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牧野之战的激烈程度，还不如清代广东的械斗

作者：方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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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

古公亶父对孙子姬昌寄予极高的期望：“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周本纪》）意思是周族该当兴旺，而兴旺该由姬昌创造！但这个使命却给姬昌带来了厄运。

如同当年商的壮大引起夏的警惕一样，周的壮大，也引起了商的警惕。此时殷商国王，名叫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纣王。商纣王是个极其了得的人物，聪明过人、勇武过人，文献是这样记载他的：“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甚至说他：“倒曳九牛，抚（托）梁易柱。 ”后来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比起商纣王，恐怕也颇有不如。

但是，国君本领大固然是好事，但本领太大了也有问题。特别在没有制度控制的情况下，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他“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你提意见，他便问：“你了解多少情况？”你提一条意见，他早有10条理由为自己辩解。

因为聪明过人、勇武过人，所以视天下为无物，以为天下人都不如己。以后我们要说到的隋炀帝，那本领也是大得不得了，他自认为，就是和天下人比写文章，他的文采也是最好的，因此这个皇帝也该自己来当。你们看看，如果国君有这么大的本领，而除了上天惩罚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他们干坏事了。

所以，商纣王所干的那些坏事，也是前所未闻。比如造酒池肉林，作彻夜欢；制炮烙之刑，待忠节之士，等等。这样，不仅殷商内部离心离德，各个部族、各个方国也离心离德。当然这里不能没有女人的故事，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故事中，所有的坏男人身边一定有坏女人，江山出了问题，一定有红颜祸水。这其实是中国男人不负责任的表现，你把事情弄坏了，怎么能把账都算在女人身上？但男人们写历史就是这样的。当年夏桀身边的坏女人名叫妹喜，现在商纣身边的坏女人，名叫妲己。商纣王喜欢的这个妲己，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坏心眼特别多。 “妲己”遂成为中国坏女人的代名词。直到20世纪，邻里之间如果有哪个姑娘长得比较漂亮、性格比较活泼，因此讨男人喜欢，也会被嫉妒她的女人们称为“妲己” 。当然，坏男人和坏女人一起干坏事是有可能的，如商纣和妲己。凡有不听使唤的、发展比较好的，或者被小人打了报告的臣民，商纣王和妲己都商议着打击他们。在渭水流域蒸蒸日上的周族，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于是又发生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说商纣王把姬昌召到商都，囚禁在监狱里。当年夏桀囚禁商汤，监狱名叫夏台。商纣囚禁姬昌，监狱名叫羑里。伟大人物就是伟大人物，姬昌被囚禁羑里之后，并没有气馁，他钻研易经，夜观天象，把伏羲发明的八卦，演绎为八八六十四卦，从而知道了商朝的气数已尽，并在狱中开始筹划兴周灭商的计划和方略。

姬昌的儿子和助手各方面的努力（当然，这些努力无非是送宝物、送美女），姬昌自己也做了诚恳的检讨，于是，商纣王也把姬昌放了。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次放虎归山。

姬昌回到周原之后，把祖先的基业发展至兴旺发达，并加快了取代殷商的步伐。姬昌主要在四个方面做出了努力：

第一，关心民生。任何一个时代，民生都是第一位的。姬昌继承了先人的做法，带领民众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贫者济之，灾者赈之，生者养之，死者葬之。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姬昌外出视察，见有枯骨，命随从立即埋葬。随从说：荒郊野外，这样无主枯骨很多，大王不必理睬。姬昌教训道：有天下者为天下之主，有国家者为一国之主，我就是他们的主人，怎能说是无主呢？你看看，多大的胸怀。事情传出，天下人感叹：姬昌爱民，爱及枯骨，何况人乎！

第二，全民教化。发展生产固然重要，但对民众的教化同样是一个国家安定的重要保证。但教化必须以关心民生为前提，你不关心民生，说一套做一套，人民怎么可能听你的？姬昌在关心民生的基础上，身体力行，敬老爱幼，礼贤下士。关于这一点也有一个故事，说有两个小国的国君，整天争地盘，双方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周，想请姬昌裁决。但一入周境，他们惊讶了。农夫相互让田界，行人相互让道路，年轻人让老年人，男人让女人，朝中官员也彬彬有礼。这两位国君十分感慨：我们真是小人啊，怎么有脸去见君子，赶紧回去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回国之后，两位国君不再争地盘了。事情传出，天下归心，有40多个小国主动并入了周。

第三，网罗贤能。姬昌即位之后，立即启动网罗人才的计划，不少在殷商，以及在其他方国供职的人们都来到周原，充实了周的实力。特别是，姬昌还寻找到了像当年辅佐商汤灭夏一般的贤能，这个人物名叫姜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姜子牙。姬昌见姜子牙的过程富有传奇色彩。说姜子牙怀经天纬地之才，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垂垂老矣。听说姬昌礼贤下士，罗网天下英雄，姜子牙来到周原碰运气，但又放不架子毛遂自荐，于是在姬昌经常路过的渭水边垂钓，但不挂鱼食，所以民间传说：“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志不在钓鱼，而是要钓姬昌。那时的人们相信卜筮，殷墟的甲骨文多是卜辞。姬昌出巡前也要占卜，这一天，卜文说：“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 ”（《史记·齐太公世家》）果然，姬昌在“渭水之阳”也就是渭水的北岸见到正在等他的姜子牙。后面的事情大家更耳熟能详，一番对话，如同《三国志》中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 ，姬昌大悦，叹道：我太公曾经说过有圣人助周，周因此而兴。我太公盼望您久矣。这里说的“太公” ，就是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姜子牙是太公所盼望的人，从此有了一个称号，叫“太公望” 。

