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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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研究（三）

兰天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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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宣州知州的群体作为与类型研究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宋代宣州知州群体进行分类：一是依据历史典籍，依据历史典籍则是历代史料对于这一群体的分类，例如各种正史、地方志等传中的记载和评价。二是一定的理论依据，理论依据则主要以各朝考核官吏日常政绩的考核制度。例如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 。三是基于宣州这一地区自身的特点分类，进而辅之以正史中的考课制度，这样既可以突出治宣的特殊性、又能表现出宣州知州这一群体在宋代知州的选拨、任用上的特点，及宋代历史背景下的地方社会各方面的转变。下面分别从勤政为民，忠君为国，击寇抗金，治水救灾，吏能善治五个方面，对宋代宣州知州进行类型分析：

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类型分析表

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研究（三）// //

一、勤政为民的宋代宣州知州

（一）刘安节

刘安节(1068—1116) ，字元承，永嘉县人，登元符三年（1100）进士。初师从程颐游，与弟刘安石齐名，继承了程颐的诸多政治思想。元丰年间，刘安节与其弟刘安上两人俱被列入“元丰永嘉九先生” ，刘安节称大刘先生。为官之初，任越州诸暨主簿，后转任河东提学司管勾文字。因为当时宰相的推荐，奉召对答于便殿，进言东宫宜择官属，并向皇帝谈论奢俭及君子小人和同之异，得到皇帝的嘉奖，担任监察御史，在这期间决大狱，多所平反，得到为官勤政正直的评价。于是升任起居郎、太常少卿，后因言事得罪宦官，谪知饶州，为官地方，当时饶州正闹饥荒，刘安节以民食为重，防止摊派军粮到老百姓身上，并且购粮救济灾民。在离任饶州时数千人遮道泣留，赞为范仲淹任州官后之第一人。在为官地方时，刘安节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治理州郡，在任御史时，决大狱，多所平反，为官正直，留下为政嘉誉。

刘安节以右史出知宣州，在宣州任上，谨程式，不事刑威，在处理各种案件上，不是依靠刑法威服百姓，而是按照依法定的程序办事，以公平公正做到让老百姓信服。在处理地方官员的关系上，刘安节做到“以遇下有礼，人咸乐为用”的局面，无论贵贱大小，都诚心对待下属，即使下属有违背自己的行政行为，亦不轻易迁怒于他人，州中的猾胥至相戒曰：“神可欺，公不可欺。 ”在移知宣州前离开饶州时，州人皆称自范文正后惟吾刘公而已。

由于宣州位于丘陵地区，夏季经常爆发洪水，刘安节在宣州知州任上，时值水患，他派遣下属官兵分别去赈灾，乘舟船救落水民众，并且亲自在基层督导日夜不休的抗洪救灾，得以幸存的百姓几千人。而且当时附近州县同时发生水灾，远近地区的流民数万人都涌进宣州城内，刘安节开仓赈济灾民，并收容难民于佛寺之中，没有一个百姓在宣州流离失所。政和六年(1116) ，宣州疫病流行，积极设法拯救百姓，刘安节亲自延请名医，过问药物的使用情况，刘安节又延请名医买药治病，先后“赖安节全活以万计” ，最终刘安节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宣州知州任上，宣州百姓“痛慕焉” 。在宣州任上的众多行政作为中，刘安节面对灾情都以民众生命存活为第一要务，心忧百姓安危，在知州任内因劳累过度，自己也染上疫病，卒于任上，年仅四十九岁，恩荫其子刘诚一官，宣州百姓设祠祭拜。刘安节著有《左史集》四卷传于世。

后世评价刘安节“公天姿近道，而敏于学问，其所趋尚非世俗，所谓学者尝从当世贤，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发其材沉涵熟复存，心养性从之” 。当时邹公浩以右正言获罪，刘安节与他交往甚厚，于是和一些官员为邹公浩送行饯别，朝廷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震怒追察十分严厉，参与送行的官员都人惴恐万分，唯独刘安节泰然自若，既而宋哲宗察其无他，下诏赦免，而刘安节又自若无他，可见刘安节为人做官的光明磊落，成为宋代儒家士大夫的楷模。 “常曰尧舜之道，不过孝悌，天下之理，有一无二，乃若异端，则有间断矣” ，刘安节经常与朋友悠游山水，畅谈为政做人得失，当别人赞扬他的长处时，刘安节却很不高兴，说他的短处时却虚心请教，该如何采取措施改善。在饶州和宣州期间，所治二州，刘安节“专以仁义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讼委曲，训戒之” 。从刘安节在宣州知州任上的作为，可以充分体现宋代知州士大夫“以天下为重，以百姓为忧”的政治理念，勤政为民的政治作为，关心民生，以民为本，至此在宣州民众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刘安节鞠躬尽瘁的一生，并葬于宣州，宣州民众长久设祠祭拜。

（二）贾易

贾易，字明叔，宋无为县人，师从程伊川，嘉祐六年(1061)进士，初入仕途派至常州任司法参军。元祐年初，贾易担任太常丞兵部员外郎，徙官至左司谏，而后，外调怀州任千御史，历任地方提点江东刑狱、殿中侍御史和提点淮东刑狱等职，主管决狱之事，公正廉明，得民众称赞，升任侍御史出知宣州，在宣州知州任上，积极上奏直指弊政，后移知苏州和徐州两州知州。宋徽宗即位后，贾易先后任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改任刑部侍郎，历工部、吏部；以宝文阁待制，出任邓州州官，七十二岁卒，谥文肃。作为宋代一代名臣，贾易不仅勤政为民，而且其孝悌的事迹曾作为共和国教课书的素材而被广泛知晓。贾易之所以被罢知宣州，也正是由于他为国为民敢于直言上谏而得罪权臣，触犯了一些政治集团的利益。到地方任职，地方知州的经历更加让贾易深切的了解国情民情，对国家的问题有了自己更为直观的认识。

在宋徽宗期间，贾易多次上书言事，对当时的朝廷指出一系列的政治弊病所在，得罪权臣，被罢知宣州。其上书所言的问题均体现出其作为士大夫的勤政为民之精神，在他被罢知宣州前，贾易上书曰：“天下大势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故人主聪明壅蔽，下情不得上达；邪正无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党日进。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故治道不成，万事隳废，恶吏市奸而自得，良民受弊而无告；愁叹不平之气，充溢宇宙，以干阴阳之和。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无及时预备之计，衣食之源日蹙；无事之时尚犹有患，不幸仓卒多事，则狼狈穷迫而祸败至矣。四曰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故士君子无可用之实，而愚不肖充牣于朝；污合苟容之俗滋长，背上欺君之风益扇，士气浸弱，将谁与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为是，以黑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劝，僇之以显罚而不加惧，徼利苟免之奸，冒货犯义之俗，将何所不有。 ”

他从五个方面提出朝廷存在的弊病：一、“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 ” 指出官场欺上瞒下的风气，亟需整治官员风气作为。二、“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 ” 批评一些官员政事苟且不作为，在其官不积极为国为民办事，敷衍塞责，缺乏官员的责任之感。三、“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 ” 政府经费不充足，而不积极谋求增加政府经费的收入的途径。四、“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 ” 政府人才缺乏，地方上的办学教育欠缺正确的方法。五、“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 在办理刑事和民事案件过程中，缺乏公正，让百姓民心丧失，为国家之危。又言：“今二圣焦劳念治，而天下之势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忧。是犹寝于积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为安，可不畏乎？然则欲知毁誉真伪之情，则莫若明目达聪，使下无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责，则莫若询事考言，循名责实。欲生财不逆其道，则莫若敦本业而抑末作，崇俭约而戒奢僭。欲教养必以其方，则莫若广详延之路，厉廉耻之节，使公卿大臣各举所知，召对延问，以观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罢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则莫若赏以劝善，刑以惩恶，不以亲疏贵贱为之轻重。则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为矣。 ”

