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之女：父亲死得很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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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那时我们身边的特务很多，为安全起见，父亲只用本子的最后几页，上面写着——“冯玉祥的亲笔遗嘱，纽约，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全篇遗嘱字体遒劲，是用毛笔一挥而就的。

当时父亲还留下了他 28 年的日记，我们全部捐给了国家档案馆。这个写有遗嘱的日记本，我们没有捐献出来，它是传家宝，一直珍藏在我这里。遗嘱的前四条都是关于民族、国家大事的；后三条则是对家人的嘱托，其中最后一条写道：“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父亲的这些遗言，成为我们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父亲早就有预感，有人要谋杀他，所以生前就留下了遗嘱。父亲说，他死后最好焚成灰，扔进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联合政府真能成立，还可将骨灰深埋六尺培土种树，不要把他这“肥料”白白浪费了；将来树木长成，好给学校做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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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点心”和拜把兄弟

我爷爷是个泥瓦匠，为逃避兵役，带着父亲从安徽逃难到河北，在一个偏僻的村落给地主当雇工。父亲 11 岁那年，奶奶去世了，之后爷爷又不幸受伤，家庭的重担全压在父亲身上。为了多挣几两银子，父亲便投身北洋军队，当“教习” ，替长官喊操。

父亲每天清晨天不亮，就站在操场上大喊“立正”、 “稍息”、 “托枪” ，一喊就是 4 年。父亲的“喊功”练好了，却得罪了行伍中那些睡懒觉的人，他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外国点心” ，意思是说他如此卖命，迟早会被洋鬼子打死。但父亲不以为然，反而特意刻了一枚“外国点心”的图章保存起来。他后来给人写字就经常盖上这枚图章。

1928 年年初，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重要性。当时蒋介石想用北伐扩大国民党的势力，他知道父亲最恨军阀，就跟父亲说 :“咱们共同打军阀。 ”父亲一听，特别兴奋，说：“好，打军阀好。 ”“那我认你做哥哥” ，蒋介石马上接话。当时父亲 47 岁，蒋介石 42 岁，于是蒋介石就叫他大哥，两人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在我仍保存着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拜把子兰谱》中，蒋介石写道：“焕章（冯玉祥号）如胞兄，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 ”父亲则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

很明显，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父亲说得很清楚，结拜就是为了三民主义；而蒋结盟，什么海枯石烂，只讲江湖义气。

然而不管之后与蒋介石有多少矛盾，在抗日救国这个问题上，父亲始终以大局为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陡然紧张。蒋介石一直忙于内战，父亲曾多次向这位拜把兄弟进言而无效。

有一天，父亲大白天的打个灯笼，蒋介石看到很好奇：“您白天来我这儿怎么还打灯笼？”父亲说：“我看周围黑暗呀，太黑暗！”

淞沪抗战期间，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父亲，负责京沪重镇的作战指挥。他在奔赴战场前写了几句话，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同日本鬼子打仗，是为了雪国耻、收失地，上可以对得住祖先，下可以对得住子孙，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孙决不能向日本鬼子妥协。 ”

为了救济难民， “慰劳抗战将士和充裕国库，建军建国” ，父亲于 1943 年 10 月发起成立“中国国民节约献金运动会” 。为此他曾经亲自走上街头，卖字鬻画，发动募捐。凡向他乞字求画的，一概索资，为抗日所用。父亲的标准就是“有钱人多收，贫穷人少收，学生乞字一律收费五角” 。而对于达官贵人、巨商大贾，则由五角变为千金。

父亲的画多为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如白菜、萝卜之类，画常配以诗句，其主题大都是抗日。比如，茄子画上的小诗是：“茄子紫，紫茄子，吃得有了力，可以把日寇打死！”萝卜画上的小诗是：“红萝卜，蜜蜜甜，吃了气力如猛虎。如猛虎，打东洋！”

为了大力推行献金运动，父亲用一年多的时间，先后游历了四川 20 多个县，每到一处，即发表演讲，鼓动献金。据统计，从 1943 年 10 月到 1944 年 11 月，四川省共献金约 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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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子女严格幽默

我们家是从来不迁就孩子的，我还当过父亲的勤务兵，很小的时候就要给父亲的卫兵洗袜子，还要给父亲的客人端茶送水。就连父亲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依然没给过我们什么特权。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服，伙食费、学费、零花钱总是紧巴巴的。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能做娇小姐，要自立。 1931 年，父亲在抗战问题上与蒋介石相左，隐居在泰山脚下的一个祠堂里。在那段时间，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父亲还要求我每周都写 100 个大字、1000 个小字，冬天还要顶着寒风耍大刀。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他写到：“22 日的信收到了，看你写钢笔字有些进步，我很喜欢……我一个一个地打上了记号，画圈的即是好，画 × 的就是错误，给你寄回去，你可以仔细看看，切实改正。 ”

为了培养我们兄弟姐妹独立生活的能力，父亲还说男孩子必须学会缝衣服、织毛活，女孩子要学会开汽车。正是这些小事儿，磨砺了我们的自立意识和吃苦精神。

父亲是一个很幽默、很朴实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快乐。记得在泰山的时候，一次雷电交加，父亲让我们在每次闪电和打雷之间数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我们都很不解。父亲笑着说，通过“一二三四”的数量能算出闪电离你有多远，这是战场上士兵用来判断炮弹离自己多远的土办法。

和父亲在一起总是感到很幸福。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生前的言传身教和他写下的嘱托对于我们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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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蹊跷的大火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父亲遭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打击、迫害，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甚至连请来的英语教师，都是中统特务。看到国内形势严峻，父亲便以考察水利为名，于 1946 年带我们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蒋介石恼羞成怒，责令父亲提前回国。父亲不从，被蒋介石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甚至连护照也被吊销。我们一家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暗害或引渡回国。即便如此，父亲依旧四处发表演说，反对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援助蒋在中国发动内战。父亲演讲幽默，可经过翻译，他发现听众都板着脸，没人笑。我的爱人罗元铮也陪在旁边，他一翻译，下面就笑了。于是，他成了父亲最得力的助手。

1948 年，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战场对决中取得优势，父亲被邀请回国。 9 月 1 日，我们一家乘坐的“胜利号”横渡黑海向敖德萨驶去，距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时间了。下午，船上突然燃起了一场蹊跷的大火。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当时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便出去看，就再没回来。

父亲也接着跑向过道，然而，那里正是大火的中心。当时我和丈夫在另一间舱里，也看到了浓烟，我们从窗口逃出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父亲却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

其实当时昏迷的父亲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当时被判定大火“是船上的电影胶片引起的” ，然而仔细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当时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但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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