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个版本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

本文原始标题：学术丨两个版本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与高士奇的追摹

正在上海博物馆“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展出了董其昌的一幅山水手卷《烟江叠嶂图》。此画可以说是董其昌的山水画代表作之一，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着一件“一模一样”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并在2016年的董其昌大展中展出。

尽管目前学术上尚未公认上博本一定真，台北故宫本一定假，但正如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所说， “此次特意将《烟江叠嶂图》拿出来展览，是为了增强展览的学术联动性，提供同时观摩的机会。 ”从《松江诗钞》的点校整理中找到了有关高士奇临摹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的记载——而台北本上也正有高士奇题跋，这或许为拨开这两卷的真伪迷雾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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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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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上海博物馆藏），卷后有苏轼题诗。大约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想象其意，作《烟江叠嶂图》” ，卷首有董其昌书录苏轼题诗，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题记。

非常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古代绘画中，均有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两者质地、尺寸、构图、题识，竟然基本一致。台北本有高士奇题跋，上博本有沈树镛题跋，互不相见。在199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中，钟银兰老师已经撰文，对其进行了辨伪。她从画作本身的用笔线条、墨色气韵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笔墨自然流畅，为董其昌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笔力滞弱、用墨乏神，为临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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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2016年1月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 ，展出了院藏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紧接着的1月28日，上海博物馆“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 ，也展出了曾为吴湖帆旧藏的馆藏同名画卷。于是关于两者辨伪的这个问题，又重新进入了书画鉴赏界的视野。

正如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先生指出， “此次特意将《烟江叠嶂图》拿出来展览，是为了增强展览的学术联动性，提供同时观摩的机会。 ”尽管目前学术上尚未明确认定上博本一定真，台北故宫本一定假，两件画都有拥护者，但两幅作品同时为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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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诜《烟江叠嶂图》后苏轼的题跋

近期，松江区博物馆在对姜兆翀《松江诗钞》进行标点整理的过程中，于第十四卷内发现王鸿绪所作诗一首，恰好是涉及董其昌的这幅《烟江叠嶂图》。颇有必要将其公之于众，以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这首诗的诗题，是《高澹人摹董其昌画烟江叠嶂图和东坡歌行相赠漫次原韵》。高澹人，就是江村高士奇。诗题所提供的信息，就是高士奇曾经临摹过董其昌的《烟江叠嶂图》，并和苏轼题诗，王鸿绪亦作诗唱答。高士奇的这首诗，见于台北本高氏本人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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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王鸿绪号横云山人，检《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横云山人集》，其第十四卷《谷口集》即收有此诗，但诗题作“余家旧藏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己巳春宫詹高澹人扈跸舟中，余出此卷相玩赏，殆澹人旋都作书贻之，庚午夏日澹人摹董画和东坡歌行相赠漫次原韵” 。可见《松江诗钞》的诗题，其实是截取部分，并非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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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由《谷口集》诗题可知，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真迹为王鸿绪收藏。诗中提到：“余藏兹卷吝莫出，如龙抱珠潜深川” ，可知王鸿绪对于董其昌此画，是秘不示人。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1689年）春天，高士奇随清圣祖南巡。王鸿绪从松江出发，北上迎驾，与高士奇相会于舟次。王拿出秘藏宝物——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与既是姻亲又是政界老友的高士奇，一起心赏神鉴。等到高士奇随圣祖南巡结束回京后，王鸿绪将此真迹，邮送高士奇。次年夏天，高士奇以临摹之作回赠，王鸿绪作诗相答。此诗最末一句“感君赠我琼瑶重，三复难赓白雪篇” ，即是明证。但从“赠我琼瑶重”的表述来看，似乎原作也一并回归，再度为王鸿绪收藏。这就是当时有关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真迹归属及摹本来历的完整记录。王鸿绪在庚午年（1690年）夏天以后，实际收藏了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真迹和高士奇摹本的两个卷子。

诗中提到：“巳春天子东巡狩，吾友扈跸金焦前。江山苍翠妙人画，抚卷举酒酬江天。今君归来通六法，迥与王董争清妍。愧余画理渺河汉，手钝只合耕山田。 ”说明高、王两位，是在镇江碰头、相聚赏画。而且高士奇的摹本，被王鸿绪推许为可以和王诜、董其昌的原作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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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奇像

但《松江诗钞》的诗题之下，有姜兆翀所作按语，称：“案横云家藏其昌是图，己巳春澹人扈跸来江南，横云迎銮，晤于舟次，出以赏玩，因而唱和。后此图于甲戌召还京时，进呈” 。对比《谷口集》诗题，可知姜兆翀按语，也是截取了王鸿绪原作诗题，但其表述容易使人产生此诗作于高、王两人镇江相会之时的误解。姜兆翀按语所提供的新信息，就是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1694年）王鸿绪奉诏还京修书，将董其昌此图真迹进献圣祖。按王士祯《香祖笔记》，其家藏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卷后有米元章书东坡长句。 “康熙癸未（1703年）三月，万寿节。九卿皆进古书、书画为寿，此卷蒙纳入府。传旨云：‘向来进御，凡画概无收者。此卷画后米字甚佳，故特纳之。仍谕知。 ’”如姜兆翀按语所揭，王鸿绪献画更在其前。也许是因为画上有董其昌字的缘故，而破例收纳。也有可能是按语所记，仅是浑言始末，献画未必就在甲戌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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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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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版《烟江叠嶂图》局部

《松江诗钞》的序言，写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诗钞》凡例，则署十四年。可见姜兆翀关于王鸿绪献画的按语，应当是乾隆、嘉庆年间松江士人所熟知的事情。但咸丰十一年（1861年）川沙太史沈树镛所作题跋，称“（《烟江叠嶂图》）向为我松董氏世宝。每至郡城，必从请观，而珍秘殊甚，不轻示人” ，已经与姜兆翀按语所表述的情形，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否又表明，按照沈太史所掌握的情况，董氏也藏有一本《烟江叠嶂图》呢？这也是需要继续做一辨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王家后人和沈太史做交易时，共同约定好的，为了隐讳事实，避免和献画一事冲突，同时为了体现真迹价值，而编造出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