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明末“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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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月丁修真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04期

一、宣党”研究的基本局面

现有关于宣党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万历三十八年的庚戌科场案，一是宣党首领汤宾尹的个人问题。

万历三十八（1610）年发生的庚戌科场案并非只是一个处理科场舞弊的简单案件。此案持续时间长，牵连广，成为“万历朝后期党争的一个热闹论题，以致对此案的态度成了分党画派的一大标准” ，凡是认为有科场关节黑幕应予严惩者即为东林党人，反之则为反东林的齐、楚、浙三党以及昆党、宣党， “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声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擎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擘无虚目。 ”

万历三十八年的庚戌会试，由考试官吏部侍郎萧云举、王图主持，翰林汤宾尹为会试同考官，其受业弟子韩敬参加考试。在阅卷的时候，汤宾尹发现韩敬的试卷被其他考官弃置一旁，汤宾尹找到后，强烈要求吏部侍郎萧云举、王图将韩敬录为第一名。最终，韩敬被排在首位，舆论哗然。廷试时，韩敬被赐予状元。《定陵注略》“庚戌科场”条云：

“汤宾尹当民变时，遁迹西湖，莫有过而问者。韩敬以太学生具五十金为贽，执业请正，两人交好最密也。己酉，敬中顺天乡榜。庚戌会试，敬卷在徐銮房中，已涂抹矣。宾尹遍往各房搜阅诸卷，识敬卷于落卷中，移归本房。潜行洗刷，重加圈点，遂取中本房第一。复以敬故，于各房恣意搜阅，彼此互换，以乱其迹。吴公道南在场中与宾尹动色相争。主考萧、王两公亦大不堪，试录叙内：‘两两臣才望浅劣，不足为重，以后请以阁臣莅事，庶几成体。 ’盖指汤也。榜出，都下大哗。吴拟发其事，请教福清。福清日：‘若此弊一发，将萧、王俱不能安其位，且公资在两公后，恐有排挤前辈之嫌。 ’吴乃止。既廷试，汤、韩密谋，辇四万全(金)进奉内帑进呈。阁拟钱谦益第一，神庙拔韩敬为第一，谦益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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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这一年为京察年，又称为辛亥京察。在此次京察中，汤宾尹以“不谨”之名被罢黜。此时，明末党争日趋激化，而汤宾尹是明末政坛的焦点人物，一直被视为压迫东林党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他在辛亥京察中被罢黜，可是在东林党人看来，汤宾尹虽然已经离开朝廷，但仍能影响政局，摇控朝政，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打击。庚戌科场案之所以在三年之后披露，与东林党与宣党的斗争有关，其一举一动无不充满党派之见。《明史》卷二三六《孙振基传》：

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廷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后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事三年矣。会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于是御史孙居相并宾事发之。下礼官会吏部、都察院议。顾不及宾尹事。振基乃抗疏请并议，未得命。礼部侍郎翁正春等议：黜学贤，谪之麟，亦不及宾尹等。振基谓议者庇之，再疏论劾。帝乃下廷臣更议。御史王时熙、刘策、马孟祯亦疏论其事；而南京给事中张笃敬证尤力。方宾尹之分较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竞相搜取，凡十七人。时宾尹虽废，中朝多其党，欲藉是宽敞。正春乃会九卿赵焕及都给事中翁宪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议：坐敬不谨，落职闲住。御史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敬同乡也，谓敬阙节果真，罪非止不谨，执不署名。意欲迁延为敬地。正春等不从，持初议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议益愤。振基、居相、笃敬及御史魏云中等连章论列。给事中商周祚亦敬同乡，议并罪道南。孟祯以道南发奸，不当罪。再疏纠驳。帝竞如廷元等言，敕部更疑。廷元党亓诗教遂劾正春首鼠两端。正春寻引去。会熊廷弼之议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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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

振基劲直敢言，居谏垣仅半出，岁数有建白。既去，科场议犹未定策。复上疏极论。而宾尹党必欲十七人并罪，以宽敬。孙慎行代正春，复集廷臣议，仍坐敬关节，而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宾尹、敬有奥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议久不决。笃敬复上疏论敬，阴诋诸党人。诸党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迁。孟祯不平，疏言：‘廷弼听勘一事，业逐去一总宪，外转两言官矣，独介介于之祥；敬科场一案，亦上两侍郎，两言官矣，复断断于笃敬。毋乃已甚乎!’孟祯遂亦调外。凡与敬为难者朝无一人、敬由是宽典，仪谪行人司副，盖七年而事始竣云。