贾易其上书所言的几点意见虽然颇为切中时弊，直指问题，却都是当时朝廷老生常谈的话题，贾易志于抵厄时事，无他奇画，并没有什么个人政治需求，都是为维护宋王朝和国家的肯直之言，但正是这样老生常谈的言辞也得罪了权臣而被罢为宣州知州。

贾易与苏轼在政治上多有矛盾，但都是以国家为重的考量，议政大臣并不认同贾易的政治行为，最终出知宣州。梳理其与苏轼的分歧，可以发现，在苏轼守杭州期间，向皇帝诉浙西灾涝导致百姓生活十分困苦，贾易率其僚臣杨畏、安鼎论苏轼之罪曰：“姑息邀誉，眩惑朝听，乞加考实。 ” 当皇帝的诏书下达后，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以谓正宜阔略不问，以活百姓” 。之后贾易又进言说：“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 ，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蚤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 ” 多次对苏轼的任职作为进行指责， “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议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 ”

正是由于贾易与苏轼在政治上的分歧矛盾，导致政治上的倾轧，贾易的政治处境，逐渐更加不利，被迫出知宣州，转任地方官员，远离朝廷的纷争。在宣州任上，贾易曾撰有《宣州谢上表》上于皇帝，在上任表中可以看到贾易对这次出任宣州的感悟之言，曰：“信而后谏，愧无平仲之言，罪不容诛，误脱成汤之网，屈严科而赋命，畀善地以宁亲。圣泽隆宽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报何从。 ?念臣蔽蒙之人，迂阔于事，以直道为敬天之实，以诡情为骇俗之非，杀其身有益于君行之无悔，见其利不顾其义死莫敢为。知万折而必东，故三已而无愠，汲黯之戆宁免世嫌子文之忠盖出天性，服两宫之知遇，稍希八彦之激昂。故有横逆之来曾无左右之，口欲清而愈浊，外无正而不行，独伤忠敬之难明，亟比欺诬之重，坐既免投于荒裔，仍择处于近藩风俗休戚在所渐摩朝夕， ?甘得其顺适道固隆于善贷恩尤着于曲成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听德惟聦使臣以礼兼洪覆无私之运，均大明徧照之神谓好言利病者，有区区忧国之心，谓不事权贵者，非汲汲谋身之辈，方免官而从众，竟薄责以劝忠臣，敢不敬体，惠慈退加修省，凡正心而诚意，必明辨而笃行，金石可磨厎?子臧之，逹节死生不变，庶几徐邈之有，常殚夙夜治民之劳，全始终报上之志。 ” 在文表中，贾易自己的进言并不后悔，表达了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即使“杀其身有益于君行之无悔，见其利不顾其义死莫敢为”的忠君之心，贾易以“区区忧国之心，谓不事权贵者，非汲汲谋身之辈，方免官而从众”的忧国情怀，不随波逐流的政治风格，都显现出贾易的老当益壮，拳拳报国之心。

从宣州卸任后，贾易担任了京西转运副使，徙官至苏州和徐州的知州，加直秘阁。元符年中，累次谪迁至保静军行军司马一职，邵州安置的结果。宋徽宗即位，召贾易任太常少卿，进官为右谏议大夫，但陈次升论贾易曾经为曾布客，改任权刑部侍郎，历工部和吏部等职，后以宝文阁待制知邓州，终寻入党籍。贾易自以儒者士大夫的精神，不闲法令，每岁议狱，都以是否符合民心民情为标准，巩固国家基础的是民心，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 ” 在治理地方时州郡皆称平。但在政治上与苏轼等官员多有分歧，与吕公著交往甚厚。元祐初，为太常丞、兵部员外郎，迁左司谏时，因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交攻，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并及文彦博、范纯仁，宋宣仁后怒其讦，欲谪之，吕公著救之力，出知怀州。御史言其谢表文过，徙广德军。贾易在政治上并不得意，但他仍据理力争，不避关系厉害，直言上谏得罪了朝廷派系。在忠君上又表现的过于言辞华浮，难得君心的赏识，可谓是代表了当时宋代一大批士大夫官员的政治处境，在进退之间，仍勤政为民。

二、忠君为国的宋代宣州知州

（一）吕好问

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为吕公著之孙，吕希哲之子，出身官宦之家，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南宋初被封东莱郡侯，以荫补官。宋钦宗时（1126）任御史中丞，不久改兵部尚书，建炎元年知宣州。靖康之难后，金人立张邦昌为伪帝，以吕好问为事务官，但吕好问力劝张邦昌迎立康王赵构为帝，主动封存皇宫，后张邦昌被问罪，吕好问也曾多次替张邦昌说公道话，责问李纲说：“王业艰难，正纳污含垢之时，今对诸人绳以峻法，惧者众矣。 ”但最后张邦昌仍被赐死。同时，吕好问与杨时并列当时的道学家，以道家学说为范，素谓“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 。

吕好问在为官的过程中，虽然屡次遭到罢免，但从不疏远政治空间，仍积极参与政事谏言献策为国分忧，为民生操劳。其初入仕途是凭借着皇帝的恩惠封赏补授官职，崇宁初年，追查朋党的事情，吕好问因为是元祐朋党的子弟被废弃不用，后来两次监东岳庙，掌管扬州仪曹。由于，宋徽宗内禅帝位，宋钦宗准备下诏解了党禁，废除新法，尽复祖宗之故，而蔡京党戚根据中外，害其事，政策难以施行。吕好问言：“时之利害，政之阙失，太上皇旨备矣。虽使直言之士抗疏论列，无以过此，愿一一施行之而已。 ” 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发号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载，治效逾邈，良田左右前后，不能推广德意，而陛下过于容养。臣恐淳厚之德，变为颓靡，且今不尽革京、贯等所为，太平无由可致” ，宋钦宗采纳了吕好问的意见。宋钦宗谕之曰：“卿元祐子孙，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向。 ” 在靖康元年，以荐召为左司谏、谏议大夫，擢御史中丞。

在宣州知州上任之前，吕好问不畏强权，积极参与政事，建言献策，多次上疏奏呈言蔡京过失恶行，请求流放蔡京到海外；罢黜一批结党营私的官员以儆效尤；正神宗配飨；褒奖表彰江公望、黄庭坚和任伯雨等官员；除青苗之令；赦免之前元符年间上书被贬黜的一批官员，前后数十次上疏奏呈皇帝。每次奏对，皇帝虽然应该用膳的时间，但仍然让他上奏完他的表章。当边关告急，朝廷大臣不知所措，只知遣使讲和。金人佯攻一些城池而攻略游刃有余，诸将因为和议的缘故，都坚守城池不出战。吕好问进言：“彼名和而实攻，朝廷不谋进兵遣将，何也？请亟集沧、滑、邢、相之戍，以遏奔冲，而列勤王之师于畿邑，以卫京城。 ” 奏疏呈上没有被采纳。金人陷真定，攻中山，朝廷上下震骇，廷臣狐疑相顾，仍然以和议为主导意见。吕好问率台属弹劾一些大臣畏懦误国，吕好问却反被迫出知袁州。宋钦宗悯其忠诚国家，让他下迁吏部侍郎。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刻，吕好问在政治上坚定民族立场，我们不难看出在靖康之耻之际，吕好问以自身的政治智慧以及忠君为国的情怀积极保全宋室，在以下几方面均体现了其忠君为国的观念和行为。

第一，当时由于东京陷落，二帝及诸大臣及后宫被俘，金人撤兵北返，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以吕好问为事务官，张邦昌入居都省，吕好问质问张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尔？ ”张邦昌曰：“是何言也？ ”吕好问曰：“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处，宜寓直殿庐，毋令卫士侠陛。敌所遗袍带，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车驾未还，所下文书，不当称圣旨。 ” 于是让吕好问摄门下省。

第二，吕好问虽然领了伪朝的官衔，但仍然行使旧职。当时张邦昌虽然没有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删去过去的年号，惟独吕好问所行文书，仍然称“靖康二年” 。

