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木勒|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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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

特木勒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明朝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 [1]刘迎胜先生认为明朝四夷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亚洲研究所，有两项主要职能：翻译外国文书和培养翻译人才。学界一般认为四夷馆成立于永乐五年（1407）。所以，四夷馆与其所在的明朝政府一样，经历了迁都的过程。

2001年，笔者在《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发表论文《明暹罗馆设置考》，讨论万历初年明朝政府在其四夷馆中设立暹罗馆设立的背景、过程以及馆内师生的情况。 [2]在谈及万历七年（1579）暹罗馆开馆问题时拙文说道，暹罗馆的馆址是根据张居正的提议，选“在本馆（四夷馆）之西”建设的。至于四夷馆的方位，笔者引徐学聚《国朝典汇》所记“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句，以为“暹罗馆的具体方位很有可能就在明代北京‘长安右门外’ ，紧邻‘回回馆兑易官地’的地方”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笔者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迁都。四夷馆的成立是永乐五年，也就是在明朝迁都之前。《国朝典汇》的原文是：“永乐五年三月，命礼部选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遇开科仍令就试。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 ”[3] 基于这条史料，学界一般认为明朝四夷馆成立于永乐五年。材料中所谓“长安右门外”应该是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成立于南京时的位置。

2002年，乌云高娃女士在南京大学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朝四夷馆及朝鲜司译院研究——以“蒙古语学”为中心》。她在论文中对笔者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她引用《燕都游览志》和《大明一统志》等书相关史料， “断定四夷馆的具体位置，可能在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角。 ”[4] 实际上，她讨论问题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四夷馆在北京的位置，也没有注意到迁都问题。

2003年5月，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承办“第五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议期间，笔者陪同与会学者参观南京博物馆，偶然间看到一幅明代南京城图。在这幅图上，明确标示了长安右门的具体位置。后来，笔者查阅民国《首都志》，发现该书收录的《明宫城图》明确标识出长安右门的位置。该图题识曰“洪武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内为宫城，亦曰紫禁城，门六：正南曰午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宫城之外门六：正南曰洪武，东曰长安左，西曰长安右，东之北曰东华，西之北曰西华，北曰元武。其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 ”[5] 洪武门是宫城之正南门，外五龙桥在洪武门外，跨金水河而立。金水河与宫城南墙东西向大体平行。在外五龙桥以西，依次有白虎桥、会同桥。洪武门以西有长安右门。在长安右门之外，金水河以内，有会同桥和乌蛮桥标识于此图。由于此图是根据洪武时期的情况绘制，四夷馆的位置没有标识出来。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四夷馆在设立之初很有可能就在当时都城“长安右门外” 。

迁都之前的南京宫城建筑之中，幸存下来只有东华门、西华门、金水河和外五龙桥。洪武门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的御道街上的某个地方，但是其具体方位已经无从判断。这样，当时宫城南墙的路线位置就无从判断。遗留至今的午门、东华门和西华门无助于确定宫城南墙的位置。如果我们一定划定四夷馆在今天的位置，笔者能确定的只是，明朝迁都之前四夷馆的位置应该五龙桥以北，御道街以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苑内的某个位置。《国朝典汇》所记“置馆于长安右门外处之”句应该是指四夷馆在明朝迁都之前在南京的位置。至于四夷馆在北京的方位，乌云高娃博士的论文已经考订，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1] 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115页。

[2] 特木勒《明暹罗馆设置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海出版社， 2001年。 180－186页。

[3]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六十（吏部二十七）“四夷馆”条， 1024页上，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1996年。

[4] 乌云高娃《明朝四夷馆及朝鲜司译院研究——以“蒙古语学”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年。

[5] 《首都志》附录《明宫城图》

（此文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第21辑，引用请以刊发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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