找一个肯承担责任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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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些阁臣哪一个不是人精？

一个个都玩起太极推手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不说“调兵”两字。会议议了好几天，就是议不出一个明解的结论。到最后，陈演向崇祯汇报的结果是：阁臣不肯承担责任，就让督、抚、镇等各级官员来承担。

崇祯只好下达谕旨向边镇各督抚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这么一来，日子就一天天的过去了。偏偏，很多督抚也不肯承担“弃地”的责任，都在考虑和拖延中。

三月初，李自成大军兵临宣府城下，而宣府距京师不过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形势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

蓟辽总督王永吉和顺天巡抚杨鹗以两人的名义给崇祯写了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一个有担当的了。崇祯激动异常，把王永吉的奏疏遍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可边镇督抚中，就只这两个人赞成撤兵入关，声音未免太小了。陈演、魏澡德唯唯诺诺，仍不敢表示意见，只是推托说：“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 ”

改日，崇祯看陈、魏不能任事，便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再议调宁远兵之事。

吴麟征当即出列提议：六科道臣共同署名。但六科道臣却相互推诿，谁也不肯举笔。吴麟征悲愤交加，独自署名，将议撤宁远的奏疏交呈崇祯。可惜，和王永吉、杨鹗二人一样，吴麟征的声音太弱小了。

群臣们仍不敢下决策。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迫，陈、魏等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吴襄现在就在京师，撤宁远与否，不妨问问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意见。

他们建议崇祯召见吴襄，征求他的意见。

于是，二月十二日，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他对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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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的回答铿锵有力，他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急眼了，知他是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不敢说真话，便安慰他说：“都是为国家大计，又不是说你父子要弃地。 ”顿了顿，问：“闯贼来势凶猛紧迫，你觉得你的儿子吴三桂能扭转战局吗？”

吴襄大言炎炎地说：“臣猜测，闯贼远据在秦晋二地，未必敢来，真要来了，就让我做先锋好了。是李自成自己要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失声笑道：“闯贼已有百万之众，你说得倒轻巧！”

吴襄解释说：“闯贼声称百万，实际上不不过数万人罢了，全是乌合之众！”

吴襄认为闯军全是乌合之众，虽名百万，实不堪一击，脑子里想的是流民军揭竿之初无组织、无纪律、装备差、武器落后的状态，不错，十年前，这个状态下的流民军就常常被曹文诏、左良玉、卢象升撵着屁股打，那个时候，数十个或上百个政府正规军就可以追着几千几万的流民军打，可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壮大，现在的闯军已非复当日的流民军了，时势已异，吴襄在家中养老弄孙，哪知这巨大变化？

看他吹得神乎其神，崇祯便问：“你父子到底有多少兵马？”

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该万死！臣手头上的兵按花册算有八万人，实际上只有三万余人。 ”

虚报军额，冒领军饷，这在平时该拉出去砍头了。但这会儿顾不上了。

崇祯只是淡淡地问：“你这三万人都是骁勇敢战之士吗？”

吴襄说：“如果说三万人都是骁勇敢战之士，成功哪里用等到今日？臣可用的兵不过三千人。 ”

崇祯大奇，问：“三千人何以挡贼百万？”

吴襄得意非凡地说：“这三千人不是普通的士兵，都是臣吴襄的儿子，臣子吴三桂的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吃的用都都相当简单，这三千人却全都喝美酒吃肥羊；臣所穿的衣服都是普通布料，这三千人却都穿凌罗绸缎，所以，臣能得其拼死效力。 ”

既然这样，崇祯又问：“你这三千人需要多少军饷？”

“百万！”吴襄报出了一个天文数字。

崇祯周身一震，惊呼道：“就算是三万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军饷！”

“百万还是往少里说。这三千人在关外，都有数百亩庄田，现在要他们放弃关外入关内，没有百万金怎么安置他们，又怎么指望他们在战场上出死力！”吴襄夸夸其谈道。

动用这三万兵，就要耗费百万两的军饷，崇祯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句：“国库只有七万金，搜尽一切金银什物，也只能补凑二三十万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