第三，当北宋旧臣吴开、莫俦请张邦昌诏见金使于紫宸、垂拱殿，吕好问曰：“宫省故吏骤见御正卫，必将愤骇，变且不测，奈何？” 张邦昌矍然制止了此次会见，避免了北宋旧臣与金使的正面冲突与不测。

第四，王时雍议肆赦，吕好问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赦？”乃先赦城中，尽力保全都城百姓。

第五，当时金人密谋以五千骑兵俘获康王赵构，吕好问闻之，立即遣人告诉康王，言：“大王之兵，度能击则邀击之，不然，即宜远避。 ”并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 ”之后又劝说张邦昌曰：“天命人心，皆归大元帅，相公先遣人推戴，则功无在相公右者。若抚机不发，他人声义致讨，悔可追邪？” 于是张邦昌谋划派遣谢克家奉传国玉玺前往大元帅府，吕好问建议须等到金人退去才能派遣出发。

正如所料，金兵不久就需要返回北方，商议留兵用以护卫张邦昌伪朝廷。吕好问曰：“南北异宜，恐北兵不习风土，必不相安。 ” 金人曰：“留一勃堇统之可也。 ” 吕好问曰：“勃堇贵人，有如触发致疾，则负罪益深。 ” 金人撤兵之后，吕好问立即遣使到大元帅府劝进，请元祐太后垂帘，张邦昌易服归太宰位。宋元祐太后自延福宫入听政，宋高宗即位，太后遣吕好问奉手书到行在所，宋高宗慰劳之曰：“宗庙获全，卿之力也。 ” 除尚书右丞。与此同时，丞相李纲和朝廷群臣在都城被攻陷之时不能保持忠节，宋高宗打算都按罪论处。吕好问进言曰：“王业艰难，政宜含垢，绳以峻法，惧者众矣。 ” 侍御史王宾驳论吕好问曾经担任过伪政权的职务，不可以担任新朝官员。宋高宗曰：“邦昌僭号之初，好问募人赍白书，具道京师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劝进。考其心迹，非他人比。 ” 吕好问自觉惭愧，力辞去所授官职，并且言：“邦昌僭号之时，臣若闭门洁身，实不为难。徒以世被国恩，所以受贤者之责，冒围赍书于陛下。 ” 奏疏入，吕好问除资政殿学士，任知宣州、提举洞霄宫。

吕好问觉得自己在此次国难之时，自身未能保全气节，主动上书请辞丞相之职到宣州任知州，作为宋代士大夫阶层进退之间，无不是以国家为重，在宣州任上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军事防御，稳定民心，保全了危难时局的宣州民众，免遭生灵涂炭，稳定了当时江南宣州地区的时局，为宋室的南迁做出了贡献。

吕好问一生的官宦之旅中在宣州知州任上结束了自己的为官生涯。通过梳理吕好问的为官轨迹，可以观察到他的忠君为国的为官之道，积极建言献策，上疏言事，秉持公正的社会责任，心系宋室安危。由于朝廷政治派系纷争， “癸卯尚书右丞吕好问充资政殿学士知宣州，初好问与李纲论事不合，会邓肃奏伪命，臣僚其言事务官颇及好问，侍御史王宾亦上疏极论好问” ，吕好问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知宣州，可以说在当时最紧急的任务是如何维护摇摇欲坠的宋王朝的延续，在宣州任上，吕好问心忧朝廷如何应对北方的金人步步紧逼的军事压力，更多的是在思考，当时金人已经退兵，朝廷大臣认为不再顾虑，武备开始松弛，吕好问进言曰“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今边事经画旬月，不见施设，臣僚奏请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惧也” ，忧国为民之心是这一特殊时期是宋朝官员普遍心理特征，一方面，积极修筑城墙工事防御金兵强盗，维护地方治安稳定。宋建炎三年，吕好问得请给上供钱五万缗付宣州守臣修城，加强防御工事，以抵御金兵，阅数月以工毕，后地方文人周紫芝作《新城赋》，以赞吕好问的筑城举措。另一方面，吕好问在宣州担任知州时还积极发掘当地人才， “李宏，宣城人，宣和初知旌德县，时州郡多故，宏召集乡勇训练有方，建炎间盜张遇寇江上，进逼宣境，知有备不敢犯郡守，吕好问荐其才” ，这是朝廷正是亟需武将人才的时刻，吕好问任知宣州仍不忘为国输才，发掘国家可用之人才。

（二）汪藻

汪藻（1079～1154），北宋末、南宋初文学家。字彦章，号浮溪，又号龙溪，饶州德兴人。汪谷之子。先祖世籍贯婺源，后移居饶州德兴。崇宁二年（1103）进士，任婺州（今浙江金华）观察推官、宣州（今属安徽）教授、著作佐郎、宣州（今属安徽）通判等职。宋徽宗亲制“居臣庆会阁诗” ，下令群臣献诗，汪藻一人独领风骚，与胡伸俱有文名，时称“江左二宝” 。汪藻素与王黼不和，提点江州太平观，终王黼之世均不得用，与中国古代众多文学上的大家人物相似，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孕育出他文学上的才华。宋钦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再迁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绍兴元年(1131) ，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今属浙江) ，后知抚（今属江西）、徽（今安徽歙县）、泉（今属福建）、宣州知州等州。绍兴十三年（1143）罢职居永州（今属湖南），官至显谟阁大学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卒赠端明殿学士。

在地方为官的履历中，汪藻两次到宣州做官，第一次是以宣州教授到任，后升任宣州通判，在宣州多有作为，积极推动宣州的地方教化，兴办州学，此时汪藻的政治轨迹是上升期，而第二次是以宣州知州到任时，则是他为官一路各地方知州的颠沛之旅，不再有朝堂之上群臣献诗，独立风骚的得意之感，在宣州的为官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启迪，在宣州知州任上汪藻多次登临谢朓楼，创作诗文以抒发内心之感，一方面是国家的危亡之忧，无力为国击寇抗金。另一方面是自身的不得意之叹，其忠君为国之心，从诗文中及其积极维护南宋政权的实际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汪藻一生为官清廉， “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 ，《全宋词》录其词4首。

据宋史载“汪藻，幼颖异，入太学，中进士第。调婺州观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迁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 ” 之后汪藻除《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再迁著作佐郎，因为当时王黼与汪藻同舍，素来不合，出通判宣州，提点江州太平观，在任职地方官期间，汪藻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进行文学方面的创作，投闲凡八年，终王黼之世不得用。在宣州知州任上的几年也是汪藻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时间段，之后的国危之际，汪藻更多的是思考如何维护宋室时局，难得有闲暇的时间再进行文学创作了，忧国忧民之心在其诗作中多有体现。宋钦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再迁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靖康之变后，宋高宗登基，召试中书舍人。移驾扬州，汪藻多所论奏抗金措施，宰相黄潜善恶之，于是假借其他事由，免去汪藻官职，降为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观。第二年，复召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给事中，迁兵部待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宋高宗把自用的白团扇赏赐给他，并亲书赠以“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 十字，众人皆艳羡。

汪藻的忠君为国之思想和行为在以下方面多有体现。汪藻常以颜真卿忠于唐室自励，上任宣州知州前，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属时多事，宋高宗的诏令类文书皆出自汪藻之手。汪藻经常谈论诸大将拥重兵，浸成外重之势，并且上呈如何对待将帅者三事的奏疏，后来十年南宋的政局，果如其策，被其言中，高宗对岳飞事件的处理正应证了汪藻的判断。绍兴元年，汪藻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因为颜真卿曾经尽忠唐室在湖州任职，汪藻上奏表章，希望宋高宗下诏赐颜真卿庙以彰显其忠烈的事迹。汪藻以颜真卿忠于唐室自励，希望像颜真卿一样护卫民族国家于危难，又言：“古者有国必有史，古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今逾三十年，无复日历，何以示来世？乞即臣所领州，许臣访寻故家文书，纂集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为日历之备。 ” 宋高宗同意其请求，开史馆，在修撰过程中推崇礼言。后由于郡中人颜经投诉其贪污军粮，于是汪藻被贬秩停官。