在明末党争激烈时期，各党派之间相互攻击，而宣党备受攻击之一就是汤宾尹的个人道德问题。 “汤宾尹很有智谋的人，但为人是很不守廉隅的。他有夺妻事件，这种卑污行为固不足道” 。据文秉《定陵注略》卷八“荆熊分袒”云：“宣城汤宾尹，先年夺生员施大德之妻徐氏为妾，徐氏不从自尽，合县不平，致激有民变。 ……及是复占生员徐某妻贾氏为妾，徐某者尚书徐元泰之侄廪生徐日隆之弟也。汤微时曾受辱于元泰，故必欲纳其侄妇为妾，以雪此耻。徐某与贾氏兄弟俱无异言，而日隆心抱不平，上控下想，汤四布罗网，直欲得日隆而甘心焉。日隆乃亡命走燕齐，于是合郡沸然。

作为明末党争中的一个党派，学界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将宣党作为研究东林党运动时的一个侧面进行展开，难免给人有先入为主的感觉。对于深化明末党争研究而言，显然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二、宣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宣党的面貌并不清晰

宣党作为一个“党”被提出来，应该有自己的准则、规章制度或是基本的政治理念。但是在现有的关于宣党的研究中，对宣党本身面貌的描述并不清晰。以往研究对宣党最多的描述就是明朝后期的一个邪党，首领为国子祭酒汤宾尹，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安徽籍京官。成员则包括了郎中张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郑继芳、刘国缙，给事中王绍徽、乔应甲、岳和声等多人。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竣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竣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比较模糊的。首先我们来看被目为宣党领袖的汤宾尹。汤氏字嘉宾，号霍林，亦号睡庵，安徽宣城人， “乙未冠南宫，廷对第二，授翰林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号称得体。神宗每加奖赏。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升中允兼编修。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升左谕德管国子监司业，十二月，升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三十八年会试为同考官；九月，迁南京国子监祭酒。 ” 当时朝廷中结朋党之风盛行，朝官言官，北官南官，朝野之士多结为朋党，其中东林党、宣党、昆党为最盛。各党均是己非人，相互攻击。汤宾尹在党争中树赤帜二十年，世号“汤宣城” ，是齐、楚、浙三大党派的主谋，而左右朝政，摇控一时，史称其“虽家居，遥执朝柄” 。明思宗崇祯初年(1628年后) ，朝廷中亲其官员荐之起复，未及而卒。汤宾尹著有《睡庵集》二十八卷，其“以制举业名天下，诗非所长” 。以往对汤氏的研究，大凡依据东林党人所编纂的史料，视角与结论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汤氏本人所著《睡庵集》遗存至今，但对其利用和研究尚不充分，如其在《大中丞鲁泉詹先生八十寿序》中写道：

宣之人安得有党乎？江陵盛，天下奔附江陵，为吏科不能为缘一。君典初第，投牒归卧。东林淮抚盛，天下奔赴□□ ，为副都御史不能为缘一，不佞断断，朝次又相搏矣。自公归，而同乡中外宦者十辈退休敛冠，平治田屋，朝公府如殿辇，摄胥贩如僚长。耆英之盟真率之会少长，于焉毕集岁月，托以逍遥，目宣为党，庶其在此。

按照汤氏本人自述，他是不承认有什么党派的，如果真要算是有群体组织，在汤氏看来，只是文人同僚之间的平常聚会，但却成了反对派攻击己方结党营私的口实。其实，如果我们比对一下顾宪成等人赋闲在家讲学东林而被称为东林党人的做法，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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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汤宾尹作为宣党领袖一直处于被关注的地位，其余宣党成员的情况就比较模糊。在科举考试中受汤氏包庇的韩敬可以算一个，上文中所提到的徐兆魁是广东人，乔应甲是山西人，刘国缙是辽宁人，房壮丽是河北人，王绍微是陕西人，姚宗文是浙江人，朱一桂是江西人，徐绍吉是四川人，周永春是山东人，只有刘光复、郑继光是安徽人。而前引序文中被汤宾尹视为同道的鲁泉詹沂，即为宣城人，隆庆辛未进士。而据汤氏文字来看，鲁沂在宣籍士人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在时下有关宣党问题的论述中，却鲜及此人。鉴于上述，宣党的历史面貌仍有亟待澄清的地方，至少不能在简单以道德层面对该群体进行定性了。