第四，军事扩张。民众拥护、国家富强又人才济济，姬昌开始带领周族向外扩张，而主要的军事策划人和指挥家就是姜子牙。也可以说，姬昌最急于寻找的人才，就是战略家、军事指挥家。在姜子牙的策划与指挥下，周先后兼并了渭水流域的各个方国，在兼并过程中，严格军纪，规定：“无杀人、无坏屋、无塞井、无伐木、无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 ”同样是军队，有些是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有些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而有严明纪律的军队，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这样，各国民众迎接周军如同迎接解放的到来。姬昌把统治中心从渭水中游的周原，迁到了渭水下游丰水西岸的丰，也就是今陕西西安西南部，离商的活动中心更近了，有更多的国家在政治上叛商而拥周， “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

牧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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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之战战况示意图

遗憾的是，姬昌还没有等到与商纣王正面交锋，就去世了。传说姬昌的儿子特别多。明朝的一部著名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说姬昌一共有99个儿子，还觉得不够，又收养了一个干儿子，名叫雷震子，于是就有了100个儿子。

大家不要诧异， “多福、多寿、多男子”乃是中国传统的“福气” ，是古人的价值观。传说当年尧巡视到华山，当地的首领向他送上的祝福，就是这三个词语。在农业社会，人多劳动力就多，如果一旦发生冲突，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战斗解决问题，儿子不多怎么行？

虽然姬昌的儿子未必有99个，但儿子众多是毫无疑问的。他死的时候，长子已经去世，继位的是次子，名叫姬发，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周武王。武王追尊父亲姬昌为文王。文王给武王留下了三句话的遗嘱：“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 ”（《史记·周本纪》）这三句话也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果断” ，扬善除恶要果断，抓住时机要果断。那么，扬的是什么善？是周的善。除的是什么恶？是商的恶。所以，这个遗嘱其实就是姬昌交代姬发推翻殷商，建立周朝。

经过10多年的准备，武王起兵伐纣，大会各部落、方国、诸侯于孟津，也就是今河南西部的孟津。在这里，武王举行了动员大会，声讨商纣王的罪恶：不敬上天、降灾百姓、沉湎酒色、凶狠残暴、任人唯亲、罪辄灭族等等，称其为“独夫” ，罪恶滔天、天怒人怨。武王号召盟军同仇敌忾，诛杀“独夫”商纣。

盟军从孟津渡过黄河，一路北上，陈兵于牧野。这个时候，商都仍然在殷，但商纣王经常居住的地方，却是朝歌，朝歌可以说是商的陪都。牧野则在朝歌之南、卫河之北，也就是今河南淇县之南、汲县之北。盟军陈兵于此，就是兵临城下了。

虽然牧野距离朝歌近在咫尺，但从周的盟军没有立即攻打朝歌而是陈兵牧野来看，却是反客为主、以逸待劳。在这里占据有利地形，等待商纣军队的到来，这可能也是姜子牙用兵的精妙之处。商纣王闻讯，也立即调动军队前往牧野迎战，却成了“客军”、“疲师” 。

据《史记》记载，当时周的军队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这个数字大概应该是倾全国之力了，总指挥就是“太公望”姜子牙。另外，闻风而来的部落、方国、诸侯有“八百”之多， “车四千乘” 。这个数字太恐怖了，应该是虚张声势。当然，我方虚张声势，敌方也在虚张声势，《史记》中说商纣王调集了70万军队迎战。无论是真正的士兵，还是临时征调的奴隶，这个数字也难以令人相信。我们上一章说，商王妃妇好调集的军队才一万多人。按照后来学者们的估计，《史记》所说的周“甲士”四万五千人，应该是联合了各方国诸侯之后的总兵力；而商的军队加上临时征调的奴隶，充其量也就是十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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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

周武王即位后的十三年二月甲子日，新兴的周与衰落的商进行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决定朝代更替命运的战争。商纣王的军队战士数量虽多，但士气不振。以周为首的盟军却是士气高涨，而且讲究战术。先是反客为主，占领有利地形，以逸待劳，等待商纣王的疲惫之师。接着是乘着敌军立足未稳、军队还没有来得及拉开阵势时，由姜子牙率百名死士对商军进行反复攻击，三千精锐的“虎贲”紧随其后，然后全军发起攻击。在盟军潮水般的攻击之下，本来就没有斗志的商军不堪一击，全线溃败。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奔回朝歌，自焚而死。火势蔓延，武王指挥大军进入朝歌，救死扶伤，倒成了消防队。

可见，如此著名的牧野之战，过程其实很短暂，盟军一进攻，商军便溃败，士兵和奴隶们早就厌恶了商的统治，盼着周来解放他们。当盟军进入朝歌时，不但没有人抵抗，反倒都来到城郊外迎接。所以梁启超先生戏称，牧野之战从激烈程度来说，还不如清代广东人的械斗。而毛泽东关于民族矛盾，归根到底是阶级矛盾的论断，道出了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个转折时期都要面临的问题。

因为到这个时候，甚至商纣王自己都认为商的气数已尽。所以当有人提醒他民心渐失、周人可忧时，商纣王竟然发出感叹， “我生不有命在天” ，是死是活，全看天意了。其实，仅看这一点，商纣也比夏桀要清醒得多、英明得多。当年夏桀在鸣条战败，曾经为一件事耿耿于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我真后悔放了商汤，所以才落到如此下场。他到死都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别人为什么成功。商纣王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但知道归知道，可就是不改。也许他认为，既然天意如此，难以挽回，改也没用，不如一朝有酒一朝醉，管他日后成粪土。

商朝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周。面对着曾经繁华无比的朝歌，面对着几十年来对父亲和自己忠心耿耿的功臣，以及几百个慕义前来会盟的方国、诸侯首领，武王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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