当汪藻再次起知抚州时，御史张致远又论汪藻之过，汪藻主动请辞该职。六年，修撰范冲进言：“日历，国之大典，比诏藻纂修，事复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闲复卒前业。 ” 诏赐汪藻又任史馆修撰，听辟属编类。八年，皇帝下旨修书，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凡六百六十五卷。汪藻再次进官，其下属官员鲍延祖、孟处义也都加官升任。后汪藻升显谟阁学士，皇帝遣使赐茶药。寻知徽州，第二年，汪藻徙宣州知州。在宣州知州任上多有作为，为国分忧，朝廷言官论汪藻曾经经常为蔡京之客，于是夺其职居永州，累赦不宥。汪藻于二十四年卒。秦桧死后，复其职，其官恩荫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实录》成书，右仆射汤思退言汪藻曾经纂集诏旨，比修实录，所取十盖七八，深有力于斯文，下诏赠汪藻为端明殿学士。

汪藻在宣州担任知州期间创作的多首诗词作品，从思想上反映了其忠君为国之心。平时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汪藻多次到任宣州地方官，且任职时间较长，在宣州时期是他文学风格的形成期，宣州的厚重文化因素滋养了汪藻的文风，与此同时，汪藻也为宣州文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汪藻早年曾经向徐俯学诗，中年以后又拜韩驹为师，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然而，他的诗风却不沾江西诗派习气而近似苏轼，由于汪藻所处的特殊时代，诗作多触及时事，寄情深远，表达对国家政局的担忧。如《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四首》中：“百年淮海地，回首复成非” 、“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 ”、“只今衰泪眼，那得向君开” ，郁愤至深，似得力于杜甫。汪藻擅长写四六文，南渡初诏令制诰均由他撰写。行文洞达激发，多为时人传诵，被比作陆贽。《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皆是其代表佳作。孙觌序其集时推重他为大手笔，说他“闳丽精深，杰然视天下” 。汪藻撰著，散佚甚多，今传本《浮溪集》三十六卷。

三、击寇抗金的宋代宣州知州

（一）朱胜非

朱胜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宁二年，上舍登第。朱胜非在宣州知州任上时，恰逢金人攻略江南之时，在宣州知州任上积极进行抗金斗争，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以维护宋室为己任。在靖康元年，为东道副总管，权知应天府，当时金人攻东京城，朱胜非突围出城，恰逢韩世忠部将杨进攻破金人一部之敌，朱胜非于是到该部任职巡视军队。第二年，上奏康王言:“南京为艺祖兴王之地，请幸之以图大计” 。康王赵构即位南京，在担任南宋丞相期间，朱胜非因与秦桧不合，前后废居八年，十四年卒，年六十三。有《秀水闲居录》一卷载：“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苗、刘之变，保护圣躬，功居多。既去，力荐张浚。然李纲罢，胜非受黄潜善风旨草制，极言其狂妄。再相，忌赵鼎，鼎宣抚川、陕，欲重使名以制吴玠，胜非曰：元枢出使，岂论此耶？盖因事出鼎而轻其权，人以此少之。 ”

朱胜非在绍兴七年出任宣州知州，在这期间一直坚持抗金事业，反对秦桧的投降政策，在政治上遭到秦桧的打压，被迫出任地方官员，不愿与秦桧同流合污，多次称病闲居在家，又多次被宋高宗起用。期中在绍兴五年(1135) ，朱胜非应诏上书言战守四事，被起用为知湖州，后引疾归。在绍兴七年，朱胜非知宣州，在担任宣州知州期间，积极倡导宣州地方士绅出资支援抗金，采取措施利用地方资源大量修造弓箭等兵器，并将宣州采伐的林木运抵临安用于修葺宫室，同时岳飞等抗金军队过境宣州时犒军迎接，鼓舞士气，为岳飞等将领在宣州、广德地区的七战七捷击破金兀术的多名部将，提供了坚实的后援保障，朱胜非在宣州知州的任上有两年时间，还加强了对宣州境内重要山关隘口的巡防，防范盗贼，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百姓生存，承担了一方知州之责任，后复奉祠。九年，再知湖州。及秦桧为相，朱胜非与秦桧有隙，秦桧得政，后因反对秦桧的作为，朱胜非称病归家，闲居八年，著哲论《闲居录》传世，卒于故里，谥号“忠靖公 ” 。朱胜非两次出相，一生坚持抗金，收复中原，支持岳飞等将领，因与秦桧不合，不得任用闲居于家，作为宋代的士大夫一直不屈的坚持卫国抗金的信念，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朱胜非在出任宣州知州前，一直从事抗金事业。梳理其一生抗金事迹，可以看出朱胜非抗金之志贯穿了他的整个官宦生涯，在宣州的抗金措施可以说是其抗金事业的一部分。靖康元年(1126)任东道副总管，代理应天府，劝进赵构即帝位，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在南京即位，朱胜非任中书舍人兼代理直学士。当时正值草创之际，朱胜非上疏曰：“仁义者天下之大柄，中国持之，则外夷服而诸夏尊；苟失其柄，则不免四夷交侵之患……陛下即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于仁义者之行，不合者置之，则可以攘却四夷绍复大业矣?” 深得宋高宗称赞。面对气势汹汹的金人兵锋，朱胜非临危受命，护国于危难之时，坐镇镇江，控扼金兵退路，保卫宋廷。在建炎三年（1129），金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迷部攻陷天长军。宋高宗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方陆续赶到。金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去。宋高宗逃往杭州，留下朱胜非经营镇江。不久，又任他为控扼使，又授宣奉大夫，后又授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

朱胜非在为官朝廷期间多次直言上谏，直指朝廷弊政。第一，当时总制使钱益升职，朱胜非认为钱任陕西制置使时弃师误国，应封还升迁书，免其职。第二，谏官卫肤敏因指责元祐太后兄弟的儿子被改职，朱胜非认为因外戚故逐谏臣，不足以示天下正道，要求复其职。第三，建炎二年(1128)皇帝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丞。当时宰相子弟荫恩太滥，谏官上疏道：“还在玩竹马游戏时，已经都位在大臣之列，现不可以不戒。 ”朱胜非赞同并对皇上说：“旧制宰执大臣的子弟一律不当堂授现职，只参加铨注，宰执罢政后不治罪，然后推恩。 ”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后由于苗傅、刘正彦叛，朱胜非对此次事件平定处理不当，引咎罢政。

正是由于朱胜非积极的抗金政治立场，得到众多南宋官员的赏识，吕颐浩多次力荐其担任朝廷重要职务。其中在绍兴元年（1131），马进攻陷江州，朱胜非由于赶赴镇压不及时，侍御史沈万求指责九江失守是由胜非赴任太慢所致，被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后在吕颐浩又力举荐之下，朱胜非再次除兼侍读，寻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绍兴二年(1132) ，吕颐浩推荐朱胜非兼任侍读，又督江、淮、荆、浙诸州军事。不久后升尚书右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因母丧去职，重启后为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二次为相，进献《吏部七司赦令格式》180卷。

朱胜非在任南宋丞相期间积极支持抗金力量的发展，并因出师不利而自责请辞，以国家利益为重，并不贪恋权位，心系社稷安危。在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岳飞建议出兵收复襄阳等六郡，恢复中原。在收复建康后，宋高宗召见岳飞，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后岳飞连续上疏建议，乘胜北伐进取襄樊，收复中原，当时任丞相的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全力支持岳飞，宋高宗迫于形势派岳飞率军进行北伐，但规定：只准“收复襄阳府、唐、邓、隋、郢州、信阳六郡” ，敌军“若逃遁出界，不须远追” ， “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 ，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 。规定事毕，大军复回江上屯驻。后遇长期大雨，灾难沉重，军队作战不利，朱胜非以丞相任，多次上书请求免职，并自责十一罪状，皇上后准其奏。朱胜非虽位及丞相，但在此事件中丝毫没有推卸责任，主动承担过失，请辞丞相之职，可见朱胜非的为国责任之心与担当。

