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疆告急，朝廷很犹豫，此人一番话决定结果，还成就了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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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60年代，清朝在接连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后，国力日渐羸弱，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降低。此时，与新疆西部接壤的浩罕汗国统治者认为清朝已无力继续维持那么辽阔的疆域了，于是派将领阿古柏入侵新疆。由于清廷当时还在忙着剿灭捻军以及太平天国残余势力，因此无暇顾及西部的局势。阿古柏趁机在新疆攻城掠地，并自立为王，建立了“洪福汗国” 。与此同时，北方的沙俄（沙皇俄国）也趁机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并假惺惺地的声明一旦清朝重新控制新疆，就将伊犁交还给清朝。事实上，沙俄显然认为软弱无力的清朝再也不可能恢复它在新疆的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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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70年代，清朝内地的叛乱势力基本被成功镇压。朝廷中有不少大臣开始向皇帝上书，奏请出兵收复新疆。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上来看，这是个无需考虑的问题，正所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可是在当时，清廷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到底是把有限的资源先投入到海防上面，还是先投入到塞防上面。

原本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阿古柏在新疆的势力越来越大，自然是先解决塞防问题。可是，正当清廷在备战阶段却发生了一件意外：日本于1874年2月6日出兵攻占了台湾。日本此次军事行动仅仅出兵3000余人，可是驻守台湾的清军却完全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这一突发事件后来通过外交手段得到了解决，可是清朝海防力量的薄弱却完全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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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朝廷中的官员分成了“海防派”和“塞防派” 。海防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建议暂时不向新疆出兵，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海防建设上面。李鸿章提出了几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离海岸近，而距离新疆遥远；二、由于沙俄也在新疆建立了势力，如果出兵新疆很可能和沙俄发生军事冲突，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显然无法对抗沙俄；三、新疆土地贫瘠（清朝人还不知道新疆资源丰富），不值得花那么高的代价急于收复；四、新疆远离帝国中心，很难长期固守，而且守卫新疆所花费的成本太巨大；五、暂缓出兵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新疆，先解决眼下更重要的海防建设，待到日后国力强盛时，收复新疆轻而易举。

李鸿章的提议得到了不少大臣支持，虽然大家都知道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到了危机近在眼前的时候，往往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过，以左宗棠为首的支持塞防官员们也抛出了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其中最核心的一条自然是新疆绝不可失。一时间，先搞海防还是先搞塞防的争论不绝于耳，年轻的同治皇帝被彻底搞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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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此人就是军机大臣文祥。文祥是晚清最重要的满人官员之一，其在朝廷的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訢。文祥思想开明，具备革新意识。他在晚清“洋务运动”方面和李鸿章等人站在同一阵营，是李鸿章在朝廷上的积极支持者。同时，文祥也热切希望清朝能建立一支新式海军，走上富国强军之路。但是，这一次文祥却坚定地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马上向新疆出兵。文祥说道：“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即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如果任由占据新疆的阿古柏势力做大，不仅会失去新疆，连蒙古也会岌岌可危，而蒙古又是北京的屏障，万一将来危机蔓延至蒙古，北京又有何屏障可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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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的这番话效果几乎是一锤定音，朝廷上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很快就平息了。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由谁带兵出征收复新疆。此前，朝廷曾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是一名能干的满人官员，在新疆地区工作了数年，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但文祥认为，如果要收复新疆，景廉难堪此重任。他向皇帝建议，由平定陕甘叛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出征，方能马到成功。文祥的这一建议立即被皇帝采纳，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择机出兵收复新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1876年4月，左宗棠下令兵分三路向占据新疆的阿古柏势力发起攻击。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征战后，清军于1878年1月将阿古柏势力彻底从新疆清除出去，清朝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左宗棠因为领导这场战役获胜而名垂青史，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而当年在朝堂上力挺左宗棠的文祥，其实也应当被历史记上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