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1978年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我的高考1978年

来源 | 《百年潮》2017年6期

作者 | 王大庆

我的高考1978年// //

1978年，辍学10年、只有初一文化程度的我鼓起勇气走上考场。

本来，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拂面而来的高考春风就已吹绿了我这颗枯死多年的学子之心，但是我的基础知识底子太差。记得当时媒体公布恢复高考制度时是10月，而考试是于一个月后进行。因而，当父亲把恢复高考制度、初中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告诉我时，我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取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入大学模式，高考平等竞争，深造有望；惶恐的是靠一个月时间复习考上大学对我这个1968届初中生來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看着父亲充满期望的眼神，我决定立马开始复习，参加1978年的高考。父亲一直盼望着我将来有出息，刚上初中时，他常常抚摸我的头，关爱地说：“庆儿，要好好念书，咱们这个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一个中学生，你将来如果能念上大学，咱们脸上可风光多哩！”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碾碎了父亲的梦想。现在机会来了，虽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就不能放弃。那时候，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

我抖擞精神，重拾荒废了十年的课本。可寻遍家里的旮旮旯旯，竟未找到一册课本。在那个年代，它们早已进了废品收购站。于是，当时的废品收购站成了“藏宝”之地，知青们纷纷来到这里，挖掘中学课本，一本高中数学书，竟有人出价五元回收。我寻遍大小废品收购站，仅找到一本初二数学书和一本初中地理书。没办法，只有一边和同考的知青互通有无，一边托人到外地大城市买复习资料。那时不像现在复习资料丰富繁多，要买一套复习资料相当难。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亲戚，等了好几个月，才弄回一套复习资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通过死记硬背复习还能有点效果，数学可就不行了。我上初中时只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都没有学过，不知道该怎么复习。有时花半天时间也解不开一道数学题，心里很着急。去问同考的知青，有的说解不出，有的说我笨，不愿在我身上费时间。没办法，遇到解不开的数学题，我只好步行十多里路到公社请教中学的沈老师。还好，每每深夜，我小心翼翼地敲开沈老师的门，他都起床，不厌其烦地辅导我。有时我带去的难题多，沈老师讲完，就快天亮了，他就让我躺上一会儿，早上让我吃完饭再走。

1978年4月初，高考继续举行的消息又一次传来，我很振奋。 6日，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 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这在我们报考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能考上大学，我白天照常下田苦工分挣口粮钱，晚上挑灯夜读，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觉。大年初一也不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啃书本。

终于到了1978年的初夏，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我复习的知识也日趋巩固。高考前一天，我想轻轻松松上阵，便到台城浴室洗了个澡。也许是多日的劳累，抑或是用脑过度，我从浴池起身时，突然头晕起来，接着扑倒在地上……等我醒来时，看到擦背的刘师傅。见我醒来，刘师傅松了一口气，说：“刚才你头跌破了，流了不少血，你赶快把衣服穿好，我帮你去喊家里人，送你到医院，不要引起破伤风。 ”

在医院，医生在我额头上缝了八针，用纱布一层又一层地裹好后，又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针，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养伤。父亲也一再关照我第二天不要去参加高考了。我也想过放弃，可第二天早晨，我还是坚持从床上爬起来，决定去参加考试，不然我心不甘。母亲心疼地责怪我为了高考不要命，这样子去考试就能考上？我无言，我只知道任何事只要努力了就无憾。

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我头裹纱布与全国600多万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一起走进考场。

因我下放的地点在城郊，就归入县城安排的学校考场。当时考生很多，县城所有学校的考场安排得满满的。记得那年的语文试卷第一题是加标点，作文题目是将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2000多字的政论文缩写成600字，要求突出原文中心，准确反映原文观点。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一直准备的是记叙文和论说文，因而考试时有些紧张。数学是我的软肋，除了会做一些初中的对数、指数、平面几何证明外，其余的解析几何、三角函数方程等我一窍不通。历史倒是得心应手，因为平时我最爱看历史书，第一题是20分的填充题，我一分未失，最后一道12分的问答题，我很快就写出答案。

虽然我复习很刻苦，但由于文化基础一时补不上来，最终以5.5分之差落榜。其中语文61.5分、政治63分、地理60分、历史86分，数学只得了24分，总分294.5分。这5.5分的差距使我再也无缘进普通高校的大门。因为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高考为照顾知青考生，年龄放宽到30周岁。从1979年开始年龄限制在25周岁。而1978年我已经25周岁，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以后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张《一九七八年高考准考证》和《一九七八年报考高校考生统考成绩通知书》，纸张虽有些泛黄，但字迹仍十分清晰。《通知书》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按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考得好的考生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有可能参加体检，但需进一步确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被录取的，愉快地走进新的学习环境；没被录取的，也要愉快地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在各自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考得差的考生要不气馁、不自卑，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坚持自学，继续前进。

我正是按照《通知书》的要求，不气馁、不自卑，坚持继续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终于在1983年以高分考入中央电大经济系，圆了迟来的大学梦。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