（二）梁汝嘉

梁汝嘉(1096—1154) ，字仲谟，丽水人。梁汝嘉年少时聪敏， “以外祖太宰何执中任入官，调中山府司议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进县。守荐其治状，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阁，历官至转运副使。 ” 梁汝嘉在初入仕途便以抗金闻名，在宋建炎初(1127) ，梁汝嘉知常州武进县，时金兵入侵，众官骇散，惟独梁汝嘉浚筑防守，抵御金兵。建炎三年（1129）六月，金兵再次进犯常州，常州县官吏纷纷惊惶逃散，梁汝嘉则领兵民守城，金兵不敢犯。宋高宗闻报嘱大将张浚将其姓名刻于剑上，以备随时调用。九月，因郡守荐升常州通判，加直秘阁。为防金兵侵犯，梁汝嘉带领军民加高加固城墙，疏浚挖深护城河。不久，金兵果然来袭，常州数万民众赖城防保全免难。

梁汝嘉在抗金方面的突出表现得到宋高宗的赏识，当时行在始定临安，而处于动荡的局势之下的临安治安十分混乱，时临安连续发生火灾和盗案，为了能够为定都临安奠定基础，宋高宗命梁汝嘉于绍兴二年（1132）春受命协理临安知府政事。梁汝嘉从三方面整治临安：加强巡防徼，连续破获盗案，盗贼敛迹；健全“火政” ，并以陶瓦易茅舍，火灾亦息。三年，任临安知府，梁汝嘉奉诏修葺治城阙，上至宫室，下至营屯及百司官廨，区处悉有方，临安“始成都邑” ，在临安风绩尤著。

面对岌岌可危的抗金形势，梁汝嘉感激宋高宗知遇之恩，为收复失地直言进谏，奏请分派诸将控扼要害之地；收陕西卫戍部队以巩固四川；请求分兵三路，据守要害、往来策应、留视营寨，使宋军常处于主动地位；又奏请用张浚、韩世忠、岳飞为西府，刘琦守荆南等。梁汝嘉因亲秦桧，为士大夫所薄，曾一度辞官。 “汝嘉素善秦桧，殿中侍御史周葵将按之。汝嘉闻，绐中书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将论君。 ” 林待聘亟告秦桧，徙周葵起居郎。周葵入后省，出疏示林待聘曰：“梁仲谟何其幸也。 ” 林待聘始知为梁汝嘉所卖，士大夫因此看不起梁汝嘉的官品。梁汝嘉请求辞去官职，以宝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观。未几，后梁汝嘉历任知明州、温州、宣州等知州。二十二年（1152）以病辞官归里，以宝文阁学士、右通议大夫致仕。二十三年卒。追赠少师，封缙云郡公，葬于松阳县惠洽乡之原（今属碧湖）。

在宣州期间梁汝嘉秉承抗金之志，采取多项措施：一、在宣州首先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二、筹备南宋军队军需；修葺宣州城城墙；三、招募地方民众，加强训练，充实厢军，支援抗金军队。梁汝嘉在宣州知州任上以抗金闻名多有作为。这与他在多地为官的经历不无关联。在抗金的同时在政治上又因亲秦桧，为士大夫所薄，曾一度辞官，可以说，他在朝廷政治斗争上的旋窝中难以洁身自好，亦有污点。梁汝嘉在当时宋代士大夫群体中并不为人赏识，但他仍然以国家为重，从一些细节中都可以体现他的为国分忧之情。在户部任职时，朝议以国用不足，梁汝嘉积极倡议缩减州县养士余粮以助军需。并且梁汝嘉奏言“学校者，教化之源，不可一日废” ，为朝廷采纳，曾捐地以建斋庐，为兴办书院而出力资助。纵观梁汝嘉一生为官历程，其官品在士大夫中褒贬不一，可在击寇抗金以及吏治方面是很有成绩的，在宣州亦留下了其抗金的事迹。

四、治水救灾的宋代宣州知州

（一）沈立

沈立（1007—1078），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北宋著名的水利学家、藏书家。进士出身，在担任宣州知州期间，沈立动用民力疏浚河道，多次治理水灾，并且积极推行通商法，发展宣州商业经济，取得良好成效，根据宣州盛产的多种良茶的情况，积极促进地方茶业贸易的发展，他的治州理念与他长期地方为官的丰富经历密切相关的，也正是这些为官经历为后来的多部著作的完成积累了充分的资料，沈立采摘大河事迹、考察古今利弊，著《河防通议》，是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著作，治河的官员都以此书为根据，沈立最终卒于宣州知州任上，年七十二，在宣期间，可以说是坚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士大夫的天下责任。

在上任宣州知州前，沈立曾在在迁两浙转运使时，一方面，苏州、湖州发生水灾，民众生活艰难粮食缺乏，沈立令诸县告戒当地豪强士绅，让他们发放粮食用以赈灾，待到灾情缓解，沈立亟命归还了这些粮食，与此同时，又劝使这些豪强借贷粮食的种子给百姓用于耕种，所需的时间借贷费用，官府为百姓偿还。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生产茶叶，是重要的贸易产品，然而茶禁害民，山场、榷场多在部内，岁抵罪者辄数万，而官仅得钱四万，沈立上疏皇帝取消茶禁，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张方平上奏其议。后罢榷法，如所沈立所请。在这期间，沈立注意考察江南地区的茶叶种植情况，并著《茶法要览》一书，之后沈立被召为户部判官。这为他日后在宣州知州任上治理水患，推进通商法，大力发展宣州地区的茶叶贸易提供了治理经验。

沈立在外交上也颇有风格，曾奉旨出使契丹，刚好行册礼，契丹打算让沈立按照契丹的风俗着契丹的服装，不按照契丹的要求就拒见宋朝使臣，沈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讲见仪，未尝令北使易冠服，况门见邪？” 契丹愧而止。

沈立在各地方任职期间也颇政绩建树。沈立在迁京西北转运使时，都水方兴六塔河，皇帝下召与其商议此事，沈立则上书请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杀水势以省劳役，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之后，沈立加集贤修撰、知沧州，进右谏议大夫、判都水监，出为江、淮发运使。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地方治理的非常好，加赐金，皇帝数次下诏嘉奖。后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及江宁府，判督水监，有善政。

沈立不仅在宣州知州任上治水救灾，发展当地经济，与此沈立与众多士大夫一样喜好藏书，在宣州知州任上，行政之余收集一些古书籍，宋神宗问所藏之书，沈立上呈其书目《都水记》、《名山集》等及所著《名山水记》三百卷，神宗夸其“富哉” 。沈立所藏之书皆为在各地方任职期间收集而成，沈立初在蜀郡任职时，悉以公粟收书，遂积卷帙至数万卷。在杭州为官时，沈立积书藏书已达三万余卷，藏于“万卷堂”中。据县志《历阳典录》记载，有《万卷堂书目》2卷，今无考。郑樵在《通志?校雠略》和《宁国府志》载：“尝见乡人方氏望湖书籍颇多，问其家，乃云：‘先人守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县），日就一道士传之，尚不能尽其书也。 ’如唐人文籍无不备。 ” 又说：“乡人李氏曾守和州（治在今安徽和县），其家颇多历阳沈氏之书。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荆州田氏之书。 ” 莆田李氏、陈氏分别因仕宦之便传抄或购得沈立和田伟的部分藏书，南宋学者王明清称：“士大夫家藏书如南郡戚（同文）氏、历阳沈（立）氏、庐山李（常）氏、九江陈（景元）氏、鄱阳吴（与）氏，具有藏书之名。 ” 史称：“历阳沈谏议家，昔号藏书甚多者。 ” 沈立的为官之旅最终以徙宣州，提举崇禧观卒于任上，年七十二。