（2）宣党的名称值得商榷

说到明末党争，不得不提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万历二（1574）年进士。李三才常与顾宪成结交，评论时政。虽然不是东林党人，却是与东林党关系最密切的人，也形成党争的关键人物。从万历三十年代以后，中央和地方官僚的空缺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万历三十八（1610）年，顾宪成等东林派想要把李三才送入内阁，遭到反对派的攻击，从而形成党争。最初弹劾李三才的是沈一贯的同乡邵辅忠，他说：“凡海内名流为陛下用用耳目者，以馈遗结之，为陛下斥逐山林者，以请托招之，藉道学以为名。依贤豪以立脚，或无端而流涕，或无故而感慨。使天下士靡然从风，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感时忧事者，误入其套中。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 ” 面对此次弹劾，李三才本人对此加以辩解，接着顾宪成、董兆舒等东林派人士不断上书，为李三才辩解。而就在围绕李三才问题的议论过程中， “反对东林党的人士渐渐巩固了相互的结合。以汤宾尹（宣城人）为中心的宣党、以顾天俊（昆山人）为中心的昆党、以沈一贯为中心的浙党等，出现了若干个以出身地的人际关系形成的团体” 。

汤宾尹等人自然不会自称为宣党，因为“党”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那么， “宣党”的名称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前面已经述及，将汤氏等人目为宣党固然是因为汤宾尹是安徽宣城人，但真正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以专有名词提出的，很可能便是自己也不愿同“党”挂上关系的东林党人。也就是说，宣党之名往往是由反对者强加的。周念祖在《万历辛亥京察纪事始末》中：“元荐疏中所述破邪谋一段，在沈一贯、顾天埈、汤宾尹三人。一贯之为权相，顾天埈之图拜相，二三年章奏中亦已说剩，夫人而知之。独昆、宣党三字自元荐始发，夫人未尽知也。 ” 我们知道丁元荐是东林党人，所以这个称谓不免有门户之见，周念祖说：“夫以一宾尹之力不足当东林什一，宾尹于东林原无揆路之碍，其隐处东林安从而窥？东林所以力折之者其迹安见？元荐乃以伺隙，借书发难，槩诬诸臣以奸党，岂梦中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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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党研究的史料需要挖掘

史料的取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最后的结论，这一点在明末党争研究中尤其明显。现有关于宣党的研究著作，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有《明史》、《明神宗实录》、文秉《定陵注略》、吴应箕《东林本末》、黄尊素《黄忠端公集》等等。这些史料的编纂者大多是东林党人或者是和东林党关系密切的人。因此他们在论述时既有传闻异词，更不免有门户之见。我们想要了解宣党的真实面目就会有些困难，这也是研究宣党时存在的一个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

一是上文提到的庚戌科场案，论述宣党问题的几乎均会提及此事。对于这场科场舞弊案，历来见解不一。当时人汤显祖便谓韩敬的文章“自是当时第一义” ，其案发“自是当今第一冤” ， “前明公书，谓时议聚讼，何意至此。弟初闻之，愤愤至废寝食。近今每三日内辄为公喟然数声。诽俊疑杰，古今庸态。弟更得此排荡激发挥斥为序。匪惟吊屈，兼以诅秦。 ” 钟惺在《汤祭酒五十序》中说：“庚戌、辛亥之际，诸公躁而失图，私计汤先生一日不去，则吾不能一日为所欲为。诸凡摧抑人才，破坏元气，滋议论而伤国体之事，即不以先生一人终，实以一人始。至今年丁巳，先生才五十耳，使国家无故失一救时宰相，有识者为先生惜！” 可见当时人对韩敬的文采是承认的，认为其科考高中在情理之中。汤宾尹取中韩敬并非如反对声音所言是“关节”所致。依据时人不同的观点，可以就某些事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并不是“宣党”研究中特有的现象。

另一件就是汤宾尹夺妻事件。对于此事也有些不同的观点。金文京便指出此案有可疑之处，指出“牵涉此案的施天德、冯应祥、芮永缙等人都是秀才，而晚明时期由于生员名额大量增加，以致杂流并进，地方上勾结为奸，互相倾轧之事比比皆是。 ” 汤宾尹的说辞则是：“余往者自官疾归，独父母之思也。归而为怨家所嗾，宁徙江上以居……余与初文俱自微起，而余家世孤寒特甚，父笔耕、母绩爨、兄弟杂佣，保以生。一朝骤显，尤为人所憎。 ” “宣州近来事，咄咄怪非一。陆地簸狂涛，禊狳向人立。以所观宣事，能作恶者世贵也，能群为雄者秀才也。我起家贱贫，性不解恶，又离其雄，是以进退狼狈。 ”

三、结论

本文主要论述了关于明末党争中宣党研究存在的三个方面问题。首先，现在关于明末党争中的基本局面就是重视东林党的研究，对其反对派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偏向东林党的。其次，在现有关于宣党研究的论述非常少，主要围绕庚戌科场案和汤宾尹个人道德问题两个方面。最后，现有的关于宣党的研究著作，他们所使用的史料主要出自东林党人之手，所以他们在论述时既有传闻异词，更不免有门户之见。我们想要了解宣党的真实面目就会有些困难，这也是研究宣党及明末党争时存在的问题。

（作者王小月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本科生，丁修真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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