纵观沈立作为士大夫为官一生，在宣州知州任上勤于治水，善于救灾，为国家与地方做出了众多政绩，为民为国分忧，其为后人不仅留下了《河防通议》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著作，为治河官员找到治理河防的依据参考，其所藏之书也为后世遗留大量珍贵的宋代文本古籍，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二）余良肱

余良肱，字康臣，江西洪州分宁人。在知宣州时，因治水，州郡治为江东最。余良肱以进士出身，调任荆南司理参军。当时其属县捕得杀人者，因为所捕杀人者被诬陷屈服，余良肱在检查尸体与作案的刀刃时，疑之曰：“岂有刃盈尺伤不及寸乎？本府请自捕逮” 。未过多久，余良肱果然捕获真杀人者。在宋代士大夫官员中，余良肱推崇为官一方，公正明辨，不枉杀无辜的为官风格，这些都成为他在宣州任上得民心的为官之法。在宣州担任知州为官办案的过程中善于细致入微的观察，一次民有失财物逾十万，逮捕平民数十人，刚好是暑酷时节，这些平民皆称冤于府外，这时其中有人私下与府吏耳语，似有贿赂之意，余良肱怀疑其为盗贼，亟捕诘问，赃物尽得。

余良肱在地方为官的履历中可以发现他在治理州郡方面长期积累的丰富杰出能力，尤其是治水方面比较突出。余良肱“曾以大理寺丞，出知湘阴县，县逋米数千石，岁责里胥代输，余良肱论列之，遂蠲其籍。 ” 后余良肱通判杭州，因钱塘江江潮善溢，漂官民庐舍，造成百姓流离失所，余良肱调集民力，累石堤二十里用来阻挡江潮对沿江的灾害，之后江潮不为害一方。同时余良肱善于发现人才，当时王陶为属官，经常以直言气犯府帅，官吏们纷纷偷诉王陶的罪状，府帅挟憾欲按之，余良肱当即曰不可：“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 。府帅于是没有法办王陶。后来王陶官至朝廷，果然以直谏闻名于当世。余良肱在知虔州任上，得知士大夫死岭外者，丧车自虔州出，多弱子寡妇，余良肱悉力振护，孤女无所依者，出俸钱嫁之，得到当时士大夫的赞誉。后余良肱以母老，得知南康军。丁母忧，服除，为三司使判官。余良肱每任一地之官都善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解决老百姓切身的问题，从而造福一方，社会得到良好的治理，为他在宣州知州任上的嘉誉政绩表现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治水成为当时治理江东的第一良吏。

余良肱原在京城为官，可他的为官风格与朝廷的党争格格不入，及集团利益相抵触，遂转任地方官员，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治理才能才得到发挥体现。当时关中、陕西正在用兵征讨西夏，朝廷商议贷在京民钱，余良肱力争不可行，朝廷大臣商议之后都认为余良肱所言切当，商议贷民钱之事于是被搁置了。同时，朝廷内府出腐币售三司，三司吏将受之，唯有余良肱曰：“若赋诸军，军且怨；不则贷诸民，民且病。请付文思，以奉帷幄。 ” 余良肱的为官做事不被一些权臣认同，于是改知明州。恰在其时朝廷治理疏浚汴渠，于是留下余良肱任提举汴河司，由于汴水大量的沉淀沙石污渍，水流量小并且缓慢，执政主挟河议。余良肱进言曰：“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复行地中。 ” 不被主管治理汴水的官员执政采纳。朝廷又商议伐汴堤木以资挟河。余良肱言：“自泗至京千余里，江、淮漕卒接踵，暑行多病暍，藉荫以休。又其根盘错，与堤为固，伐之不便。 ” 余良肱屡争不能得，乃请求不与治理汴水的主管官员执政共事，执政虽然很恼怒，但不敢得罪余良肱。后余良肱改任太常少卿、知润州，迁光禄卿、知宣州，在宣州知州任上余良肱远离朝堂的纷争，治理州郡的才华得到充分的施展，采取多项措施治理宣州，治为江东最。这与他多年在各地方任职的丰富经理密切相关，宣州地处丘陵，宣州城位于水阳江下游，夏季水患对社会危害严重，治理重在水患，只要水患得到良好的治理，就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兴旺起来，余良肱就针对宣州的实际情况大力治理水阳江，发展水路贸易，沟通了宣州与长江中下游诸州郡的联系，最终取得当时治江东最的政绩，在宣州任职知州后因年老多病请老离职，提举洪州玉隆观，卒年八十一。

余良肱在任职宣州知州等地方官员时期取得的出色政绩，其以务实的行动，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采取措施，在办案刑法方面善于充分调查，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出现，在治理水患方面，无论是整治汴水还是治理钱塘江，以及疏浚宣州的水阳江，都能够因地制宜的考虑当地的情况，高效率的利用民力而不造成民怨，又造福一方百姓。宋代士大夫中地方州郡治水出色的官员众多，综合考察宣州知州群体中余良肱可谓是一楷模，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务实的为官风格。

五、吏能善治的宋代宣州知州

（一）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宋代浙江杭州人，是宋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在治理州郡上吏能善治，采取了多项措施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通过整理沈括的为官履历，可以发现在任宣州知州期间，是沈括官宦生涯的重要节点，离任宣州知州后，由于乌台诗案及其指挥西北战事的惨败，直接导致沈括仕途的挫折乃至终结。沈括在宋皇祐六年（1054）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初入仕途的沈括积极作为，在沭阳任上，修筑渠堰，开发农田，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人力修筑渠堰，不仅解除当地民众的水患，而且开垦出良田七千余顷，改变了沭阳的农业面貌，颇有政绩。

宋嘉祐六年（1061）时，沈括调任宣州宁国县令，在任宣州宁国县令期间，积极倡导并主持修筑在宣州（今安徽芜湖地区）的万春圩工程，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并撰写《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

嘉祐八年（1063），三十三岁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治平三年（1066），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熙宁五年（1072），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熙宁六年（1073）做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身学识。在此期间，沈括撰写了《浑仪议》、《修城法式条约》和《营阵法》等著作，并多次出使，视察多地。熙宁八年（1075）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使契丹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在出使途中，他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制成《使虏图抄》，上呈于朝廷，供朝廷在规划对契丹的国家战略中使用。熙宁九年（1076），沈括任翰林学士，权掌三司使。当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因为受到牵连，以及诗案败露等原因，照例出知宣州。

熙宁十年（1077），沈括出任宣州知州，在担任宣州知州期间，积极从事治水救灾，提升发展了宣州地区的水利事业，另外在宣州及各地的治水经验也为其著述提供了丰富资料，其在宣期间，最为突出的政绩为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上任宣州知州前，就具备丰富的水利建设经验。如熙宁五年（1072），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整治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采用“分层筑堰法” ，仅用四五年时间，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成果。同时，沈括在进行水利建设时，对地势高度的计算，其单位精细到了分寸之间。

后在元丰二年（1079），爆发乌台诗案，沈括因政治立场不同，曾出面指责苏轼。元丰三年（1080），为抵御西夏进攻，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沈括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元丰五年（1082），升龙图阁直学士。但不久又因与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鄜延道副总管曲珍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酿成永乐城之战的惨败，损失两万大军，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壮烈牺牲，并使得平夏城大捷后良好的国家统一形势被葬送，此次战事失利，沈括虽非首罪，但他负有领导指挥不当之责，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沈括的官宦生涯，形同流放，其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沈括与宣州渊源深厚，其兄沈披曾为宣州宁国县令。嘉佑六年（1061），沈括到宣州任职，辅助时任宁国县令的胞兄沈披管理治水工程，时年三十岁。熙宁十年（1077）七月，沈括受劾贬官，以集贤院学士出知宣州。来去之间，无论是为官还是做客，沈括凭其渊博的学识及自己在水利、地图学、医药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宣州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宣州期间，他将从事财经工作的颇多心得要言不烦地记录下来，成为今天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在宣州沈括继承其兄沈披的治水工程建设，开发改造圩田，发展农业，提高了宣州地区的粮食产量。作为文人，写下了诸如《游山门》、《稽亭山三天洞》等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推动了宣州一代“文风昌盛”；他提炼民间经验，试制成“秋石” ，同时还将自己在宣州、宁国的一些见闻记录在《梦溪笔谈》里，如“枳首蛇”等。

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沈括在王安石罢相后，向新任宰相吴充提出了自己“差雇并行”的观点，吴充又将他的建议奏呈宋神宗，遂诏司农寺相度。侍御史知杂事蔡确上书，指责沈括“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 ，对沈括的言行进行弹劾。他说：“括为侍从近臣，既见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于执政处阴献其说；兼括累奉使察访，职在措置役法，是时但欲裁减下户钱，未尝言复差徭。今非其职而遽请变法，前后反覆不同。 ” 蔡确列举的沈括罪状主要有三条：一是，对役法有看法不直接上书皇帝却私献与宰相，此为依附大臣， “巧为身谋” 。二是以前只建议裁减下户役钱，现又主张恢复差役，此为“反覆” 。三是，身为三司使，却插手司农寺的事务，此为“越权” 。在列举出沈括的三大罪状后，蔡确又进一步指责他“自主计以来，一无所补。其驭下则取悦而已，其事上则观望而已。中外之所共传，圣明之所尽照。 ”

当宋神宗将蔡确的弹劾奏章转给沈括后，沈括立即上书待罪请求处罚。而这时的宋神宗虽然心存不满，但也没有对他完全失去信心，决定让他依旧任主计。蔡确见神宗并无责难沈括之意，又再次上书，希望神宗“去邪屏奸，断在不疑，正括之罪” 。在此情形下，熙宁十年（1077）秋七月初九，神宗颁诏：罢沈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诏书曰：“具官沈括，朕自拔擢，置之侍从，创法立制，汝皆与闻。而始不熟计利害，终则挟持浮说，进退希旨，反覆异言。腹心如此，朕何望哉！黜守方州，职兼书省，犹为恩贷，往自循思。 ” 诏书指责沈括“挟持浮说，进退希旨，反覆异言” ，指的就是他在免役法上的态度变化。

元丰元年（1078），在沈括被罢知宣州一年后，对沈括颇存眷顾之心的宋神宗决定任命他为知制诰、知潭州。这次又是蔡确上书指责沈括“反覆附会” ，认为此前对沈括的处罚已经过轻，现在却“不逾岁复列侍从” ，十分不妥。朝廷颁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 ，沈括仍旧为起居舍人、知宣州。第二年七月，又诏：“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沈括复龙图阁待制。 ” 在元丰三年五月，宋神宗任命沈括知审官西院，想把他召回朝廷负责閤门祗候、大使臣以上武官的磨勘与差遣等事，却再次因为大臣的反对而寝成命，这次起来反对沈括的是御史满中行。几天后，神宗又改命沈括为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把他调到了北宋与西夏作战的最前沿。

尽管神宗几次想重新启用沈括都因为蔡确、满中行等人的竭力阻扰而不能如愿，然而我们从上述的记载中不难看出神宗对沈括的态度并没有因他的“反覆”而出现太大的转变。《东轩笔录》载：由于沈括向新宰相吴充密陈免役法不便， “上始恶括之为人。 ” 这与史实并不相符合。

沈括在知宣州任上待了近四年的时间，是他政治生涯的低谷期。宣州对于沈括来讲并不陌生，早在嘉祐（1056-1063）年间，沈披任宣州宁国县县令时，沈括就曾客居于此，为的是能专心研习儒业，积极准备参加来年的科举考试。学习之余，沈括游览了当地的一些名胜古迹，留下诸多诗赋。沈括见证了沈披等官员，征调一万多名民工新建万春圩的经历，并写下《万春圩图记》一文。十四年后，沈括被贬知宣州，故地重游，内心却凭添了一分沧桑感。在宁国作《十松亭》一诗，抒发自身的郁闷，诗中写道:“欢然相对默终日，意得那须言强多。我身未得从心老，嗟尔系此成蹉跎。 ”但是，沈括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朝廷，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其在《游山门寺》一诗的序言中言：“为宜今之人必至于乖谬龃龉，才智不合于时，去无田畴百工之事，以归其身，而后逶迟偃蹇，肆傲于山林水石之间；悠然遐观，思古人而终身焉。然于进退之决，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无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登临望远，激流泉之清波，翳茂树之繁荫，则予将有遇焉。 ”

沈括在序文中坦言，自己虽然被贬知宣州，仕途遭遇坎坷，却仍然不能像其他士大夫那样就此隐退山林，终日寄情于山水之间。沈括仍然希望能够出现转机，再次施展抱负与才智，进而成就一番事业。在《谢复起居舍人充龙图阁待制表》中，沈括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惟许国之心，灰朽未忘于自奋，分没身于散地，甘绝意于亨衢，钧播无垠，不能喣咻于既坠。宸恩横被，超然振擢于无阶。不使自弃于难值之辰，尚冀收功于将尽之日。 ”

从沈括一贯的为官表现，及其“尚冀收功于将尽之日”的誓言，在宣州知州任上，他一如既往地本着认真务实的精神，出色的完成自身本职工作，沈括每到一地，都要到基层进行考察，为的是更好的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百姓疾苦，有针对性的提出各项治理措施，其在宣州留下了最为称道的当属水利工程的建设，惠及当今的宣州农业的发展。离任宣州知州后，由于在西北战事中沈括指挥不力，宋军战败，言官多次弹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沈括也未再得皇帝器重。元祐三年，沈括移居到润州，购置园地，隐居于此，加以经营，名为“梦溪园”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去世。沈括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除《梦溪笔谈》外，另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宋史》评价沈括为：“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 蔡确对沈括的评价是：“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 ”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无论如何评价沈括，其在宣州知州任上为宣州地区的水利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宣州地区水患的安宁，农业的发展，百姓的福祉谋得了成效，得到了宣州百姓的认可。

（二）魏良臣

魏良臣（1094—1162），字道弼，崇教乡南塘人，是南宋早期的一个政坛风云人物，少年时进入建康郡学，与秦桧、范同、何若、段拂等人为同舍生，此后五人后皆位至宰相，享年六十九岁。在宣州知州任上近一年的时间，魏良臣吏能善治，将自身多年积累的丰富为政经验，在宣州任上得到贯彻施行，在宣州留下了为官嘉誉，其魏氏一族在宣州亦传承至今。

魏良臣少年时就心怀报负气质瑰伟，少游郡学归，母病已殛,魏良臣割股为糜以进，下咽即安，阊里称孝。魏良臣初入仕途就表现出善于治理州郡的施政能力，提倡“孝悌”“仁义”“名节” ，以儒家士大夫的理念善治地方。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魏良臣二十五岁登进士及第，时为丹徒尉，皇帝诣阙投匦，魏良臣函伸太学陈东之冤，天下以魏良臣高义为世人所了解。后调严州寿昌令，以县的治理最嘉闻名诸县，皇帝下召在朝廷对答甚得皇帝之心，除敕令删定官，迁吏部郎官。当时金人进犯高邮，正当需要选择恰当的人出使与金人讲和，宋高宗曰：“魏良臣颇有气节,宜往” 。出使返还回朝，旧相去国，廷议不协，丐以辞归，魏良臣居家闲废累年。宋高宗念之，让他担任礼部郎官，迁左右司、检正。秦桧当国，欲畀以言职，魏良臣力辞。正当此时金人败盟，宋高宗擢魏良臣为吏部侍郎，奉命出使金国，兀术率领精锐之师以惧宋朝来使，魏良臣从容不慑，与金人反复详辩，迄定初议，在这次与金人的和议中，魏良臣功不可没。

在任宣州知州前，魏良臣与秦桧素来不和，在政治上分歧严重，直接导致秦桧当政时，魏良臣长期得罪里居，直到秦桧死后，魏良臣才以参知政事出仕。陈亮《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状》载：“转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添差权通判宣州，转朝散郎。时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尝以事忤之，魏公不堪，公不为动，良臣由是知公。秦桧死，魏良臣入参知政事，奏除公两浙提举市舶公事。 ” 可见魏良臣与秦桧之间的矛盾。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魏良臣以敷文阁直学士参知政事，参与国家大政，此时他采取多项措施，整治朝纲：“一为出衣冠之囚；二是释变瘴之冤；三起淹抑；四斥奸回；五修军政；六罢冗员；七节浮费。 ” 平反了一些冤案，改变了朝廷风气，加强了军事力量，淘汰一部分冗员，取得一定成效。后魏良臣与秦桧不和，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罢参政，以左中大夫出知绍兴府，历知绍兴、宣州、潭州、洪州等地知州，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知宣州，移家宣州。是年九月二十五日，改知潭州。在宣州知州任上，继续秉承整治朝纲时的政治治理措施，宣州的官场风气为之一变，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改知洪州，在洪州知州时卒于任，朝廷赠光禄大夫，建康郡开国侯，食邑千三百户，实封二百户， “谥敏肃” 。

魏良臣出生于高淳县（今南京市高淳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元代所修《宋史》并未给他立传，其一生事历，只能凭藉地方志和其他史藉的记载，才得以了解其大概情况。作为一代名臣，在任宣州知州任上多有作为，并且移家宣州，元代所记魏氏事迹最为周详，后世方志，有光绪《溧水县志》﹑光绪《宣城县志》以及民国《高淳县志》均所记魏良臣事多据元志移录。

魏良臣一族可谓是官宦世家，在宣州宋代以后留下了魏氏家族长达数百年的传承，形成了宣州地区的文化世家，其魏氏一族，在宣州代有人才出仕。魏良臣其父亲魏枢为官赠少傅，母林氏，赠庆国夫人，皆卒葬于宣州昆山乡，魏良臣祖父魏觉，赠太子太傅，祖母陶氏；妻赵氏，封秦国夫人，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有三子：魏伯友、魏仲恭、魏叔介。魏仲恭字端礼，曾辑朱淑真《断肠诗集》，并为之作序，为当时名士鲁察之婿。魏叔介字端直，即韩元吉为作墓志铭者，卒年仅三十八岁。女婿胡长文，字元质，仕甚显，尝直史笔，掌内外制，知贡举，留守建康，制置成都。魏良臣弟魏信臣，官右承直郎，当时著名诗人范成大，范成大访妻父于高淳宣州之间，魏良臣得识范成大“一见以远大期之” 。魏良臣不为官时长期的里居之地即为宣州，魏良臣次子魏仲恭淳熙九年辑朱淑真《断肠集》成，作有序，亦自署曰“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 ，可见魏良臣及魏氏家族长期移居宣州，并死后归葬于宣州。

魏良臣出知宣州，其一心为公，积极践行着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念，整治官吏，为百姓谋福祉。另一方面，魏良臣的遗风惠及宣州魏氏一族，形成了宣州的魏氏文化世家，传承百年而不衰。

治理宣州政绩显著的官员在道德素质、文采、吏能三个方面表现都十分优秀。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就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追求这一政治理想过程中，不少官员都设法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并且在进入仕途后，积极磨练自己治理地方的从政经验即所谓吏能。

综合分析宋代宣州知州的类型，我们不难发现知州作为宋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勤政为民、忠君为国还是击寇抗金、吏能善治，历任大多数知州都能够秉持“治天下治州郡”的政治理想，或许不同的知州有不同的政治作为的表现形式，但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而言，秦汉一统政权的建立实际上让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逐渐失去其自由空间，这种限制融化至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拥有了更自由的实现政治理想、承担社会责任的空间。宋太祖通过解除重臣兵权，分割宰相权力，实行官职两分、兵将分守，及武事文任、优遇文士等等措施，将国家权力收归君主控制，建立起空前的集权专制政治，大力重用文人士大夫，这些举措宋代士大夫们看得很清楚，如朱熹所云：“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 ”国家权利收到皇帝的手上，为防范武将，皇帝则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策略。宋代通过完善科举考试体制，以往传统世家大族的宗族群体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日渐沦替乃至丧失，通过科举进士出身的知州士大夫们，以更为独立的人格参与政治。

宋代知州正是在如此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观念中施政才华，积极作为，为国为民承担责任。宋代人则比较崇尚名节大义，讲求出处行藏。按理来说，宋代知识分子既然已经失去了抵制权力侵袭的空间，本该表现出一种十分萎缩的人格特征，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观有宋一代———尤其是中期以后，宋代知州士人少有恂恂唯唯之态者，相反，他们身上不乏孟子所谓那种不屈不移的光辉。他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强烈责任感，有“左右天子，不动如山”、“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这种面对君权的独立意识，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样的博大胸襟。宋代知州群体与士人文化为后人所仰慕，不止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发明与创造，同时还包含了宋代文化士人的精神风貌，为民族为国家所具备的政治理想与气节，亦为后人所敬仰，怀斯感念。

六、结论

纵观宋代，地方政治体制由府、州、军、监构成，可以说上情能不能下达，下情能不能上达的关键就在于府、州、军、监，在这其中州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州之知州不仅掌管民政、军政，而且还负责把自己任内的作为向上汇报。这就充分发挥知州的上传下达的作用。宋太宗曾说：“朕选用群财,分领众职,虽九品之贱,一命之微,未尝专望于有司。必须召对于便殿,亲与之语,以观其能。 ”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地方亲民官的重视，进而知州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宋代作为一个没有实现全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管辖范围也并不小，统治者在面对如此庞大的疆域时，难免会觉得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就会对与统治稳定、长久关系密切行政区域进行特别的关注。宋代宣州无论在江南东路还是放之全国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域。在经历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之后，北方的经济，尤其是关中地区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不同程度的衰落，关东地区也没有以前的经济活力。随之而来的是江南地区的崛起，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开始逐渐超越北方地区。宣州地处江南，其自身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重要性也是与日俱增。北宋定都于开封，北方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京都地区的消费，这样一来无论是粮食还是赋税都大大的依靠江南地区。南宋定行在与杭州，宣州更成为行在临安的北线防御的门户，军事和物资的重要据点，这样一来的话，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官对于宣州来说乃至于整个宋王朝的安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宣州知州为政期间，非常重视对民情风俗的调查和了解，经常深入民间，明察暗访，关心民众，表现出与历代官吏不同的作风。由于他们经常深入民间，对于民间疾苦有亲身体会，因而对于那些蠹政害民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澄清吏治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如范仲淹的好友吴遵路知宣州时亦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民为邦本的精神出发，指出欲求安民、富民，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首先重视地方吏治建设，加强军队发展，抵御外敌。在担任参知政事期间的魏良臣首先把整顿吏治视作改革中的急务，去冗员，决冤狱，毫不留情地将地方上的一批贪残之辈罢了官。 “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安民之道”的余良肱，更是主张用法律手段，把那些蠢政害民的贪官污吏“驭之以束缚事无大小，一切以法绳之”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做些兴利除弊的好事。如沈立在宣州， “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解茶禁，兴学校，严保伍，行通商法” ，并“起堤堰，决陂圹，为水陆之利” ，邑人受益。沈括知宣州时，为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曾大治沟洫，兴修圩田，救治水灾。刘安节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积极讲求荒政，以备荒年救恤贫民。

综上所述，可以考察出，宋代宣州知州的为官精神，不仅仅以忠于皇帝朝廷，捍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历史局限，而且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及民众疾苦的人文关怀。这种精神，主要凸显出一种自觉的对百姓、对社会及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知州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进退皆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乃至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知州群体精神的鲜明体现。从公元前109年起，宣州在两千年间，历为郡、州、府的治地，山川秀美，人文汇粹，自古为江南的上州大郡、名区奥壤，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上都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作为皖南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对宋代宣州知州一方行政长官行政作为的研究，可以为今后的区域文化史及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所裨益。

（作者江苏省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苏州科技大学专门史研究生，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

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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